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一個中國技術哲學：洛文克訪談許煜（三）
前文回顧：
翻譯：胡育祥
洛文克：
您認為在多樣性和差異的名義下，應該要有一個特別中國的哲學。「如果我們承認有許多技術不僅在功能和審美方面相互有別，也在存在論和宇宙論方面相互有別的話呢？」您也說「技術的哲學概念不能被假定為普遍的。」您認為這個誤解阻礙了我們去理解全球的科技。中國在政治修辭上將自己定位為多中心世界的一位參與者。普丁（Putin）也贊同這個理論，他和中國一起努力移轉美國的全球領導權。您是在提倡一個多中心的科技哲學嗎？
許煜：
我之前說過，廣為世人接受的技術概念非常侷限於希臘意義下的technē，或現代意義下的科技。這是很奇特的現象，好像科技本身是普遍的，好像對非歐洲技術的論述必須處在一個相當狹隘的歷史概念中才行。我追問這一點，而我這樣做也是在挑戰整個科技哲學的文獻，把這個技術概念給相對化。啟蒙時代的人文主義者信仰普遍主義，而且一直到今天，談論相對主義和外來主義都還讓人覺得羞恥。但只有在我們將普遍事物給實體化，而相信相對主義和普遍主義，才會這樣。我們可以相對化一個概念，以便於普遍化，以便於走向「相同」的東西。
我同意您的看法，我們要小心處理這個問題，在我們能力範圍內從全球政治的角度處理它，就像您的建議一樣。我們有兩種方式構思多中心世界，它們都立基於對「差異」運動的種種詮釋。啟蒙時代以來，我們一直都在嘗試從相同或普遍事物演繹出差異，於是我們今天就面臨了多元文化主義。這預測了近來新反動派的反啟蒙情緒，它相容於右翼運動，也和右翼運動產生共鳴。另一條全球化道路則以相反的運動為基礎，藉由肯認差異，甚至是肯認絕對差異，來歸納出相同。比方說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的哲學作品（以及漢學家希加林[Victor Segalen]、葛蘭言[Marcel Granet]等人）就是肯認絕對差異，縱使他沒有要自己的作品被人從政治或歷史角度解讀。不過，如果沒有追問科技，這樣的差異就沒辦法得到肯認，因為自從全球化和殖民開始以來，就是它讓全球的時間軸同步化。如果沒有它，將來我們就無法和這種以相同為基礎的同步化切斷聯繫。我不意外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也談過這個全球化問題，而且他還提出一個「多元宇宙論」[7]。可是對我來說，他批評海德格讓時間優先於空間，這個批評一方面值得相信，一方面也值得商榷。他的空間分析用了泡泡這個視覺意象，但只有當牆或膜存在時，這個意象才能存在。最能具體說明膜的例子就是國界了，所以他2016年接受政治雜誌《西塞羅》（Cicero）訪問時，指出歐洲需要發展出一套有效的邊界政策，避免自我毀滅。他的泡泡理論很奇特地相容於右翼運動，包括德國另類選項黨（AfD），他以前的學生和同事雍恩（Marc Jongen）就是這個政黨的哲學家。
我和他不同，我持續聚焦在時間問題上，擴充德希達（Jacques Derrid）和史蒂格勒對海德格歷史性概念的解構；西谷啟治曾經感嘆亞洲缺少自己的歷史性，我也帶著這樣的傷感在工作。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展示了中國的科技思想，而第二部分我就揭示了這個思想的弱點。
洛文克：
毛澤東很明顯在您這本書缺席了，他曾經說過：「西學的體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術。」[8]而由於他的「農民異端」[9]，他對蘇維埃式的工業化有了不一樣的想法。我們西方人對中國和科技的想法，有很多被我們投射到他逝世後的年代，在鄧小平主政下，中國過渡到了市場經濟，而且還出現了珠江三角洲經濟特區。某種程度上毛澤東的時代並不重要。中國早在1950年代中期就擁有自己的核武，而過沒多久，大躍進期間就發生了災難性的工業化。您能不能跟我們說一下，為什麼1980年代以前沒那麼重要呢？
許煜：
您完全說對了。這本書也的確沒談很多文化大革命的事，可是我一直沒有完全忽略它。我認為文化大革命接續了中國另一段現代化的時期。粗略來說，中國現代化有三個時期：自強運動（1861-1895）、五四運動（1919）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文化大革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我和兩位朋友正以這條思想軸線為基礎，發展一項研究計畫。就像我在訪談開始的時候講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極端的西化形式，它準備了大規模的工業基礎建設和各種條件，讓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能夠加速推行。文化大革命當然不是沒那麼重要，它反而具有核心的位置。事實上，我和香港、柏林的伙伴剛剛啟動了一項新研究計畫，文化大革命就是核心的主題。
中國早在1950年代中期就擁有自己的核武，而過沒多久，大躍進期間就發生了災難性的工業化。您能不能跟我們說一下，為什麼1980年代以前沒那麼重要呢？（VCG圖片）
洛文克：
沒有現代性的科技，您討論到它和日本的海德格學者西谷啟治有關時，讓我想起「沒有民主的網路」。就像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在他第一本書表達的，網路科技並沒有自動導致西方式的代議民主。科技的效果似乎很難預測，往哪個方向前進都有可能，而且也常常和西方專家販賣的劇情不同。您在這裡難道不是在和影子搏鬥嗎？為什麼連結到（ 西方的）現代性在您的故事裡那麼重要呢？
許煜：
我覺得，我們在說科技是徹底開放，因此在無法預測時要很小心；它就像是在說我們可以用臉書發起社會運動，所以我們可以部分忽略臉書的問題。您離開臉書，創建了Unlike Us Network，我很確定您比其他任何人都還了解這個道理。有時候我們很容易用正面的外部事物來證成一項科技，而沒有真的去面對它的主要目的和功能；這是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就像西蒙東說的，我們有一個多數模式和一個少數模式，前者屬於專家和技術人員，後者屬於使用者，在他們之間有一條鴻溝。使用者沒辦法理解技術實在，他們對它的可能用途覺得很滿意，因此看起來好像有一種無可預測性或開放性。但我們應該就這樣滿足嗎？
面對人類紀，大家又開始討論起現代性了，例如哲學和人類學，學者例如拉圖、德寇拉、卡斯特羅（Viveiros de Castro）。德寇拉的作品很重要，他批判了自然主義，而且努力開啟一個存在論多元主義，他想要承認存在論的多樣性，並嚴肅對待這些存在論。如果一個文化沒有這種西方的「現代性」，怎樣才能面對人類紀呢？它應該回歸自身傳統嗎？還是再度採用西方論述？這裡的困境是：回歸是一種陷阱，採用是一種遺忘。我之所以援引西谷啟治，就是因為京都學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很深入一項哲學研究計畫，叫做「克服現代性」，目的是要克服西方和民族主義。京都學派的創始人西田幾多郎，開展出一組根本區別，將西方思想和東方思想間區別開來，也就是將存在和虛無區別開來。京都學派想要調用「絕對虛無」觀念來克服現代性，它援引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名言：「用虛無主義克服虛無主義。」但不幸的是，這種哲學「歸家」最終迎來了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將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必須對「克服現代性」加以反省，避免重蹈覆轍。
洛文克：
我對激進的中國虛無主義很感興趣。批評中國遺忘存在，難道不是新的殖民教育計畫，按照最新的斯洛特戴克式療法，訓練出大批的新「全球公民」嗎？難道不是一個心靈訓練期，來擺脫智慧手機上癮問題嗎？在徵求民族哲學時，總是包含有教育的元素。您認為可以怎樣避免這個問題？
許煜：
我在這本書攻擊了形而上法西斯主義（metaphysical fascism或 proto-fascism），我認為它和我們在（您剛才引用的）海德格、京都學派、杜金（Aleksandr Dugin）等學者那裡發現的歸家是一樣的東西。我相信我們必須用新的觀點找回傳統，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將傳統去實體化。在上一個世紀，將傳統或文化實體化導致兩個主要結果：民族主義和文化工業。前者在他人和本真的自我之間畫了一條線，動員民族主義，讓它成為一個治理性；後者則是把文化轉換為工業生產，這在文化工業政策中相當明顯，例如中國有越來越多的「創意小鎮」，它們將文化遺產當成資本來用。我們已經可以明顯看到，而且未來幾年也只會更明顯看到，中國的發展正從一個工業化模式轉移到另一個工業化模式：從經濟改革後在珠江三角洲大量製造，轉變為數位時代在長江三角洲製造文化產品。
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未來是不是有可能將傳統去實體化，讓它擺脫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可以恢復力量去用一種新方式和科技、都市生活、社會想像打交道？這就是為什麼我想要從道器來分析科技思想，而不是從某個技術物或技術系統來分析。和遺忘相反的是回憶，它非常仰賴我們要如何理解和進行這個回憶過程。回憶不完全涉及回想，或記住盡可能多的痕跡；它也蘊含了一種通道，通往其他地方[10]。
洛文克：
我想用一個您從傅柯（Michel Foucault）借來的希臘術語來請教您，將來會有一個數位「知識型」嗎？中國會參與定義這個知識型嗎？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在軟體生產領域持續缺席，並不是那麼振奮人心。印度在全球分工中已經站上那個位置了。中國看起來反而還會一直是硬體製造者。儘管北京推出新政策，投資到研究、知識生產和設計等領域，但大家的共識還是它扮演「全球工廠」的角色。取得軟體領導權完全是另一個遊戲，非常不同於深圳那些客製化行業。我感覺您的計畫也許可以在這方面有所作用。就像我看到的，這裡真正的考驗是在沒有批判性思想的情況下，能有一個茁壯的設計感受力嗎？概念和設計可以在哲學沒有自主性的情況下發展出來嗎？中國科技可以在沒有中國思想的情況下存在嗎？如果答案是「可以」的話，會怎樣呢？
許煜：
數位知識型已經存在了：只要我們看看媒體怎樣大肆宣傳數位媒介、創新、人工智慧、社交網絡、智慧城市、物聯網等等就明白了。它們構成了一個新的真理政權，這一點比利時的理論家胡芺華（Antoinette Rouvroy）已經分析得相當好了。數位科技正在迅速變成文化、經濟、社交等等的基礎，可是它也造成了各種問題。西蒙東60多年前寫《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時，曾觀察到文化和技術被差別對待，但這個對立在今天卻有了另一個形式：科技成了驅動文化的主要力量，它調節著文化的動態。中國科技可以在沒有中國思想的情況下存在嗎？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態，也是中國未來主義一詞的意涵，也是海德格說「科技將自由進入中國」的意思。
我這本書都在嘗試走過這個現代化和科技全球化階段，回到歷史，回到傳統形上學，來理解有怎樣的選項和可能性留給我們。就像你知道的，傅柯在《詞與物》之後放棄了「知識型」這個術語，而開始使用dispositif（部署），並將知識型重新定義為一種dispositif。我拯救了知識型一詞，賦予它政治能動性。我想問的是，將來有可能想像出一個新的知識型嗎，用它來找到另一個框架數位科技的方法？文化陷入危機時，會被迫製造出一個新的知識型，作為新的感受力和新的感受方法。我越來越相信這曾是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想用後現代來做的，也曾是他和夏樸（Thierry Chaput）在1985年龐畢度中心所策展的「非物質」（Les Immatériaux）想讓人們感受到（faire sentir）的。
不過，在中國脈絡下，知識型問題必須從中國自己的歷史出發來考察。我想在中國哲學史中區別出三種知識型：一、先秦哲學的出現以及周朝結束後儒學逐漸佔據統治地位，它在天人之間建立了、也正當化了道德感受力，因為天提供正當性給政治行動、社會行動、個人行動；二、晚唐佛學佔據統治地位後，11世紀出現了新儒學，它重建道德宇宙論，重新把宇宙生成學引入儒家思想，來重新肯認宇宙和道德之間的統一；三、中國在鴉片戰爭被英國擊敗後，被迫尋求新的知識型，來處理西方科學和科技，可是卻失敗了，因為中國嚴重缺乏理解科技的知識，也嚴重缺乏掌握這種物質轉型的經驗。對我來說現在似乎剛好又能認真考慮這個對認識論和知識型的探求了，因為全球化現在已經走到極限了，回應人類紀變得越來越迫切了。
我們未來是不是有可能將傳統去實體化，讓它擺脫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可以恢復力量去用一種新方式和科技、都市生活、社會想像打交道？（VCG圖片）
洛文克：
在2017年的現在談論宇宙技術，很難不涉及英國脫歐、特朗普、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以及新自由主義當前的危機——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型態，過去曾經促進了全球化。全球化一直以來都是共識，中國過去從這個共識得到了很多好處。一方面，當世界崩解成幾個比較小的區域時，中國或許也能在這個新局勢中得到好處。另一方面，我們可以預期全球貿易將會巨幅衰退，中國作為「全球工廠」，也將面臨這樣的困境。中國的國內市場必須有所成長。以新方式殖民非洲、亞洲其他地區和拉丁美洲，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彌補，但看起來並不是那麼有前途。更別說發動戰爭了，不論它規模有多大，最後可能都是一場大災難。您如何從您的形上學探求出發，解讀這些時代的符號呢？
許煜：
我最近在《e-flux》期刊發表了一篇討論新反動派的文章，它試圖呈現出，從歐洲啟蒙時代開始（如果沒有更早的話）的單邊全球化，在終結以後，怎樣導致西方哀嘆自己第二次的沒落（這裡我借用了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書名）[11]。可是這一次它不涉及文化的Innerlichkeit（內部性），也就是不涉及自然、技術與文化、文明之間的不相容；壓力反而是從外部來的。英國脫歐、特朗普和右翼運動都是這種面對西方沒落時表現出來的怒火，也就是這樣，英國和美國才必須再次偉大。目前的全球化終結以後，我們還能想像出怎樣的全球化呢？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結成聯盟當然重要，但光是這樣還不夠，因為這些文化也都需要找回並再造自己的宇宙技術。如果不這樣做，那麼改變的就不是全球化的本質，而只是它在地理上的權力配置而已。新的聯盟也許可以視為1955年萬隆會議的後續版本，那次萬隆會議所設定的目標就是反對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可是我們也要了解到，技術的普遍化支配了全球化的現狀，它是一個相當出色的新殖民主義形式，如果我們沒有更深入反省科技的話，那麼不論新的聯盟有多強大，它還是不會離開的。
我們的確要不計一切代價，盡力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但隨著英國脫歐、特朗普、右翼運動以及科技奇點即將帶來的更激烈競爭，我覺得——而且我相信您也覺得——戰爭從來沒像現在這樣迫在眉睫。您也許記得托特腦山哲學家在接受《明鏡周刊》（Der Spiegel）訪問時曾說過，只有神才能拯救我們。他說這句時，不是在講上帝，而是在講未知者（Unbekannte）。詩人的任務就是祈求它，依循它來感受，並畫下一條和它之間的界線[12]。這就是為什麼我相信海德格透過再造前蘇格拉底的technē觀念，是在盼求一個宇宙技術；正是在這個意義下，我們才能理解他為什麼會建議另一個開端（anderer Anfang）。海德格當然很有歧義，而這個歧義必須得到澄清，也必須有更激進的解讀，才能讓我們用宇宙技術的觀點來重新走向全球化；我們也許可以跟隨他的步伐，追尋另一個開端，但不只是為了歐洲。
關於洛文克（Geert Lonink）
荷裔澳洲籍媒介理論家暨評論家。他同時擔任歐洲高等學院（European Graduate School）教授，荷蘭阿姆斯特丹應用科學大學（Hogeschool van Amsterdam）研究型教授暨網絡文化研究所創始主任，以及阿姆斯特丹大學媒體研究（新媒體）副教授。著有《暗光纖》（Dark Fiber，2002）、《我的首次衰退》（My First Recession，2003），以及《零度意見》（Zero Comments，2007）。他近年來與他人共同籌劃有關維基百科研究、線上影片，以及搜尋文化的各項活動與出版品。他即將出版的書籍旨在探討Web 2.0裡的「大眾詮釋學」（popular hermeneutics）、大規模的評論文化，以及新媒體（研究）在人文學領域內的地位變動。
個人網站：http://networkcultures.org/geert
中國作為「全球工廠」，也將面臨這樣的困境。中國的國內市場必須有所成長。以新方式殖民非洲、亞洲其他地區和拉丁美洲，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彌補，但看起來並不是那麼有前途。更別說發動戰爭了，不論它規模有多大，最後可能都是一場大災難。您如何從您的形上學探求出發，解讀這些時代的符號呢？（資料圖片）
關於許煜（Yuk Hui）
許煜（Yuk Hui），現任教於德國呂訥堡大學（Leuphana University Lüneburg）哲學系，並負責該校的「參與的科技-生態」研究項目，他也是法國西蒙東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客座研究員。許氏在國際期刊如《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Cahiers Simondon》、《Metaphilosophy》、《Angelaki》、《Jahrbuchfür Technikphilosophie》、《Implications Philosophiques》等發表多篇關於西蒙東、海德格、謝林與技術哲學的論文，他出版有專著《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 2016 ）、《The Question Concerning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Urbanomic, 2017)，編有《30 Years after les immatériaux:Art, Science and Theory》(Meson Press, 2015)。
個人網站：http://digitalmilieu.net/
注釋﹕
[7] Peter Sloerdijk，Talking to Myself about the Poetics of Space，www.harvarddesignmagazine.org/issues/30/talking-to-myself-about-the-poetics-of-space。
[8] 譯註：原文出自紐約時報於1976年9月9日為毛澤東撰寫的訃告，2016年紐時中文網刊登了中譯本。筆者自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五冊，台北：遠流，1998，頁15-16，尋得該句乃出自1965年12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訃告中譯本相關段落請見：https://cn.nytimes.com/obits/20160912/c12mao-obit3/zh-hant/。
[9] 譯註：農民的異端，原文為peasant deviation，出自前揭訃告，中譯本相關段落請見：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0914/c00mao-obit4/zh-hant/。
[10] 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採用佛洛伊德的術語「durcharbeiten」來描述這個「通往」，請見其著，Logos and Techne, or Telegraphy；也請見許煜，On a Possible Passing from the Digital to the Symbolic，2017，http://hkw.de/de/tigers_publication/。
[11] 請見許煜，On the Unhappy Consciousness of Neoreactionaries，e-flux（81），http://www.e-flux.com/journal/81/125815/on-the-unhappy-consciousness-of-neoreactionaries/
[12] 請見許煜，Rhythm and Technics - On Heidegger’s Commentary on Rimbaud，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47（2017）：6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