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哲豪

作者簡介｜臺大哲學系，雙修社會系畢業。北藝大藝術跨域研究所碩士。喜愛漫畫。

原題｜漫畫作為溝通互動的場域──以漫畫《海賊王》為例

三、國際恐怖主義（international terrorism）及本土恐怖主義（homegrown terrorism）

在本節開始談論恐怖主義前，必須先做出幾項澄清，這篇文章並非是針對恐怖主義進行的研究，因此並未採取既有學術研究的論述，就恐怖主義的發生及類型去做出精細的區分與定義。筆者在此主要是從媒體報導所呈現出的恐怖攻擊活動，幾乎都是著眼於穆斯林的這一現象，不管是個人報復性或者組織性的行為，一律視為所謂的恐怖主義談論，因此將針對恐怖分子的國籍，去指出這些恐怖分子在媒體中較少被呈現出的一面，並在後續的部分與漫畫文本進行對照。

國際恐怖主義（International Terrorism）最慘烈的攻擊就是2001年美國的911事件，乃是由基地組織發起的自殺行動，挾持客機襲擊紐約世貿中心，造成大規模的死傷。基地組織乃是伊斯蘭教激進組織，但其發展有其歷史脈絡，先不論政治經濟結構的問題，至少在冷戰時期以及波灣戰爭的時候，中東一直來接受到美國的迫害。這類的恐怖攻擊的特點，在於有組織、有計畫，而且多是由境外人士所發起的，也就是恐怖行動的攻擊者皆是外國人，成長於其所攻擊的國家之外。因此稱之為國際恐怖主義。

然而近年發生的許多恐怖攻擊，許多行動不再是透過境外的人士執行，而是透過本國的穆斯林去發動攻擊。例如2013年4月15日發生的波士頓爆炸案以及2015年1月7日發生的查理周刊槍擊案。 這兩個不同的恐怖攻擊事件，其參與者多是持有該國國籍的居民。波士頓爆炸案的兩兄弟，是吉爾吉斯的移民，移民至美國時分別是16歲及9歲，哥哥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弟弟則是已取得美國的公民權；查理周報槍擊事件的兩位兇手，是在法國出生長大的阿爾及利亞裔的兄弟。兩個案件都一反預期中所謂的恐怖分子是境外人士的想像。

上述兩個恐怖攻擊行動，相較於911事件的發生，必須注意到的並非這些恐怖分子的穆斯林身份，而是這些人其實都具有該國的公民身分，卻在自己的國家從事恐怖攻擊的活動。因此這樣由該國公民所從事的恐怖攻擊，被稱之為本土恐怖主義（Homegrown Terrorism）。簡單說就是本國人從事的恐怖攻擊行動。

針對911恐怖攻擊的發生，其目的主要是針對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干預，其中一部分也是對於西方文化入侵的焦慮，使得基本教義派的穆斯林無法接受，在長時間的醞釀下導致了911的發生。不管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或蓋達組織，均是在中東動盪的政治環境下產生，例如蓋達組織便是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創立，即是針對入侵伊斯蘭世界的西方勢力的反動。因此在思考這些恐怖行動的為何會發生時，除了宗教信仰的因素外，似乎更能夠理解在動盪政治環境下，如何滋養恐怖行動的發生。

然而在面對本土恐怖主義時，似乎就較難以理解為甚麼這些國家的公民，會在自己的國家從事恐怖攻擊的活動。而這些行動者的穆斯林身分，往往在恐怖攻擊發生後，隨即因為群眾恐慌而被貼上標籤，忽略了這些行為背後可能有的成因，進而單純歸咎於宗教信仰的問題。

首先，對波士頓爆炸案來說，在幼年移民到美國的查納耶夫兄弟（Tamerlan ＆ Dzhokhar Tsarnaev），分別取得了永久居留權及美國公民的身份。弟弟佐哈在應訊時便表示，他們受到了極端伊斯蘭教義的驅使，目的在報復美國在中東的戰爭。即便他們移民到美國居住，此後未曾經歷過戰爭的問題，但或許仍可以歸咎於其幼年的經驗，使他們對於其宗教有強烈的認同，才導致了恐怖攻擊的發生。

然而若將焦點移向發生在法國的查理周刊事件，則會發現成長的環境與背景可能才是促使事件發生的主因，而宗教與查理周刊的諷刺漫畫，不過是促使事件發生的導火線。查理周刊事件的兇手是寇瓦奇兄弟（Saïd ＆ Chérif Kouachi），皆是在法國出生的阿爾及利亞裔的穆斯林，兩人在幼年時期便成為孤兒。在他們成長經驗所見的就是西方勢力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入侵與干預，成年後與蓋達組織有所接觸，接受訓練並且策畫恐怖攻擊行動。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的敵人是詆毀穆罕默德的查理周報，甚至是所謂的西方世界對於伊斯蘭的敵視。他們成長於貧民窟，即便作為法國的公民，始終沒有融入到法國的社會中，反而是被排擠在法國的邊緣角落，這時候宗教成為了他們最主要的認同。而查理周報的諷刺畫作除了針對宗教，更是對處於邊緣的穆斯林社群進行了攻擊。

實際上法國的穆斯林人口比例並不低，伊斯蘭教已經是法國第二大宗教。但由於法國並沒有直接針對民眾進行調查的官方數據，僅能透過不同的方式估算出大略的比例。根據Euro-Islam.info組織的調查，大約有350萬至500萬的穆斯林人口，而根據美國國務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2008年的調查，則是估計約有五百萬至六百萬的穆斯林人口，最多約佔法國人口比例中的一成。根據2016年的六月調查，法國青年的失業率約為23.30%，自1983年到2016年法國青年的平均失業率約為20.04%。但有報導指出，第一代或第二代從舊殖民地移民至法國的青年穆斯林，居住在巴黎的郊區失業率高達50%，且面臨經常性的就業歧視。法國穆斯林青年的問題，更反應在監獄中法國穆斯林高達六成的比例，使得監獄成為了恐怖組織尋找新成員的場所，成為滋養恐怖分子誕生的溫床。

四、漫畫敘事與現實的連結

在筆者閱讀的過程中，一開始把魚人與人類的關係，以種族的視角進行理解，魚人作為強勢的種族利用自身的優勢對人類進行迫害，連結到社會環境的狀態下，基本上就是既得利益者對於弱勢群體的歧視與壓迫。但當章節進入到〈夏波帝諸島篇〉時，這樣的理解被徹底的打亂，即便在漫畫的敘事中以種族作為壓迫的情形仍在，但人類與魚人的關係卻徹底的被翻轉過來。原本應該是壓迫人類的強勢種族魚人，突然之間變成在更長時間受到歧視與迫害的對象，而人類則是其加害者。

進入到〈魚人島篇〉後，除了知曉魚人種族過往的歷史外，也了解到原來惡龍海賊團是一群曾經受到迫害的魚人，在被費雪泰格拯救後成為太陽海賊團的海賊，並且在費雪泰格死後進一步組織成惡龍海賊團，向東海移動佔領了娜美的村莊，導致悲劇的發生。但真正讓筆者感到震驚之處，是在漫畫第643話所揭露出的，新魚人海賊團的成員是環境孕育出的怪物，人類從未對他們做過任何事情，但他們把自己與過往受到迫害的魚人種族連結在一起，進而發動所謂的「聖戰」，其行為背後的原因並非實際的受迫害的經驗，而是在於他們所生長的環境所接收到的一切。第644話更進一步描繪了荷帝瓊斯他們在貧民窟的成長過程，如何耳濡目染在對於人類的仇恨中，即便未曾有過任何直接受到迫害的經歷，也因為環境的關係強化了他們對於人類種族的憎恨，甚至成為他們自身種族認同的一部分。

在這個時候，筆者拋棄了原有的理解，重新思考了作者在漫畫中的安排，再次將這個章節的敘事與現實世界連結在一起，作者講述了一個關於仇恨如何延續到下一代的故事，也提供了一個途徑讓讀者去理解當代社會恐怖主義的誕生。

就筆者的閱讀理解來說，惡龍海賊團的行為是較接近於國際恐怖主義的行為，因為遭遇到人類種族的迫害，因此反過來對人類進行報復。如911事件等恐怖攻擊的發生，多是由中東的穆斯林組織所發起，在於對美國干預中東的一種報復行為。相對的，新魚人海賊團則更接近於本土恐怖主義，雖然在漫畫的設定中，這些魚人理所當然不是住在地面上的人類住民，然而透過漫畫敘事的安排，卻讓筆者將兩者連結在一起，進而理解了所謂的本土恐怖主義可能為何發生。

在漫畫的敘事中，新魚人海賊團居住在島嶼的黑暗面，被社會所排擠，處在非常邊緣的位置，他們耳濡目染受到了仇恨的影響，認為人類長時間對魚人的迫害，他們必須要進行染血的報復。連結到現實中的恐怖攻擊活動，這些在美國或法國成長的穆斯林，在其生長經驗實際上並未受到美國或法國的迫害，如在阿拉伯半島上的民眾在戰亂中成長，體驗過直接被壓迫的經歷，可能進而加入蓋達組織。因此本土恐怖主義的發生，以及從事這種類型恐怖攻擊的公民，在他們日常生活環境所接觸到的、經驗的，完全與國際恐怖主義不同。

例如2013年的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認為與任何恐怖組織都無關連，是兩兄弟自行籌畫進行的恐怖攻擊行動。弟弟佐哈在偵訊時表示，其行為是受到激進伊斯蘭教義的驅使，為了報復美國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的戰爭。其穆斯林身份無法構成他行為的動機，而是因為不滿美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主導的戰爭，促使他自發地極端化（self-radicalized），在與極端的伊斯蘭信仰結合後成為了恐佈分子。就如同新魚人海賊團的成員們，本身作為魚人的身分並不構成任何恐怖行為的動機，但當種族被高舉並且與特定立場結合後，便成為具有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恐怖分子。在此，佐哈與魚人島的新惡龍海賊團一樣，前者作為美國公民成長的公民，在戰亂經驗上的空缺，透過宗教來填補並支持其行為；後者作為魚人島的居民，也未曾經歷過實際的迫害，透過種族主義來合理化其攻擊的行為。兩者有著高度的相似性。

而2015年發生的查理周刊事件，這些犯案的兇嫌也都是在法國土生土長的公民，其出生背景與新魚人海賊團在於魚人街成長的不良分子相同，都是生長在國家及城市的邊緣，那受到排擠的陰暗面。這些兇嫌針對查理周刊的攻擊，很明顯的是為了報復查理周刊上嘲諷、褻瀆伊斯蘭教的諷刺漫畫，但這樣行為發生背後的原因，卻又難以與西方對中東的干預切割，其中Chérif Kouachi便企圖在2005年前往敘利亞，能夠參與抵抗美國在伊拉克進行的戰爭。然而他們所從事的行為，並不是他們實際遭遇的事件，而是同樣在與宗教信仰連結後選取特定解讀的想法，認為有義務進行類似於「聖戰」的工作。然而這樣對號入座的行為，進而實踐了偏見中的激進穆斯林的形象，使得社會陷入了虛假的對立中。後續造成的影響則是，法國國內對於穆斯林群體升高的不信任，甚至是直接的騷擾與攻擊。

然而並非所有的穆斯林皆是恐怖分子，一如在漫畫中並非所有的魚人種族都是恐怖分子，像在〈魚人島篇〉中特別出現了兩個與新魚人海賊團對照的角色。乙姬王妃是和平主義者，認為人類與魚人必須要互相理解包容、放下敵視與仇恨，即便面對的是迫害魚人最深的天龍人，她仍是抱持著寬容的心，甚至為了闖入魚人島受到攻擊的天龍人擋下子彈（《海賊王》第63卷，第625話）；費雪泰格則因為曾經作為人類的奴隸，受到迫害、理解了人性背後的瘋狂，即便知道世界上存在著善良的人類，在他的心中一直存在著矛盾，仍舊無法放開心胸去接納人類（《海賊王》第63卷，第623話）。而在它身受重傷時，雖然理性上知道接受人類血液輸血才能存活，在情感上卻完全無法接受人類血液進入到自己的身體，進一步選擇了死亡。但他在死前指出，他認為乙姬王妃的理想是正確的，不過能產生改變的並非這個世代的人類與魚人，而是像他所救助的人類女孩克爾拉，還有乙姬王妃在魚人島捍衛的小孩，那些還未受到汙染的下個世代，因此泰格費雪死前便要求知道他的手下，回到魚人島後不要透露他的死因，避免造成於魚人島下個世代對於人類的憎恨。在此，尾田榮一郎透過倒敘的方式揭露出事實的真相，讓讀者了解到憎恨才是罪魁禍首，而克爾拉這個角色更在〈德蕾斯羅薩篇〉第731話再次出現，加入了革命軍組織，作為人類卻習得了魚人空手道，是人類與魚人友好的象徵之一。

五、漫畫敘事與讀者消費──從文化消費的觀點理解

在此一段落，我將使用John Storey談葛蘭西學派的文化消費觀點（John Storey, n.d.／張君玫譯，2001：第八章：葛蘭西學派（Gramscian）的文化研究、流行文化與文化消費），指出漫畫作為大眾文化或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如何在讀者消費的過程中生產出多種不同的意義。

在John Storey對文化消費的討論上，他指出可以分為三個面向，分別是生產、文本分析及消費。生產的面向所指的，就是各種大眾文化的產物如何在既有的結構下被生產出來，例如《海賊王》這部作品的生產方式，除了作者本人的想法與創作外，出版社的編輯也發揮了影響力，在更大的框架下漫畫作為商品販售的經濟架構，也影響了漫畫的生產，例如作為一部「少年漫畫」類型的作品，被預期要迎合男性讀者的偏好，以達到好的銷售成績。甚至當讀者在看到漫畫之前，漫畫作為商品就已經透過出版社對各種不同的作家與作品進行了篩選，再將商品擺到讀者的面前。

然而商品的生產即便預期消費者的喜好，很顯然的並非所有商品都一定受到消費者的愛戴。如同漫畫一樣，有的連載作品雖然經過出版社的篩選進入到市場中，卻不受到讀者的歡迎，被迫腰斬必須在短時間內畫完。因此漫畫作為商品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下，讀者作為消費者仍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動性，選擇自身喜愛的作品來閱讀。尤其像是漫畫這樣的商品，當讀者購買消費的時候，並不是為了漫畫週刊或者漫畫單行本的實體，而是在於頁面上繪製而成的故事。這便使得漫畫讀者的消費，乃是針對於漫畫的內容，一個透過墨水在紙張平面上建構出的立體世界，有不同的角色、圖像、世界觀設定，而讀者對於漫畫進行文化消費的經驗，則是非常重要的。

對東浩紀來說，他指稱的第三代御宅族的消費，是一種動物化的消費，追求的幾乎是專屬於個人的感動。漫畫閱讀的過程，大多數時候都是一個人進行，往往也會在特定的章節段落獲得感動或刺激的感受。然而，筆者認為自身作為漫畫讀者，以及對於身邊漫畫讀者的了解，認為讀者對漫畫的消費並不僅止於此。就如我在第二節所指出的個人閱讀經驗，漫畫內容即便虛構、架空，但漫畫作者的想法與意識型態，透過漫畫世界觀的架構及劇情的鋪陳，建構了一個能夠與現實呼應的世界，除了感動外也能給予人啟發，兩者甚至可能是相互伴隨的關係。如同在〈魚人島篇〉乙姬王妃與費雪泰格的死亡之所以令人動容，就必須放置在整個敘事鋪陳的脈絡上來閱讀，才能感受到他們的嚮往與面對到的挫折阻礙，若抽離了漫畫的敘事則將會變得空洞。

同時John Storey指出文本分析的問題，在於預設了特定的意義潛藏在文本之中，而且文本分析者所分析出來的意義，相較於其他讀者的解讀來得更具有優位性。但文化研究所關注的，並非是特定文本分析下的文本意義，而是關注在日常生活中消費者在消費活動中所生產出來的意義。不同的消費者，根據不同的生活環境與社會背景，都會把自身的經驗帶入到漫畫的閱讀裡，甚至是更具主動性的參與商品意義的建構。例如筆者在前述對《海賊王》中魚人故事進行跨篇章的統整，便是主動參與漫畫閱讀經驗的意義建構，將漫畫敘事中魚人與現實中的恐怖分子連結在一起。但這絕非是〈魚人島〉篇，或者《海賊王》中魚人相關的故事的唯一讀法，而是眾多讀者可能有的解讀當中的其中一種。

更進一步，John Storey援引了Daniel Miller文化消費的理論，指出這些被消費文化商品與消費者的關係，是一種先「外化」（externalization）再「內化」（internalization）的過程。意思是說，這些文化商品是被創作者（或所處的社會文化）創造出一個外在於自身的對象，被創作者外化出來。然後在消費的過程中，消費者認知到這些被消費的對象其實是自身（或所處的社會文化）的一部份，進而內化它們。透過這樣的過程，文化作為一種人類的實踐活動，這些被生產出來的文化商品，透過個人的文化消費，進一步回歸到社會文化中，作為消費者所處的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漫畫作為文化商品，是創作者在既有的社會文化中生產（外化）出來，但在讀者的消費過程中產生出不同的意義，成為形塑個人或文化認同的一部份（內化）。

也是在這樣對生產、文本分析、消費的理解上，John Storey開展出對葛蘭西學派文化研究的討論，在於探究文化商品可能具有的各種不同的意義，也就是文化商品作為文本的「社會意義」，在消費者的實踐中如何被使用。他進一步說明並使用「闡連」（articulation）這個概念所具有的雙重意義，除了說出來、講清楚外，還有連結的意思。當這個詞使用在文化研究時，一方面文本的意義必須被表達出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與消費者的經驗連結在一起。這些文本在被消費前是不具有意義的，即便文本的生產有其脈絡，不管是作者的想法，又或者是生產模式的影響，都無法決定最後消費者在消費文本時會產生出怎樣的意義。因此文本的意義是必須經過「闡連」，也就是在文化消費的過程中，透過與個別消費者的連結被生產出來。在這樣的觀點下，文本根據不同而個別的消費者生產出不同解讀，因此成為了意義鬥爭跟協商的場域。不同的群體，可能是階級、性別、種族或者是更複雜的組成。對於文化商品的消費即是既有的結構中，透過消費者創造出不同的文化。

回歸到漫畫的消費上，作者及出版社影響了漫畫的生產，而不同的讀者的閱讀也會生產出不同的意義。使得漫畫作為一個意義鬥爭與協商的場域，而這個意義往往是針對漫畫的敘事進行，不管是就其世界觀設定、角色設定，又或者是當中性別刻板問題的討論，都涉及到讀者不同的解讀。但在文化消費的觀點下，這樣的討論著重在不同群體因為不同的背景而在消費過程中生產出不同的意義，忽略了文化商品或許有可能作為一個溝通的場域，例如漫畫讀者除了在漫畫閱讀的過程中生產出不同的意義外，更能夠因為透過與其他讀者的討論，而使得原有意義產生改變，甚至取得共識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