【示威浮世繪】畫家Perry Dino一支畫筆踏前線 畫布沾上了催淚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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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示威遊行不斷,7月21日民陣發起的遊行開始前,在遊行路線終點附近、放滿了一排攝影機的柯布連道天橋上,唯獨有一處架上了畫架。站在畫布前,Perry Dino調好了油彩,手執畫筆,畫的是天橋前方景物。「我現在就像導演一樣準備布景,布景準備好了,演員就可以埋位。」他用畫筆沾了沾黃色的油彩,塗在畫布上的斑馬線,續道:「我是負責創造一個畫面,這畫面是凝固的,當中的模特兒我用多少錢也請不起,在幾秒內就要捕捉到。你永遠都不會知道一會兒會發生甚麼事,這是最刺激的地方。」

他一邊畫,一邊吸引到不少人好奇的人打量,甚至拿出手機,拍下他的作品。至遊行尾聲,一幅油畫雖然未告完成,但仍能看出畫布上人頭湧湧的示威場景。

Perry Dino是一位紀實畫家,每有示威、集會、社會運動,他定會背起畫箱、畫布,到現場紀錄,不少人或許都見過他作畫的身影,而自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風波開始至今,他已畫了逾十幅關於這場社會運動油畫。繪畫社會運動場面至今已七年,他說自己肩負着紀錄歷史、香港民主進程的重要任務,既無悔,亦是榮幸。「時代到了,我就做這件事。你如何猜想到那麼老套的油畫,竟會是在現場繪畫?」他笑笑,以藝名Dino的諧音反問:「不是『癲佬』怎麼做?」

攝影:李穎霖

新城市半小時內變了天

要紀錄示威遊行並不易,不但要在擠逼的環境中找到一個無人的背景,還要看附近有否警崗線、記者肯不肯讓位,而在兵荒馬亂的衝突場面發生前,就要收拾好工具離開,「因為要保護好畫作,很難再重來,像7月14日沙田區遊行,我在新城市廣場去了一趟洗手間,沒想到過了半小時,那裏就變了一個危險地方。」Perry說。

7月21日民陣發起的遊行開始前,在放滿了一排攝影機的柯布連道天橋上,唯獨Perry Dino所在之處架上了畫架。(李穎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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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畫畫邊食催淚煙

從4月底首場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已舉行的遊行起,Perry一直跟進着整場運動的發展,至今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6月12日民間發起「三罷」活動時,警察於金鐘施效催淚彈驅散佔路示威者的畫作。當天他致電任教的幼稚園,表示自己將響應罷課時,他正站在天橋上作畫。「對方在電話裏聽到『撤回、撤回』,畫畫期間其實已嗅有三次催淚煙的味道。」當時身上並無任何防具和口罩,令經過的人都擔心他的安危:「畫着,有兩個年輕人走上來,說:『畫家,這次你真的要走了,我想速龍一分鐘就衝到上來!』」

6月12日在金鐘畫的畫作,Perry說它在現場至少「享受」了四次催淚煙,相信未來科技可驗出殘留在畫中的催淚煙物質,令這幅畫更特別。(李穎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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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布沾上催淚煙

Perry清楚記得自己心跳開始加速,逃離現場的人龍塞至海富中心天橋尾,有物資站人員拿物資上天橋,有十多歲的女生在旁哭着。他一邊撤離,身旁一直響起發射催淚彈「嘭、嘭、嘭」的聲音,「入到海富中心、港鐵站,附近就爆了一個催淚彈,今次『中晒』。之前三個(催淚彈)都忍受到,但今次我全中,眼水、鼻水模糊。當我出海富中心時是很感動流眼淚,我覺得雨傘運動回來了。」說完,看着當天畫的畫作,他續道:「這幅畫在現場應該至少「享受」了4次催淚煙。未來科技發展,應該會驗到當中的催淚煙化學物質。我覺得世界上不是有很多畫有催淚煙,這是頗有代表性的事。」

一切由D & G事件開始

走入Perry Dino的畫室,百多呎的空間塞滿了多幅畫作,只留下窄窄的通道和剛好夠他一人作畫的空間,「有逾百幅吧,我也數不清畫了,稍後可能還要另租一個地方作儲存。」90年代從理工學院畢業後,Perry從事廣告行業14年,直至女兒出生,為了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他毅然轉職成為視藝科老師。有了幸福的家庭、教職,生活本來應平穩,但2012年的D&G事件,為這七年份的紀實畫作打開了開端。

百多呎的畫室內塞滿了多幅畫作,Perry說七年來完成了逾百幅紀實畫作。(李穎霖攝)

「當時D&G不讓港人在櫥窗拍照,只讓內地顧客拍照,這件事觸動了我,覺得『咁都得?』」不止是Perry,當時不少香港都為事件感到憤慨,甚至有網民發起到店舖門前拍照的行動,以表不滿,而這行動亦令未曾試在市區寫生的Perry產生興趣。 當天,逾千市民響應到場,Perry憶述自己站在廣東道對面一間銀行的入口,當個安全的旁觀者,簡單地架起三腳架,畫下當時情景,一畫便是一整天:「上巴士時發現自己的雙手很髒,但內心很開心、滿足感。」

香港有百萬人為聲援示威群眾走上街頭當天,Perry形容當時仍在學的自己「理性擊退了感性」,為了趕上交功課日期而沒有參與遊行,這份內疚令六四成了他不敢觸碰23年的話題。(李穎霖攝)

悔恨八九年沒參與百萬人遊行

D&G事件只是一個開端,令他認真對待紀錄社會運動這件事的契機,發生在2012年6月4日。那時,他任教的學校正向學生播放了六四事件的片段,亦打開了的那份潛藏在Perry心中20多年的內疚。「我就站在禮堂的最後面,學生全部背向我,我黯然落淚。這觸碰了我多年來不敢碰的題目。」他慢慢地說着。

紀錄過2012年的六四紀念晚會後,Perry形容自己像是「玩出火」,開始不停畫社會運動的場面。(李穎霖攝)

首次出席六四燭光集會後 開始不停畫社會運動場面

八九民運,香港人走上街頭,聲援示威群眾,百萬人遊行當天,仍在學的Perry卻須交功課。「最後理性擊退了感性,我留下來做功課。」然而,交了功課後,教授稱六四是國殤日,延遲了交功課的限期:「是很內疚,心裏想哭,為何不去(示威)呢?那時香港首次有逾百萬人示威,我就躲了起來。只為了功課。」廿多年後,這份內疚感一湧而出,令他萌生紀錄當天晚會的念頭。「那是我第一次參與六四燭光集會,原來現場很暗的,肉眼判斷的顏色是全都錯了,結果我畫的人像黑猩猩一樣。」那晚過後,Perry形容自己像是「玩出火」,開始不停畫社會運動的場面。

畫着銀髮族遊行的畫作,憶起當日現場所見的場面,Perry說當日見到一眾長者出來支持學生,令他相當感動。(李穎霖攝)

以畫紀錄歷史讓女兒知道

和不少中年人一樣,50多歲的Perry出身很寒微,在徙置區成長,他坦言自己以往政治冷感,只想讀好書、找份好工作,改善生活環境,但多年過去,看着現今的政治環境,他總帶着一份對年輕人的愧疚。「作為成年人,我要向年青人道歉。」他說着,本來平淡的語調稍顯激動:「是我們當年把關不好,放了一個不好的政權下來,草草過了關,令年輕人現在的生活變得困難。」成了兩女之父,他更覺紀錄歷史相當重要:「我很想兩個女兒知道,爸爸當年那麼傻走出去,稱呼自己是「癲佬」是為了什麼?為的就是告訴她們,彌敦道、金鐘曾有人露營,以及他們這樣做背後的原因。」每每有示威活動,Perry總會把場面畫下,他視這是一種無聲的抗爭,但可以的話,他說其實並不想畫如此多示威畫面。

望有真民主後可將畫作捐出

畫下的畫已逾一百張,他深信畫作對後世具有價值,而這種價值並非在金錢上體現:「可能香港民主去了一個地步,有一間「民主進程展覽館,我就可以捐大部分的作品出去。」

佔領行動期間,Perry亦有紀錄當時的情況。(李穎霖攝)

然而,縱然他並非勇武地站在抗爭的最前線、只是和理非地畫畫,但他總擔心用了自己的真名作畫,會無法過關到內地買畫布,又擔心畫室的地址會曝光:「她都不一定是安全,我就最怕被破壞,或是賣走了去到一個不明身分的手上,之後就將它毀滅。」在強調法治、安全的香港,以往有這種擔心,或令人覺得只是杞人憂天,問Perry為何有此擔心,他也不太說得清,但這或許就是現時社會氛圍為人帶來的危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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