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黨|超越西方民主的現代保民官制度

紫荊黨|超越西方民主的現代保民官制度
撰文:01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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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作者:伍俊飛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西方民主制度陷入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西方國家長期把「一人一票」選舉政治人物的形式視為普世價值的標杆,但其內在缺陷已日益凸顯:政客為贏得選舉開空頭支票、資本操控政府運作和決策、民眾利益被系統性忽視。從英國脫歐公投的民意撕裂到美國國會山騷亂,從歐洲極右翼政黨崛起到特朗普對美國司法制度的踐踏,從震驚世界的蘿莉島事件到馬斯克改革揭露的美國政治腐敗,選票箱無法掩蓋社會矛盾的爆發。在西方選舉制度下,普羅大眾既未能有效約束政府,更沒有制衡資本和社會精英的權力。美國學者福山曾宣稱「歷史終結於自由民主」,但現實卻是「民主衰退」成為西方政治主流。究其根源,西方將民主簡化為競爭性選舉的程式主義範式,忽視了權力運行中精英腐敗、資本滲透、民意失真和長效監督的缺位。

中國基於自身實踐提出的「全過程民主」理念,強調人民在協商、決策、執行、監督等各環節的參與,通過「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全鏈條設計,打破了西方對民主的壟斷定義,為民主制度創新提供了新思路。結合歷史經驗與現實需求,借鑒古羅馬保民官制度的核心精神,中國可以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在維護和鞏固現有政治體制和執政黨領導地位的基礎上,構建以人民監察權為核心的保民官制度,實現「政府擁有治權、資本擁有財富、學者擁有知識、大眾擁有選票」的普世性社會模式,賦予大眾對政府、資本和學者的制衡權力,令官員更加專業、資本更為守法、學者更具仁德,從而超越西方代議制民主,實現更高效、更真實、更和諧的民主治理。這一制度不僅可彌補西方代議制民主的缺陷,更能將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哲學轉化為可操作的制度實踐,為人類政治文明探索新路徑。

形式正義掩蓋下的民權流失

歐美國家普遍將民主簡化為週期性選舉,而選舉本身並無法有效制衡資本和社會精英,無力保障人民利益。西方政客往往在競選期間做出大量誘人的承諾,但執政後因利益集團壓力或黨派鬥爭,大多背棄其競選政綱。例如,美國控槍問題長期無法解決,儘管大多數民眾支持加強管控,但槍支利益集團通過政治獻金和遊說阻撓立法,最終導致政策與民意嚴重脫節。西式民主另一重大弊端是國家治理缺乏長期戰略。西方政客為迎合選民,傾向于滿足社會短期需求,忽視經濟領域的長期投資,導致基礎設施建設落後,經濟和民生可持續發展動能不足。

西方民主的危機並非偶然的技術失靈,而是精英邏輯嵌入政治架構的必然結果,其困境體現在三個層面的系統性失衡。首先,選舉政治出現「承諾-背叛」迴圈,程式合法性與實質合法性嚴重斷裂。西方政治已經高度行銷化,從理念競爭變成廣告競賽,選舉活動異化為資本驅動的政治秀場。以美國為例,2020年總統選舉總支出達140億美元,是2016年的2倍。候選人需依賴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s)籌款,而金主通過“黑錢”管道匿名影響政策。研究顯示,美國國會議員投票傾向與捐款企業利益的一致性高達72%,而與普通選民訴求的契合度不足30%。

其次,選舉政治導致短視治理的「時間貼現」效應。選舉週期迫使政客優先考慮任期內的可見政績,忽視社會經濟發展的長期規劃。例如,歐盟國家為爭取選民,長期維持高於GDP增長率的社會福利支出,最終引發主權債務危機。希臘在2009年財政赤字達GDP的15.6%,但主要政黨仍不敢削減福利,直至國家瀕臨破產。這種「用未來換選票」的機制,暴露了代議制民主的「時間性缺陷」。

第三,「否決政治」引發治理困境。西方三權分立制度本為限制權力集中,但現實中卻導致黨派對立與政策癱瘓。例如,美國國會兩黨圍繞債務上限的博弈曾多次引發政府停擺,而歐盟在應對歐債危機時因成員國利益衝突陷入長期僵局。分權制衡異化導致重大改革舉步維艱,社會運轉效率遠低於強調治理專業性的中國體制,馬斯克試圖通過改革來提高美國政府的治理效率,最後卻留下一個更糟糕的爛攤子。多黨制墮落成「為反對而反對」的平臺。美國奧巴馬醫改法案在2009至2010年遭遇共和黨600餘次程式阻撓,而德國默克爾政府因聯盟黨與社民黨的內鬥,遲至2022年才通過最低工資法。這種「否決點」過多的制度,本質上是對民意的變相壓制。

資本與權力的合流

在「一人一票」選舉政治人物的表像下,西方民主實際是少數人統治的富人遊戲。美國國會選舉中,91%的勝選者依賴巨額資金支持,議員多為財富階層代言人,而非普通民眾利益的捍衛者。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直言,美國1%的富豪掌握40%的財富,並通過政治獻金操控政策制定,形成「財富—權力」的閉環。這種資本主導的民主機制,使得普通民眾的參政權利被嚴重稀釋,政治決策淪為資本博弈的副產品。

歐美政壇旋轉門機制實際上是資本與權力的身份互換。美國1970至2020年間,45%的離任國會議員進入遊說行業或企業董事會。通用電氣前CEO韋爾奇(Jack Welch)曾直言:「華盛頓是我們的另一個董事會。」這種「政商複合體」直接扭曲政策制定: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政府對華爾街的救助資金達7.7萬億美元,但普通房主僅獲得0.75%的援助。

資本壟斷了媒體與議程設置權。全球83%的互聯網流量被Meta、Google等五大科技公司控制,它們通過演算法推送塑造資訊繭房。臉書在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放任虛假新聞傳播,其內部報告承認「用戶憤怒情緒帶來的廣告收入增長是審核寬鬆的主因」。資本對輿論場的壟斷,使民主辯論淪為注意力經濟的犧牲品。

西方法律體系存在嚴重階級偏向性,窮人難以通過法律來維護自身權利。司法獨立的神話被金錢正義打破,冗長的程式和巨額的律師費用成為富人的護身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2010)中裁定企業政治捐款屬於「言論自由」,實質上賦予資本無限制的政治影響力。普通民眾面臨高昂訴訟和時間成本,資料顯示,年收入低於3萬美元的美國家庭中,僅11%在遭遇侵權時會尋求法律救濟,因為他們對法律體系的公平公正不抱有希望。

社會分裂的加速器

西方選舉策略助推了少數人暴政。美國「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選區操縱使共和黨在2012年以48.5%的普選票贏得234個眾議院席位,而民主黨以51%得票僅獲201席。這種「數學專制」使少數群體利益被系統性忽視。

歐美民主制度存在民粹主義的制度性誘因,這是希特勒和特朗普能夠上台的基礎。西方民主的空洞化催生了憤怒政治。義大利五星運動黨、西班牙「我們能」黨等反建制力量崛起,並非源於民眾的非理性,而是對傳統政黨脫離群眾的懲罰。這些政黨一旦執政,往往陷入同樣的資本依賴陷阱。

西方民主高度精英化,導致人民政治認知和監察能力下降,這給精英腐敗提供了土壤。西方自由主義將民主簡化為「投票+權利宣言」,忽視公民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參與能力的培養。哈佛大學調查顯示,僅26%的美國青年能說出三權分立機構名稱,而德國55歲以上選民投票率比18至24歲群體高32個百分點。這種政治棄權實質上是民主制度的慢性自殺,激化了不同社會群體的政治對立。

古羅馬保民官制度得失的啟示

古羅馬共和時期的保民官制度,為構建現代人民監察權提供了重要歷史參考。古羅馬保民官的核心職能是否決權與平民利益的捍衛。西元前494年,羅馬平民通過「撤離運動」迫使貴族妥協,設立捍衛民權的保民官。保民官擁有兩項核心權力:一是對元老院或執政官損害平民利益的法令行使否決權,二是直接召集平民大會通過法案。這一制度設計打破了貴族對權力的壟斷,確保平民訴求能直接轉化為政治行動。例如,保民官格拉古兄弟通過土地改革法案,試圖限制貴族侵佔公地,此舉雖最終失敗,卻展現出保民官對抗特權階層的潛力。

因為制度設計本身的不足,加上貴族收買、內部腐敗和權力鬥爭,保民官制度在羅馬逐漸失效。例如,元老院通過賄賂保民官行使否決權,導致改革法案流產;格拉古兄弟因觸犯貴族利益遭暗殺,暴露了制度缺乏對保民官人身安全的保障。這些教訓表明,長期有效的保民官制度需要自我限制權力範圍(比如不要參與立法)、堅守民意代表職業本分、聚焦監察權、接受政府最高權力管轄、禁止煽動革命和社會運動、尊重法制、強化豁免權並建立內部制衡機制。

保民官制度的現代重構

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中國追求體現人民實質權力的全過程民主。結合古羅馬經驗與中國實踐,我們可以在縣鄉基層通過「一人一票」形式選舉保民官,其隊伍由國家最高領導層直轄。也就是說,人民選舉的是維護其權利的保民官,既不是治理國家的政治領導人,也不是制定和修訂法律的立法機構議員。人民監督和制約國家治理者,但自身並不參與治理,而是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如此杜絕民粹勢力干擾政府治國理政。現代保民官制度應聚焦三大核心功能:獨立監察權、政策否決權、人民參與權,並將其嵌入國家全過程民主框架。

國家最高領導層代表國家主權,主權不容分割與挑戰,這樣才能確保國家統一。民主選舉產生的保民官隊伍由國家最高領導層直轄,既保證了隊伍相對於地方政府與資本的獨立性,又防止民選的保民官走向民粹化並與中央敵對,避免產生分裂國家的勢力。在「三個代表」理論和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貫徹落實後,中國現行體制下的執政黨正在向具有儒家色彩的精英型治理團隊轉型,其最高領導層已經形成自己的獨有監督模式。在民選監察隊伍出現後,現行體制中的紀檢監察隊伍, 有必要作為執政黨自我革命和內部制衡機制保留,但需要縮減編制和界定權力邊界。

保民官制度是獨立監察體系。保民官由全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固定且不可連任,避免與行政權力形成利益勾連。社會賦予保民官對政府決策、資本運營的調查權、質詢權和否決權。例如,可叫停損害公共利益的政策或企業行為,要求有關機構重新審議。社會需要通過憲法明確保民官人身不可侵犯,並建立獨立司法管道處理針對保民官的迫害行為。

保民官制度落實了全過程民主的精神。保民官主導重大政策的社會聽證,確保民眾在決策前端表達訴求,比如中國在法律修訂過程中廣泛徵求公眾意見,即為實踐範例。利用數位技術搭建即時舉報平臺,保民官可隨時介入官員履職或資本運營中的違規行為,比如中國地方政府通過預防腐敗資訊系統監控官員資產變動。保民官有權啟動對失職官員的彈劾程式,或對資本壟斷或者侵犯民眾的行為提起法律訴訟。

保民官制度可以實現對資本的制度性約束,這是明顯優於西方民主制度的設計。它可以維護政治獻金透明化,要求企業公開政治捐款流向,要求審查資金是否用於操縱政策。它擁有反壟斷與公共或國家利益審查權力,通過設立獨立委員會評估大型企業並購、定價等行為的社會影響,必要時行使否決權。針對企業造假上市、上市公司非法減持、資本市場詐騙、騙取國家財政資金、損害國家安全、政商勾結、虐待勞工、憑藉資本獲得不當特權等不端行為,保民官可以攜手司法機構將責任人繩之以法。

保民官制度有助於實現權力制衡與人民主權的統一。它通過直接選舉和獨立職權,將人民監察權實體化,根治了西方代議制「選舉後權力失控」的痼疾。同時,其否決權能有效遏制資本與官僚的合謀,例如阻止美國式「傑利蠑螈」選區劃分或英國「腐敗選區」的出現,阻止官員在職時向企業進行利益輸送而在退休後從企業獲得報酬或者職位的腐敗行為。

當然,保民官制度本身也要注意權力邊界與效率平衡。為了防止保民官權力濫用,需設立獨立司法機構審核其行為合法性,避免否決權淪為政治工具。該制度也需要借鑒香港廉政公署的經驗,明確保民官介入條件(如公共利益受損證據),減少對政府正常行政、立法和司法工作以及企業正常運作的干擾。

超越西方民主制度

保民官制度不是對西方古典共和的複刻,也借鑒了中國古代禦史制度的功能,並在互聯網和人工智慧時代對人民主權進行了重新定義。它通過將監察權從「紙面權利」轉化為「行動能力」,打破民主就是選舉政治人物的教條,將民主延伸至政策協商、制定、執行、監督、回饋的全過程;終結「資本高於民意」的霸權,通過制度剛性約束利潤至上邏輯。中國的全過程民主實踐為保民官制度提供了現實支撐。例如,執政黨黨內紀檢與群眾監督的結合、反腐敗資訊系統的應用,均體現了「權力監督常態化」的理念。未來獨立保民官機構有助於進一步強化監察權的人民屬性。

西方民主制度困於資本操控與形式化選舉,而保民官制度通過賦予人民強大監察權,將民主從幾年一次的狂歡轉化為每時每刻的參與。這一制度既汲取了古羅馬平民抗爭的歷史智慧,又融合了中國全過程民主的實踐創新,有望超越西方民主制度,為全球民主治理提供新範式。唯有將人民的監督權實體化、制度化,才能真正捍衛人民的自由,才能真正實現「人民利益至上」的民主本質。未來人類社會的良政善治,有望走向「精英治國、能人造富、學者求識、 人民監察」的體制,而中國有條件成為其引領者。當西方民主在民粹與資本的撕扯中走向黃昏時,保民官制度或將成為人類追求實質民主的破曉之光。

作者伍俊飛博士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院長。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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