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組織者和參與者需要思考，如何讓不直接介入抗爭的大眾，最大程度地理解抗議的手段與目標。同時，作為持續挑戰政治精英的社會運動，也需要做好最壞的打算：即使是有可能從社運訴求中獲益的普通人，也不是社運組織者的天然盟友，他們與社運的近距離接觸，也許正是他們遠離運動的原因。

「對不起這位市民，我知我阻礙你很不忿」

——My Little Airport 《今夜到干諾道中一起瞓》

二月初，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學生和伯克利反法西斯組織（Berkeley Antifa）的成員在校園中集會，抗議到訪的極右翼人士 Milo Yiannopoulos，原本和平的抗議一度升級、並導致講座取消。事後，輿論一邊倒地對抗議者採取的暴力手段表示不滿，校方也極力撇清自己和暴力施行者的關係。被保守派推崇的政治心理學家 Jonathan Haidt 更是在Twitter上直言：學生們這是向地獄邁進了一步。

這當然不是大眾第一次對抗議者產生不滿。 歷史上的革命和社會運動中，不少群眾不僅不是運動參與者的幫手，而且常常對抗議行動產生各種誤解和抵制。

2011 年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有個路人對一個正在攀爬雕像的抗議者的評價是：「我知道他要表達一種觀點，但我實在不知道他要說什麼。」 同年的埃及開羅抗議被清場後，有個路人在採訪中說：「終於結束了！我不反對抗議，但是我們普通人需要一個正常呼吸的空間，需要一個暢通的交通。」 後來在紀錄片《革命…其後》，觀眾也可以發現，埃及農村的大部分居民對首都的抗議採取了漠然的態度。而在香港雨傘運動中，很多市民和商家同樣對擾亂交通秩序的抗議者非常不滿。更戲劇性的一幕則出現在莫斯科一次同志遊行中：有一些路人先是保護抗議者不被警員毆打，但當他們得知抗議的內容居然是支援同性戀後，就馬上收回了同情、離開現場。

鮮有人問津的研究領域

以上這些例子告訴我們：社會運動對普通人的影響是多種多樣的，大眾可以被示威行動所鼓舞，也可以對抗議感到困惑甚至敵視。試圖推動社會變革的運動，在運動領導人和參與者看來也許是崇高的，但在普通人看來也許只是手機上閃過的幾條新聞推送。如果社會運動的能力無法輻射向更廣的受眾，那麼社運所能留下的影響，就只是凝結在少數人的人生體驗裡，隨著舊時代的退場而隨風而逝。

很可惜，社科學界關注社會運動多年，卻沒有多少研究真正聚焦於社會運動如何影響普通人的觀念。

1973 年，學者 Berkowitz 使用蓋洛普的民調資料，研究反越戰抗議是否改變了大眾的政治態度。可惜因為當時資料品質不高，因果推斷也不夠發達，統計結果發現抗議居然沒帶來任何長期影響。

絕望的 Berkowitz 放棄了研究這一領域，而其他學者似乎也不怎麼跟進相關的話題，而是把精力放在社運如何影響公共政策。很多民主國家的學者認為，社運最根本的就是要改變政策，大眾觀念的變遷如果沒法通過投票傾向和政策結果反映出來，就沒有意義。就這樣，關於社運如何影響大眾觀念的研究荒蕪了三四十年，直到本世紀才被人重新拾起。

2014年的香港雨傘運社會運動共衍生274項投訴警察指控，惟逾6成分類為「無法追查」。（Getty Images）

社會運動能教育群眾嗎？

雖然新一代研究者們終於開始關注社會運動對普通人觀念的影響，但是要準確測量這種影響卻並非易事——社會運動的興起常常無法預料，普通的社會調查又不是為了研究社運而設計的。

因此，研究者主要依賴兩種辦法來間接測量社運的影響。第一，如果抗議和社會調查的時間間隔比較長，或者一次調查樣本不足，就合併多次社運和調查資料，研究多個時間段內抗議的次數是否與之後社會調查中人們的政治社會態度相關；第二，利用各種偶然的巧合，比如某個社會調查正好在重要抗議前後進行，那麼就可以比較那些受到抗議不同程度影響的人的政治態度。

第一種辦法的代表作是兩位政治學者 Banaszak 和 Ondercin 的女權運動研究。他們以經典社運資料庫 Dynamic of Collective Action（DCA）的抗議資料為依據，發現 1960 到 1992 年間，哪怕排除社會政策和婦女就業比率提升的影響，美國女權運動也顯著推動了公眾的觀念進步。兩個季度間的女權抗議數量哪怕增加一次，公眾態度的轉變速度都可以提升一倍。

但是，基於媒體報導的社運資料庫常常無法揭示真實的歷史，這些資料庫往往只能反映抗議發生的次數，而不能反映抗議的內容和規模，因此會導致很多問題（參見《資料解碼 | 社運研究中的資料陷阱》http://cnpolitics.org/2014/12/data-in-collective-action/ ）。另外，因為覆蓋的年份太多，類似的研究也無法真正排除各種各樣的干擾因素。

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採用了第二種辦法。北卡大學和聖母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團隊，就用這種方法研究了 1960 年美國民權運動中的 「入座抗議」（sit-in）對南方居民的觀念影響。非常幸運的是，在 1961 年初，密西根大學的研究者曾經對居住在南部各州的幾百位白人居民進行了訪談。借由這些珍貴的訪談資料，研究者可以分析各種因素如何影響白人對民權運動的支持。結果發現，雖然九成的南方白人都無法認同民權運動的價值觀，但如果一個受訪者所居住的縣曾發生過 「入座抗議」，那麼他明顯比其他受訪者更接受民權運動的理念。

千姿百態的運動，南轅北轍的民意

以上兩項研究，似乎都顯示了社運對大眾觀念的正向影響。但更多的分析則顯示，不同形態、不同策略的社會抗議，對普通人態度的影響可能是不一致的。

2006 年初，美國的拉丁裔為了抗議眾議院通過的反移民法案，在全國範圍內組織了 350 多次遊行，累計參與人次達到五百萬之多。湊巧的是，針對拉丁裔的社會調查也恰好貫穿了整個遊行——有人在抗議前接受了調查，有人則在抗議之後——這為研究者考察抗議的影響提供了絕佳的機遇。

於是，多項研究都以此展開。其中最著名的，是三位政治學者 Wallace，Zepeda-Milla´n 和 Jones-Correa 的論文。他們發現，不同規模的抗議對普通人的政治觀念產生了截然相反的影響：如果受訪者在接受訪談之前，全美已經出現過超過一萬人的抗議，那麼他們對選舉政治的熱情就會下降，對政治現狀也會感到更加無助（政治效能下降）。但如果在受訪前的三十天內，被訪者居住地附近出現的中小型抗議更多，受訪者反而更容易相信自己具有影響政府的能力（政治效能提高）。

為何大規模抗議和中小型抗議會帶來相反的影響？研究者對 120 位元社會運動組織負責人和抗議組織者的定性訪談揭示了可能的原因：抗議規模的不同，決定了抗議中使用的話語不同。

在 2006 年的大規模抗議中，各個參與團體秉持著不同的主張，溫和團體主張塑造一個統一的美國夢藍圖、將移民塑造成和普通公民一樣的美國人，而激進團體則主張多元開放、排斥一元敘事、突出移民本身的文化特色。因此，那些直接或間接地見證了大規模抗議的人們，有機會目睹同一個抗議中不同的聲音，也因此對政府產生了更批判的態度。

相比之下，中小型的抗議一般發生在規模小的城市，那裡的組織一般都提倡美國的主流價值觀。那些見證中小型抗議的人們，看到的是整齊劃一的美國夢話語。因此，這些抗議反而增加了觀者對於目前政治體系的信心、相信移民還是有能力改變政府的決策。

在今年最新的工作論文中，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的 Wasow 重新將視線拉回到民權運動。他的發現則是，民權運動中黑人抗議的暴力程度，決定了運動是否能得到多數人的同情。1960 年代初，黑人領導的非暴力抗爭讓大眾意識到了民權運動的重要性，使得更多人在 1964、1968 和 1972 年總統選舉中投票給民主黨。具體來說，距離非暴力抗議地點 100 英里以內的縣，1964 到 1972 年間民主黨的得票份額比其他縣要高。

然而，如果黑人主導的民權抗爭使用了暴力手段，大眾則明顯開始關心社會控制的問題。作者的因果推斷方法甚至預測，如果暴力抗議減少一些，1968 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的漢弗萊（Humphrey）可能將戰勝共和黨的尼克森。

當然，黑人的暴力抗爭行動使得白人普遍開始擔心社會控制的問題，這並不能證明暴力抗議的不正當，而至多說明處於壓迫者位置的白人們感受到了威脅。社運組織者當然可以提倡非暴力的策略，但一個抗議現場是否出現暴力抗爭行為，卻往往不是運動發起者可以控制的。抗議者的暴力，常常是警員故意激化的結果。另外，Wasow 也沒能區分出 60 年代那些白人主導的社運暴力所帶來的影響。

上述研究告訴我們：抗議事件對普通人態度的影響，會因抗議形態的不同而不同。除此以外，這些研究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通過 「一個人是否居住在有抗議的地方」、以及其居住地到抗議地點的距離長短，來衡量這個人在多大程度上 「見證」 了抗議事件。但是，這種測量方式也造成了一些共同的局限。

首先，一個地方是否出現抗議，這並不是隨機的。當地的社會政治文化，可能恰恰就是決定抗議是否出現的重要因素。在有抗議的地方居住的人，可能顯著不同於其他地方的居民。

第二，一個人居住在發生了抗議的城市，不代表這個人就 「見證」 了抗議；一個城市沒發生抗議事件，也不代表這個城市的居民就沒有通過新聞報導或社交媒體等方式 「見證」 其他地方發生的抗議。人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見證了社運，很可能和他們離社運現場的距離遠近無關。因此，以上的文獻無法揭示社運造成大眾觀念變化的機制。

社交媒體往往在社會運動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資料圖片）

可以從新聞裡讀到你，別讓我真的看見你

對於以上研究的局限，是否有化解之道？去年畢業于匹茲堡大學政治系的 Schwartz 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採用巧妙的實驗設計來克服上述局限，不僅推動了研究范式的更新，也將研究視野擴大到了半民主國家。

Schwartz 選擇墨西哥城的抗議作為研究的對象。作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是一個典型的社運城市，每年大約有 3000 多次大小抗議發生。因為整個城市佈局像棋盤一樣鋪開，所以居住在不同區域的人們，受到社運影響的程度差別就會很大。湊巧的是，作者開展田野研究的時候，正趕上 2015 年墨西哥的又一輪抗議潮：2014 年 9 月，4 3位學生在去首都紀念 1968 年特拉特洛爾科大屠殺路途中，被地方政府勢力綁架並殺害。 之後將近一年裡，針對此事的大規模街頭抗議一直在墨西哥城持續，訴求也從事件本身延伸到更廣的社會正義議題。

Schwartz 不僅想區分不同類型抗議的影響，而且還試圖厘清人們接觸社運的不同方式——是通過媒體間接接觸，還是身臨抗議現場——會給人們的態度帶來什麼不同影響 。為了解答這兩個問題，她設計了兩階段的實驗。

在第一階段實驗中，Schwartz 將實驗參與者分為五組。在控制組以外的四個實驗組中，參與者看到了四種不同的抗議新聞，四條新聞各自描繪了規模大或小、暴力程度高或低的四種社運。

Schwartz 的實驗結果，和前面介紹的研究發現非常不同：不管媒體如何報導這些社運現場，人們閱讀了報導以後，政治參與意識都會顯著提高。尤其對那些本來就對當局不滿的人來說，效果更加明顯。實驗參與者與家人朋友談論政治、閱讀新聞、參與請願、參與線下抗議、參與投票的意願都提高了。這一效果，恰恰是在大規模暴力抗議的新聞那裡最為顯著。

在第二階段實驗中，Schwartz 邀請實驗參與者到市區的某個地方領取研究獎勵。兩個實驗組的人分別被要求在一大一小兩次抗議的當天去領取獎勵，而控制組的人出行當天則沒有抗議發生。由於 Schwartz 指定的地點非常接近抗議現場，所以在抗議當天出行的人，就必定要目睹甚至穿過抗議的人群。

實驗參與者到達後，Schwartz 對他們進行了訪談，結果發現了之前研究中從未出現的趨勢：群眾的政治參與態度極化了。也就是說，選擇完全不想參與和非常想參與政治活動的人的比例都明顯提高了。而如果將資料綜合起來看，直接接觸到抗議的經歷減弱了人們政治參與的意願，接觸到大規模抗議的時候尤其如此。

直接經歷線下抗議為什麼反而讓普通人遠離政治？分析問卷資料給出的答案是，直接目睹抗議和從新聞裡間接瞭解抗議，這兩者似乎會帶來不同的情緒反應。直接目睹抗議不僅讓人們情緒更加沮喪和緊張，而且讓人對自己認識政治的能力感到更不確定了（政治效能下降）。而間接從媒體得知抗議，則會產生各種正面情緒、激發了普通人的政治參與意識。

Schwartz 的論文結論並不讓人樂觀。她證實了普通人對抗議的不滿是真實存在的，這種不滿往往在大眾親眼目睹抗議後集中爆發。如果不沉浸於社運現場的氛圍、而只是匆匆路過，大眾對抗議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對日常秩序的破壞。

相比之下，媒體的新聞報導很多時候確實有效 「遮罩」 了社運現場那種充滿不確定性和破壞感的氛圍。雖然社運研究常常批評媒體有意污名化社運的參與者、突出社運的衝突和內部分裂，但媒體報導有時也能打消人們對社運訴求的疑惑，使得他們更相信抗議者所從事的事業。

做好最壞的打算

社會運動研究是受到資料限制最大的研究領域之一。直到目前，對於 「社運如何影響普通人」 這一問題，學術研究還沒能作出系統性的結論。這既可能是因為研究方法和語境的差異，也可能由於研究者關注的影響都比較短期，因而大眾的觀念還未能沉澱下來。

但至少，這種影響是存在的，而且因為社運形態的多樣化、以及普通人捲入程度的不同而呈現極大的差異。抗議組織者和參與者需要思考，如何讓不直接介入抗爭的大眾，最大程度地理解抗議的手段與目標。同時，作為持續挑戰政治精英的社會運動，也需要做好最壞的打算：即使是有可能從社運訴求中獲益的普通人，也不是社運組織者的天然盟友，他們與社運的近距離接觸，也許正是他們遠離運動的原因。

參考文獻

Andrews, Kenneth T., Kraig Beyerlein, and Tuneka Tucker Farnum. 「The Legitimacy of Protest: Explaining White Southerners’ Attitudes Towar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Social Forces 94, no. 3 (2015): 1021-044. doi:10.1093/sf/sov097.

Banaszak, Lee Ann, and Heather L. Ondercin. 「Public Opinion as a Movement Outcome: The Case of the U.S. Women’s Movement.」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1, no. 3 (2016): 361-78. doi:10.17813/1086-671x-21-3-361.

Berkowitz, William R. 「The impact of anti-Vietnam demonstrations upon 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military indicator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 no. 1 (1973): 1-14. doi:10.1016/0049-089x(73)90018-5.

Schwartz, Cassilde. 「The Paradox of Confrontat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Audience Effects of Protest.」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ETD (2016). http://d-scholarship.pitt.edu/28003/.

Wallace, Sophia J., Chris Zepeda-Millán, and Michael Jones-Correa. 「Spatial and Temporal Proximity: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rotests on Political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8, no. 2 (2013): 433-48.

doi:10.1111/ajps.12060.

Wasow, Omar. 「Do Protest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1960s Black Insurgency.」 (2017) http://www.omarwasow.com/Protests_on_Voting.pdf.

（原文標題：《社會運動如何影響圍觀群眾》；原文鏈接：http://cnpolitics.org/2017/03/social_movemen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