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2018年是六八學運五十周年。01哲學選輯編譯帶讀者重返德國狂飆六零年代的歷史現場。六零年代的德國青年不論是「呼籲轉型正義」，要求上一代為納粹罪行負責，抑或是追求大學自主、以學生為主體的知識共同體，都造就了那個年代反體制、反權威的大規模社會運動。這樣的「漫長理論之夏」（Der lange Sommer der Theorie）對德國而言是一場長期的反抗運動，從學生、知識份子到勞動者，他們上握著汽油彈和馬克思，在不斷的頭破血流的運動中找到屬於自己時代的共同體。

德國六八學運圖集：

1968年，綠色星期四

1968年4月11日是德國傳統的綠色星期四（Gründonnerstag），也被稱為濯足節，為紀念耶穌基督最後晚餐的日子。那日，西柏林的市中心Kurfürstendamm 140號的「社會主義德國學生聯盟」（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SDS）總部有人按了門鈴。

「Rudi Dutschke在嗎？」門外一個穿著亮棕色皮衣、戴著包包的陌生人。總部內的學生點點頭，這位學運意見領袖正在為撰寫文章整理資料。陌生人默然離開了，然而，五分鐘後為兒子出門採購的Rudi Dutschke在街上遇到這個陌生人。

「你就是Rudi Dutschke？」

「是。」這位學運領袖回答時有些遲疑。

「你這骯髒的共產豬」，這位包包藏有左輪手槍和四十九發子彈的右傾比利時籍槍手Josef Bachmann對Rudi Dutschke 頭頸胸開了三槍。

這場槍擊案觸發了戰後德國最大的街頭運動。前年6月2日柏林自由大學學生Benno Ohnesorg才在學生運動中遭警射殺。反抗運動的情緒因Rudi Dutschke槍擊案又再度高張，那三發子彈就宛若打在千萬個德國年輕世代身上。廿七個城市串聯的「復活節抗爭」（Ostertage Demonstrationen）有五千名到一萬八名學生、教師、勞工、學徒等參與，50個城市因此交通阻塞。慕尼黑有一名攝影記者與一名學生被石塊砸中致死，超過四百名抗爭者與五十四名警察掛彩。

Springer出版集團提油澆火，旗下的《圖片報》（Bild）打著「現在就阻止青年紅軍恐怖！」（Stoppt den Terror der Jungroten jetzt!），《柏林早報》（Berliner Morgenpost）也以「解決鬧事者」（Störenfriede ausmerzen）等處處針對Rudi Dutschke，更加激起兩千名學生怒火包圍Springer出版集團總部。

「Springer─兇手!」（Springer – Mörder!）、「《圖片報》也是共犯！」（Bild hat mitgeschossen!）的呼聲此起彼落，但復活節並沒有員工上班，他們迎接的是總部前待命的兩百名警力和鐵絲籠網，衝突持續升高。左翼運動者Dieter Kunzelmann 堵在進出口的拉門，勞工想要往他頭上倒紅漆，反而是Springer總部的員工救了他。當時專欄作家 Ulrike Meinhof也在其中，之後則共同創建赤軍連（die Rote Armee Fraktion，RAF）等地下活動組織。當時石塊、火把與小燃燒彈齊飛，擊破了印刷廠的玻璃，而抗爭者也建立起路障阻擋警察，燒毀Springer集團的貨車─「燒毀一台車是犯法，燒毀一百台車是政治行動。」（Zündet man ein Auto an, ist das eine strafbare Handlung. Werden Hunderte Autos angezündet, ist das eine politische Aktion）。此景被《圖片報》定為「柏林恐怖」（Terror in Berlin）。

觸發這波的槍手Josef Bachmann受捕時自殺未遂，1970年2月，他在監獄中用塑膠袋窒息而死。同年身受重傷的學運意見領袖Rudi Dutschke赴丹麥靜養，然而九年後因癲癇發作而在浴缸溺斃，那年他才39歲。Rudi Dutschke曾接受柏林電視台記者採訪時說道「當然，一個非理智或是不明理的人可能對我做出什麼，但我無所畏懼」（Natürlich kann immer mal ein Wahnsinniger oder ein Neurotiker auf mich etwas verüben, aber ich habe keine Angst），當時正是1968年的綠色星期四，就在Josef Bachmann來訪幾個小時前。

從左翼學生發起的斯巴達克團不但挑戰了學術與政治權威，也展現出學生為主體的大學自治。他們針對當時的政經時勢提出了四條戰略：

一）馬克思大學。當前的高等教育被資產階級學術所操縱，必須回歸到勞工階級跟生產關係上的教育。

二）議會制外的街頭路線，直接民主的訴求。學生必須透過國家與社會各層次取得主導權，因此學生議會作為新的政治鬥爭場域，與自由進步派的教授、講師及學生合盟，訴求左派與自由派聯合的行動。對於斯巴達克團而言，「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念過馬克思三十六冊著作的人，而是在學院中強力推動執行政策的人。」（Marxist ist für mich nicht etwa der, der Marx in 36 Bänden gelesen hat, sondern wer erkennt, daß an den Hochschulen nur über eine einheitliche Politik etwas durchzusetzen ist.）

三）反威權的組織，不只是對外權威的對抗，斯巴達克團強調由下而上的組織架構，但必須遵守馬克思主義的綱領規範。

四）立場左傾的斯巴達克團必須處理與共產國家的關係，同時也就必須面對與蘇聯、毛中國的路線聯合。

在那個德國的漫長理論之夏，年輕世代用暴力衝撞去衝撞的，不只是歷史遺緒的沉痾，也是社會和教育體制的威權箝制。然而，他們看似是告別上個世代的權威崇拜，卻也在不同的領袖符號之中找到革命的認同——3M的馬克思、毛澤東、馬庫色——似乎又掉入一套領導崇拜的窠臼。儘管如此，就如同其他歐美國家的六八學運，那個年代所衝撞的、所創建的一套智識與權力體制，正面受到資本侵蝕全球高等教育的自主危機。而當時學運分子呼喊的創造力、想像力、大學自主等口號，如今卻只是附庸在資本破壞力的正當性上。在五十年後的今日，如何維繫學術自主與公共領域的發展關係，會走回某種浪漫情懷下的全面衝突，抑或是更微觀路線的批判改造？回顧歷史的我們或許能找到些片屑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