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璞

作者簡介｜布蘭戴斯大學助理教授

原編按：

1968年，五十年前，美國深陷越戰泥沼，馬丁·路德·金與甘迺迪相繼遇刺身亡。那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大搞「布拉格之春」，一直搞到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那一年，全球崇拜已成革命符號的切·格瓦拉。那一年，「六日戰爭」慘敗，馬克思主義的阿拉伯左翼武裝反殖民。那時，全世界青年學生走上街頭，高呼造反有理的口號。

本文關注點不在「五月風暴」事件，而是它帶來的一系列變化。在法國，有兩種「五月之後」，一是簡稱為68後的左翼時期，一種是遺產／遺忘的後現代功業，後者總想埋葬前者。無論如何，五月風暴都不是一段陳年往事，它總在提供著教益。

一份刊物和洪席耶的平等觀

「我們將屠殺邏輯的反抗」（Nous massacrerons les révoltes logiques）。寫於鎮壓巴黎公社的大屠殺之後，十九世紀法國詩人蘭波的《民主》中有這樣一句，諷刺了「為畸形而龐大的工作和軍事剝削服務」的所謂「真正進步」（中譯參見王以培譯《蘭波作品全集》）。一世紀之後，「邏輯的反叛」一語成為了一份內容充實、價格便宜的激進刊物的標題：Les Révoltes logiques。這份1975年發行首期的刊物，是68之後法國湧現出的眾多試驗性出版物之一，它們共同表徵了五月之後政治實驗和文化探索的延續。而到了七十年到末、八十年代初，正如我上篇文章中所點到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所謂「真正進步」開始用去政治化的「邏輯」重新編碼「五月之後」，這類刊物也相繼陷入困境，一個接一個地銷聲匿跡。《邏輯的反抗》在1981年發行了停刊號，出到了第15期。今天，在數碼資訊過於豐饒的新時代，這些出版物也已經被有心人掃描整理為電子檔，作為五月之後的檔案可以免費下載。而在五月已經被改寫為後現代社會成人禮的語境中，誰又會有心去叩訪這樣的檔案呢？它們沉入了歷史的晦暗皺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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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也不無反諷，我最初對《邏輯的反抗》起了興趣，也多少是因為這份刊物的主要供稿人之一是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在新世紀，這位當年的五月分子因為他的政治美學理論而成為國際人文學界的重要人物。如果沒有洪席耶美學在學術話語中的流通乃至「熱銷」，我還會查閱蒙塵的舊刊文檔嗎？洪席耶當年的行動（「反抗」）和思想（「邏輯」）上的「同志」們，又有多少已消隱於匿名？而這份刊物的主旨之一，恰恰是為匿名者正名。

Les Révoltes logiques——刊物之名不僅僅是對蘭波的借用。Révoltes一詞，正如上一篇文章已經提到的，是「五月」和「五月之後」法國激進政治中的關鍵字，它比革命、起義等詞的指涉要更廣，也是法語當時對「造反有理」中「造反」一詞的翻譯，這裡的複數形式顯然指向人類歷史上一切形式、一切領域的反抗性實踐。「邏輯的」一語則不僅是要強調「反抗」的政治正當性，而且提出了更深層的問題：用以理解反抗的各種既有「邏輯」，是否也需要我們去反抗呢？邏輯本身，也許是反抗的最重要場域。《邏輯的反抗》之所以直到今天仍值得注意，就在於它代表了「五月之後」的一個關鍵（但也飽受爭議）的方向，那就是打破知識實踐和群眾抗爭之間的「分工」壁壘，重新審視行動、感知、意識的邏輯。

在創刊號上，沒有署名的卷首語並不包含任何宣言，而恰恰拋出了一連串的問題，關於歷史上法國工人的反抗思想、女性的權利爭取、革命組織的方式，等等，對應刊物所收的不同研究文章和歷史檔。乍一看，這像是一份研討被壓迫人民抗爭史的學術性、知識性期刊。但並非如此。首先，《邏輯的反抗》這類刊物之所以出現，就是為了破除「學術」話語在思想、實踐和歷史針對性等多方面的自我割裂和自我封閉（常以自足的共同體的形式表現出來）。《邏輯的反抗》所登載、所推進的相關研究脫離了學術體制，也不遵從學術權威、理路或傳統。刊物不服務於學術也不在學術的象徵資本之中流通，相反，它志在新的知識生產方式、新的話語書寫方式。不同作者的合作，研究性文字和原始資料的並置，歷史探討和現實論爭的呼應，都可以看作是它的嘗試。同人刊物的簡易樣式（圖文並茂，設計樸素）和低廉的定價（從第一期15法郎慢慢漲到最後一期50法郎），則明確表示出它面向群眾而非特定知識份子讀者的意圖。

其次，也許是更重要的一點，《邏輯的反抗》中對被壓迫人民的研究直接跳脫出了、並且質疑和挑戰了傳統左翼理論的革命史觀。我們知道，從十九世紀以來，左翼思想反復指認著歷史和革命的主體：無產階級、人民、全世界受苦的人。在左翼組織、政黨和知識份子中，也隨之形成了一整套關於工人、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真理性」論述：是的，受壓迫的人總是在反抗，這種反抗要從自發走向自覺，就需要有階級意識，有了意識，一個階級就從自在進入到自為狀態，而這種意識不可能自然產生，所以革命階級需要組織的領導、思想的灌輸……總之，在這種敘事中，反抗者既是主體，卻又是「無知」的，需要外來的教育，才能完成歷史的使命。這一隱含的悖論統治著二十世紀大量存在的工人運動史、工會史和革命政黨史的的敘事。但《邏輯的反抗》卻要甩開這樣的革命「邏輯」，甩開強加在反抗者身上的「無產階級」定妝像。

這裡就說回到洪席耶了。洪席耶本是路易·阿圖塞課堂上的優異哲學生，師生多人合著的《讀「資本論」》（Lire le Capital）的初版本中，就有洪席耶所撰的一章。然後，在「結構不上街」的五月風暴中，洪席耶決定和老師決裂，後來發表了小冊子《阿圖塞的教訓》。阿圖塞強調歷史是一個無主體的過程，只有通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才可以嘗試把握。在青年洪席耶看來，這一學說不僅沒有留給反抗的主體性以地位，而且隱含著知識的不平等。質言之，如此對科學的定義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反對「哲人追求科學、人民屬於意識形態」的隱形等級，洪席耶脫離傳統左翼的政黨和話語體制，投身於新的「工人階級」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讀「資本論」》的再版中，洪席耶的一章消失了，阿圖塞在自己的晚年回憶錄中則這樣回應了學生：「……我非常享受閱讀洪席耶的那本小冊子，基本上說，它很誠實，具有深切的真誠，理論上和政治上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接受……（但）我一直相信，在法國，沒有其他組織，我強調，沒有其他組織，可以提供和共產黨內長期生活所等量齊觀的政治鬥爭教育和經驗」（《來日方長》英譯本233頁）。但是，洪席耶的「反抗」恰恰在說：這種教育和經驗本身是不是一種不平等的新形式？

工人階級：這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指認的歷史發展的火車頭，在傳統左翼的歷史觀中近乎神學的存在，革命思想和組織一次次要把人類命運的鑰匙交到它手中。但同時，這個階級的一切生活又被認為是在各種「反動意識形態」的侵蝕和控制之下，所以它的直接體驗不可靠，它需要領導、教育、把關、提煉，他需要先鋒隊。那麼，在七十年代，洪席耶和《邏輯的反抗》作者們是怎樣研究工人階級的呢？第一期上有洪席耶與人合作的關於法國工人參加1867年「世博會」的論文，直接跨越工人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的區隔；另外還有Geneviève Fraisse的文章討論1848年女工如何在公共領域發言。第二期上，洪席耶的文章劍指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第四期上，他批判性地檢討工會及工聯主義的歷史傳統。第五期上，另有作者發現聖西門主義秘密結社中「有名無姓」的女工。第六期上，又是Fraisse，從喬治桑和文學史中，追問哪個女性在書寫，哪種女性在言說。第七期的洪席耶文章尤其具有刺激性，以「快樂時光」（bon temps）為題，講述十九世紀法國工人活躍在空想社會主義等社團之中，「僭越」階級界限，進入布爾喬亞的夜生活，以自己的方式尋求文化享樂、身心解放和性愉悅。

正是這樣的新銳研究為洪席耶帶來了極大爭議，甚至使他在英語世界遭遇工人運動史學者的譴責。因為，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洪席耶研究的某些現象只能歸入「錯誤意識」的範疇，是工人階級受到了「精神污染」的證據，而不能代表「獲得」了階級意識之後的革命性反抗。但在洪席耶看來，這種無產階級論等於要求「工人必須有工人的樣子」、「女工必須像個女工」，變相強化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動、資本、知識的不平等分工，而且還給予黨、工會和知識份子以革命意識的壟斷者地位。工人階級早在自身的歷史境遇中開始了各式各樣的反抗。為甚麼工人像布爾喬亞一樣「頹廢」、享樂、性自由就不是一種反抗呢？這些對階級、文化、性別壁壘的橫跨，正孕育著新的平等及其主體性「邏輯」。當洪席耶他們徹底打破了工人生活史和無產階級意識之間的區隔，他們就揭示出以往革命話語所遮蔽的陰影地帶，工人把強加在自身之上的工人身份、形象、文化和「利益」取消掉的時刻，才是工人成為主體性的時刻。可以說，「五月」的遺產在《邏輯的反抗》中漸次結出了一種新的激進平等觀。

洪席耶同一時期的專著《無產者之夜：工人夢想檔案》（La Nuit prolétaires: Archives du rêve ouvrier , 1981）恰建立在他對十九世紀法國工人留下的歷史檔案的再發現之上。我們習慣於把工人身份限定在某一場域：勞動分工的場域、革命行動的場域、消費文化的場域，等等。但洪席耶認為這是對「可感知世界」的不平等「分配」。五月風暴及其前後的工人運動提示我們，必須顛覆工人主體性的時（八小時內、八小時外）空（工廠-家庭）切割。回溯1830年以來一批法國工人的生活世界，洪席耶直言，「夜」和「夢想」這樣的詞，在他的標題中絕不是隱喻。我們都知道十九世紀工人的悲慘生活，他們如何受盡剝削，飽嘗壓迫。但「問題是我們必須穿越這一形象和說法，進入這本書主角們的思想（raisons）和夢想（rêves）」（法文版序言，7頁）。工人們受著勞苦，但他們也寫詩，並和雨果通信。他們辦俱樂部，搞刊物，聚飲，參加秘密結社。有個工人學上了希伯來語，這對他有任何一點用處嗎？沒有，但工人為甚麼不能做一點「無用」之事呢？當然，他們也用語言抗議，用身體戰鬥，用自己的腦子思考，接受各種思潮和運動的影響。從正統工人運動史的角度看，這像是科學社會主義出現之前的混亂前史。但對洪席耶來說，問題的關鍵不是他們究竟受困於哪種「錯誤思想」——聖西門主義、傅立裡葉主義、宗教神秘主義、虛無黨，等等——而是他們已然在實踐著一種平等。左翼為無產者賦予身份之「名」，反而掩蓋了無名的「平等」主體性。配合這本奇書的《無產者及其重影》一文也轉載在了《邏輯的反抗》第十三期。

在1978年，《邏輯的反抗》發行了紀念五月風暴十周年的專刊。紀念的形式仍然是拋出一系列新的追問，一面辯論五月的遺產，一面針對法國政治的新形勢，當時主流左翼政黨紛紛向中間派立場轉移，正如上一篇文章提到的，去政治化的浪潮已經來臨。我還提到過，洪席耶爾認為思潮的轉向和激進平等實踐的失落有關。而面對社會黨力推的所謂「共同綱領」（Programme commun），該刊物認為這是一次「文化妥協」。最終，刊物堅持到了1981年末，然後漸漸被當代史掩埋，和十九世紀的工人之夜一樣，歸入重影／陰影。但正是這段「五月之後」的思想和政治試驗，奠定了一種激進平等觀，在今天以洪席耶哲學／美學的方式持續挑戰我們的所謂共識。在2008年的一次訪談中，他如是說：「我思想的核心是知識平等，這意味著，不管是誰，不管他／她要看待和思考任何東西，他／她都有能力去知道如何去看待、如何去思考」。這一平等觀，正因其激進性和徹底性，必將繼續激發辯論，也值得我們反復去重溫它在「五月」和「五月之後」的爭議性源起。

原標題｜五月之後：六十年代「再斷代」

轉載自｜保馬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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