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揭逾六成基層婦女疫下須停工照顧子女 社協促增加托兒服務

撰文:曾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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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不少學校都一度停課或進行半日授課,不少在職基層婦女只能選擇暫時停工照顧年幼子女。為了解疫情下基層婦女的就業及照顧情況,社區組織協會進行了3項調查,結果發現逾七成課餘托管機構曾因應疫情而暫停服務,亦有逾六成的基層婦女為照顧子女而停止工作,令家庭整體收入銳減。社協認為現時托管名額及資助額明顯不足,促請政府增加相關名額及完善托管服務,正視基層婦女照顧者的需要。

為了解疫情下基層婦女的就業及照顧情況,社區組織協會進行了3項調查,結果發現逾七成課餘托管機構曾因應疫情而暫停服務,亦有近六成半的基層婦女為照顧子女而停止工作,令家庭整體收入銳減。(曾鳳婷攝)

疫情下基層婦女就業及照顧情況研究由社協於去年7月至今年3月期間進行,以網上問卷及電話共訪問200名基層婦女、72間小學課餘託管機構及26間深水埗託管中心。調查發現,在疫情高峰期學校需停課時,有75%受訪的小學課餘托管機構暫停服務,單在深水埗區已有近九成的小學課餘托管中心及全數暫托幼兒和學前兒童課餘托管服務需要暫停;分別有49%和48%受訪者表示平日使用的幼稚園和小學託管服務亦暫停,令他們無所適從,逾六成受訪婦女指出為了照顧子女而需要停止工作,影響家庭收入。

接近全部受訪照顧者承受「高負荷」壓力

由於基層婦女多從事餐飲及零售業等受疫情打擊的工種,近半婦女受市道影響下失業,即使有工開,亦面臨工時大減的情況,每月平均收入比以往大減約一半。除了經濟上有壓力外,疫下婦女平均照顧及料理家庭的時間激增,由以往平均9.3小時上升至13.3小時。99.5%受訪者的照顧者的負荷指數更超過7分(13為最高分),平均達12.7分,反映她們照顧家庭及子女時承受「高負荷」的壓力,主要為處理子女情緒、跟進子女功課及溫習和協助子女上網課等問題。

婦女尋找托管服務艱難

育有兩個孩子的何女士是單親媽媽,以往從事上門的家庭助理工作,惟在疫情下,兩個孩子停課或留在家中上網課,需要有人留在家中照顧他們。何女士隨即尋找托管服務,希望能兼顧照顧子女及外出工作。然而,坊間的托管服務名額少,何女士一直未能找到相關服務,最終只能向學校求助,學校卻回覆指未能提供托管服務,只能短時間讓小朋友留在校務處,讓家人稍遲接走孩子。

苦無辦法之下,何女士只能選擇自行停工,以往僅有的4,000多元收入亦隨即歸零,現時依靠綜援度日,「如果有親友、鄰居幫手照顧到,間中都會去工作,但收入大不如前」。何女士亦希望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自力更生,不用申請綜援,但由於托管服務欠奉,她一直只能從事較彈性及薪金較低的工作。

Candy在疫情後,便開始全職照顧女兒。她指,過往曾排隊託管服務多年,8歲的大女兒幸運地排到社協的託管服務,而4歲細女兒即使排到坊間的託管服務,Candy亦未有選擇使用。她解釋,相關的託管服務需要20元一小時,而她工作的時薪只有約40元,即意味一半的薪金將會用於託管服務。(曾鳳婷攝)

基層無力負擔坊間付費托管服務

Candy在疫情後,便開始全職照顧女兒,她透露過往曾輪候托管服務多年,8歲的大女兒幸運地排到社協的托管服務,但4歲小女兒即使排到坊間的托管服務,Candy亦未有使用。她解釋指,相關的托管服務需要20元一小時,但她工作的時薪只有約40元,意味一半薪金將會用於托管服務,「到底我做嘢定唔做嘢好?自己照顧唔到,但又搵唔多」。她希望當局能向基層婦女提供更多資助,讓她們能選用托管服務,全心投入工作,增加家庭收入。

余小姐育有兩名子女,她在疫情前從事餐飲散工,家庭總收入達2萬多元,惟在疫情下,因庇護工場停止開放及停課,她需要留在家中全天候照顧有智力障礙的大女兒及就讀高中的小女兒。(曾鳳婷攝)

婦女照顧者成子女角力和事佬

余小姐育有兩名子女,她在疫情前從事餐飲散工,家庭總收入達2萬多元,惟在疫情下,因庇護工場停止開放及停課,她需要留在家中全天候照顧有智力障礙的大女兒及就讀高中的小女兒。現時一家四口的經濟重擔落在從事三行及維修的丈夫身上,「一個人搵錢,四個人用」。加上大女兒時常在家中不受控,與小女兒經常吵鬧,余小姐亦要充當和事佬,她形容情況「睇少眼都唔得」,家庭及經濟的情況亦令她壓力倍增。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批評政府目前只提供6歲以下孩子的托管服務,惟托管名額及資助額不足,疫情下這些服務更一度暫停,再度揭示基層婦女對這類型服務的急切需求。(曾鳳婷攝)

社協:現時托管名額及資助額不足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批評政府目前只提供6歲以下孩子的托管服務,惟托管名額及資助額不足,疫情下這些服務更一度暫停,再度揭示基層婦女對這類型服務的急切需求。她認為政府應盡快檢視及制定兒童照顧者政策,例如按地區需要增加各類托兒服務的資助名額及完善托兒配套等,以支援基層婦女出外工作的空間及減輕他們照顧家庭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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