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製造》攝影師重遊舊地:當時曾想拍下全港公屋、草根躁動

撰文:陳銘智
出版:更新:

1997年,中秋、阿屏和阿龍三名年輕人同遊和合石墳場,與他們日常面對狹窄又擠滿雜物的200呎公屋不同,穿梭墓碑,跑跳之際,墳場竟然令他們更自由、更舒服。他們在那一年,永遠年輕。青春早逝扣連九七隱喻,《香港製造》是研究香港電影其中必讀的一章。
公屋是戲中主角的主要生活場景,不少評論指出,這種狹窄侷促的環境,制宰年青人的命運。攝影指導柯星沛回憶,當時陳果只得一份劇本,以及劉德華公司送的5萬呎過期菲林,每日開戲人手連演員只得8人。戲裡戲外,限制一樣的多。「因為劇本講的是草根階層的故事,有古惑仔、社工、失職的父母,所以環境一定是找公屋拍。你不會在戲中見到中上環半山的豪宅。曾經我想將全香港低下階層不同種類的住宅都拍進去,因為冇錢,做不到了。」
攝影:盧翊銘

柯星沛說:「如果說人生中最難忘的拍攝經歷,第一就是《香港製造》,第二是《點五步》。兩者都在沙田公屋取景。」(盧翊銘攝)

【香港製造】成長於瀝源200呎公屋的青年:砌完高達冇位擺

+3

公屋環境壓迫 草根躁動

訪問當日,和柯星沛遊走禾輋邨,他邊走邊回憶拍攝趣事。曾經出現在他鏡頭下的平台單車泊位、天井和走廊,他說的起勁。「如果說人生中最難忘的拍攝經歷,第一就是《香港製造》,第二是《點五步》。兩者都在沙田公屋取景。」

回到20年前,《香港製造》導演陳果37歲,柯星沛40歲,本應是大展拳腳的盛年,香港電影卻面臨危機。他記得那時「韓國有能力拍好電影,台灣減少進口香港電影。當年一半電影從業員都為生計而轉行。」根據政府統計,1992年的香港電影海外票房有18億6,000萬,2014年只有3億。

正當柯星沛也開始思考去留之際,他的朋友陳果找他吃飯,餐廳的卡位上放有一份劇本。原來他們都是沙田友,陳果住瀝源,柯星沛住愉田苑。「他對我說,老闆拒絕開戲,這份劇本就是《香港製造》的原型,但當時還未取這個名字。陳果邊說邊吃,到最後突然提議:不如我哋拍!你做攝影指導,得唔得?」柯星沛在此之前主要擔當導演,《香港製造》是他首次掌鏡之作。

當一個人沒有任何私人空間,連一張床也要拉出來,自然令人躁動。現在柯星沛想來,當時沒有太刻意經營,只是順從思路,從環境壓迫角色。(盧翊銘攝)

閱讀過劇本,柯星沛覺得,既然大家是沙田友,何不取景自己最熟悉的社區拍攝?故事有失學古惑仔、學生自殺和包二奶等小市民生活日常,如此貼近社會,公屋狹窄的空間能為角色帶來壓迫感。當一個人沒有任何私人空間,連一張床也要拉出來,自然令人躁動。他利用光影將鐵閘投射到牆身、中秋從窗花遠眺,以及天井四周圍起的欄杆。對於影評如此分析,他說當時沒有太刻意經營,只是順從思路,從環境壓迫角色。

於是,主角屠中秋的家是陳果問朋友借來,沒有向房署申請。現實中的街坊沒有向他借醬油,而是和保安一起上門投訴嘈音。有一幕中秋想用摺凳打爛電視機,「阿Sam(李璨琛)真的打不爛電視機,摺凳也打壞,陳果將計就計,叫他把電視機拋到天井去。當時我們先留意天井有沒有居民行過,然後才叫他快手拋出去,拋完他要立即走。」

拍攝期間,大家都辛苦得沒空想戲名,直到有人問起,陳果想了想,決定叫《香港製造》。柯星沛笑着反問:的確在香港拍,唔係咩?(盧翊銘攝)

重重限制中的香港製造 

當主流電影環境崩潰之時,柯星沛覺得,恰巧製造機會給「Indie嘢」,嘗試不一樣的拍攝電影方法。這份關係,呈現在劉德華公司送給陳果的5萬呎過期菲林上。在電影行業中,不管成本幾低,攝影師絕不使用過期菲林,被認為是「不能犯的錯」。「電影公司每逢開戲,會向菲林廠訂購一定數量的菲林,假如一部戲訂購10萬呎菲林,拍掉9萬多呎,餘下的菲林能退款就退款,若不足以退款,就會存放在電影公司,直到過期。過期菲林最大問題是,攝影師無法控制拍出來的畫面色調,畫面會微粒粗及偏色。收到那批菲林後,我按品牌、日光、夜光及過期時間分類,嘗試令拍出來的畫面質素較為連貫。」

所以,看《香港製造》,其實是看用過期菲林拍出1997年的沙田。菲林過期年份平均5至7年,最久遠有10年。用1987年的菲林拍1997,中間十年過渡期人事變遷,由一張張過期菲林拍出。這批菲林塵封期間,可是經歷過八九六四、移民潮、股市狂升港人暴發等歷史。

《香港製造》講的就是草根階層的故事,古惑仔、社工、失職的父母……(盧翊銘攝)

「其實我怎樣做,都改變不了過期菲林的先天性缺陷。」柯星沛說,而這句話或者可以與回歸類比。「但我轉念一想:為什麼不可以將它變成電影的風格?我想,這是香港第一次有人用過期菲林拍電影。」他不忘補充一句,《香港製造》成功奪得當屆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新演員後,行業開始規定,過期菲林不能免費送出。

除了菲林限制,資金緊絀、人手短缺,能夠完成這部電影,極度消耗工作人員心神。他回憶,飾演弱智阿龍的李棟泉兼任副導演;他本人攝影、打燈、電工,陳果除了導演,還兼任道具、運輸、場務、美術。後期副導發燒,沒有他戲份的時間,他就半昏迷坐在凳上。「例如剛拍好上一場,大家打算拍下一場講遺書的戲。有人問:遺書呢?陳果立即跑落街買,未寫好?陳果即席揮毫:親愛的阿屏...好辛苦啊當時!」

辛苦到大家都沒空想戲名,直到有人問起戲名,陳果想了想,決定叫《香港製造》。柯星沛笑着反問:的確在香港拍,唔係咩?

拍出年青人的反叛

《香港製造》是香港製造的電影,意義不止於此。與屠中秋有關的公屋、倫理、社會議題、全都是香港獨有的,專屬一個時代一個地方。柯星沛覺得,電影還是訴說年輕人不信任成年人世界,不滿成年人代表的、現存的社會制度。中秋生命的起落,是年輕人對上一輩的家庭、教育制度的反叛和不滿。

他記得,電影曾在日本和法國發行,當時觀眾看到沙田的200呎公屋,非常驚訝。「他們會發現,原來香港有不少人住這樣的地方。其實電影永遠探討人,情感是普世的,不同的是表現的手法,以及每一個城市的面貌。」

柯星沛記得電影曾在日本和法國發行,當時觀眾看到沙田的200呎公屋,非常驚訝。「他們會發現,原來香港有不少人住這樣的地方。其實電影永遠探討人,情感是普世的,不同的是表現的手法,以及每一個城市的面貌。」(盧翊銘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