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婉穎Mimi Tang：從九龍城寨到Kering亞太區掌舵人
行內人都知道鄧婉穎（Mimi Tang）這名字。假如你不認識她，讓我先寫一點她的威水史：1970年由基層售貨員做起，2012年獲《福布斯》選為全球時尚界25位最具影響力華人之一，2014年離開Kering集團，時任亞太區行政總裁，管理旗下品牌包括Gucci、Bottega Veneta和Yves Saint Laurent等。
少年得志到瞞著家人失業
如今怎樣看來都是一位事業有成的女強人，她卻形容自己年少時只是個讀書不成的白日夢女孩，「我在九龍城寨長大，那是三不管的惡劣地帶，如七十二家房客般的環境，所以我自小希望賺多些錢，改善生活。我讀書成績很差，不是考H便是G。我常說笑，因為讀書時代甚麼都沒放進腦，所以出來工作後反而有很多記憶空間。第一份工是1970年在機場免稅店當售貨員，雖然我當時英文不好，但客人以日本人居多，我反而學會用日文去招呼客人。當售貨員，只要勤力，生意便會好，我很快成為店內top sales，兩年後升了做主管，我問經理為何會升店內最年輕、僅19歲的我，他說原因是我肯做、可靠又不會埋怨。為甚麼要埋怨呢？好又一餐不好又一餐，無論如何都已經比原先環境好。」這份工她一做15年，之後她加入Joyce跟隨時裝女王Joyce Ma工作10年，獲益良多，加深了對高級時裝市場的認識。
1996年她加盟HPL-21擔任行政副總裁，由零開始建立亞洲市場，代理Donna Karan、DKNY和Armani Exchange等國際品牌，首兩年生意很好，可惜之後遇上她事業一大低潮。「1998年，亞太區經濟不景，生意不理想，公司要重整架構，一直辭退員工，直到辭了公司三份一同事，我跟新加坡老闆說，我給你一個名字，之後你不要再問我取10個名字了，他很愕然，我後來跟他說：『我的手上有別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可能在別人手裡。』這份工我做了三年，是我做過最短的一份。當時我已工作了28年，沒有感到徬徨，不用擔心財政，但心態上很難過渡，我由本來很忙碌，到要瞞著家裏我失業了，每天外出10小時假裝上班，這是我最吃力的人生經歷。沒有事情是沒有遺憾的，只能說焉知非福，那時我開始不想再替亞洲人打工，幸運地期間有很多面試機會，當中包括Gucci。」
公司一直辭退員工，我跟老闆說，我給你一個名字，之後你不要再問我取10個名字了。我由本來很忙碌，到要瞞著家裏我失業了，每天外出10小時假裝上班，這是我最吃力的人生經歷。
16年半後從Gucci功成身退
「Gucci聯絡我說要聘請我，但那時我已答應加入一家本地公司，所以拒絕了其邀請，但品牌給我時間再三考慮，最終我才改選了Gucci這個國際品牌。由1998年至2014年底，我在Gucci一共工作了16年半，是我四份工當中最長的一份。」隨亞太區市場發展，她由最初Gucci一個品牌的中國及香港董事總經理，到離職時已是Kering集團亞太區行政總裁，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但她本人的努力亦不容抹殺。「我只睡六小時，即使出差也不會有時差問題，因為我以前要負責14個地區的生意，又要去歐洲買貨和開會，最忙的日子有七成時間在出差，甚至試過去倫敦開會都是早機到，同日晚機返。相比別人工作45年，我可能多做了三份一事情。」
我問自己，難道真的要病的時候才停下來？現在也許是時候知難而退，兼功成身退。
眼前的她仍充滿活力，甚麼促使她退下來？「最初加入公司時，我只管理Gucci一個品牌，後來變成Gucci集團，之後PPR即現時的Kering集團入股，但初時只是投資者，沒有參與營運，至後來PPR把Gucci集團也取消了，由Mr. Pinault直接管轄，我們開設了Kering Asia Division而我是Head of Division，我不用再直接管理品牌和賺蝕，那幾年對我來說是不同的學習，比較輕鬆，但又覺得失去了做零售的動力。與此同時，我家裏的助手病了，醫生原本說她可以多活一年，後來她活多了四年。我問自己，難道真的要病的時候才停下來？疾病不分年紀，不知道甚麼時候會來，又或者遇上甚麼意外，這些都是不能控制的，令我不禁思索是否要改變人生。」
「我慶幸能把公司品牌如Gucci與Yves Saint Laurent，在知名度不高的時候推廣到中國，我自己有進步，也不能再求甚麼，這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有新的外國管理層來，我覺得沒必要跟30多歲的鬼佬比較，因為大家思維不同，他們從外國來可能只逗留五年，所以十分拼搏，只看短線。中國人比較念舊，我在人事管理方面是以人為主，不是以數字為主。現在也許是時候知難而退，兼功成身退。」
笑看時尚風雲
45年間，Mimi由基層前線售貨員升至運籌帷幄的亞太區統帥，經歷過起起跌跌的經濟周期，她認為時裝零售業現時面對的最大困難是甚麼？「近十年來最大的改變是消費者習慣，他們不會在名店購物，起碼一般人不會，即使有錢人也會格價、代購、網購。客人在名店買東西只是偶爾的衝動消費，覺得你服務好，或者那是只能在該店買到的。那時我會跟店裡的同事說，即使客人試完貨後選擇上網買，仍要多謝他們支持品牌。另一大改變是付款方式，以前中國只有人民幣，難有信用卡，很難才有了銀聯，銀聯又很難才獲世界公認，如今去到哪裡銀聯反而有折扣，整個體系都不同了。內地人如今不帶銀包，無論是搭的士還是在酒店大堂叫外賣，都只需要『拍一拍』。體系令人更易花錢，中國的效率在這十年間變得比任何國家都快，其他人即使不習慣都不得不去迎合。」
時裝潮流的轉變也影響行業生態，「如今的風氣是你不一定要拿Birkin或Kelly bag，即使是穿對波鞋都可，所以高跟鞋市場即時停了，尤其是十厘米高跟那些，每個品牌都要做波鞋，連曾經低潮的Puma都翻生，找劉雯拍廣告，推出ribbon波鞋，只要有一個key item便能重生。奢侈品可以配搭街頭便服，但同時A&F卻幾乎破產，他們最先做網購，現時居然要賣盤，關鍵在於如何持續發展零售市場、改變的靈活度和速度、適應新環境，也要講時機，例如Forever 21與A&F在香港租舖時適逢租金最貴的時候，Victoria’s Secret現在租同一個地方可能平一半。」
現在許多品牌在短時間內轉變許多事。高層與設計師不停在換，有些CEO只做五年、三年，甚至一年已被『郁咗』。
市場改變使品牌也要隨之應變，她侃侃而談：「以前Mr. Armani可以維持很多年，現在許多品牌在短時間內轉變許多事。每個品牌都面對循環，有高有低，例如Yves Saint Laurent的『Yves』便減了又加回來。高層與設計師不停在換，有些CEO只做五年、三年，甚至一年已被『郁咗』。Bottega Veneta在三年半內換了三位CEO；有人問我如何看Hugo Boss換新CEO，我說我不宜評論；Gucci換了設計師和CEO，我很高興品牌能獲得成功；Versace也換CEO與設計師；Burberry以前由一位美國女士當CEO，後來由設計師身兼兩職，現在又要找人當CEO；Coach最近則購入Kate Spade……作為局外人去看，心情很輕鬆，很有趣。」
雖自稱局外人，她仍心繫零售業，例如提起fast fashion，她說她也會去Zara和H&M，主要原因是想試他們的服務，然後又分享及大讚她在利舞臺Muji和時代廣場馬莎的購物體驗。「即使脫離了行業，我仍真心希望服務業可以做得更好。」她又寄語年輕人要懂得接受失敗，最緊要是重新站起來，「大陸機會的確較多，但如今香港人怨氣太重，未能改善自己情況，只會令自己更不開心，與其問別人為何過得好，不如去想自己還可以改善甚麼。你見我如今生活環境不錯，但我住得細時你不知，也許你不用45年，只要20年便能有更好的成長。」
說來雲淡風輕，但她這些年來也有所失去，「作為事業女性，你不能贏得一切，必定有輸，像我便輸了婚姻，但沒辦法，以前要身兼數職，當好媽媽、好媳婦、好主管和好自己。人不可能沒有自我，你的身邊人要明白這點，她未必想當女強人，只是環境讓她前進，否則家庭的生活水平便不能改善，但當你去到高位時，家人又覺得你可能有所忽略。」
曾經有所失去，她如今更珍惜所有，提到四個孫便笑不攏嘴，睡房都是給他們玩樂的空間，另外又闢了一角擺放她近來迷上的曼陀羅圖畫，「我以前不會畫畫的，現在則可以花上數小時去畫。當錢不是我的動力時，我可以做更多我認為富意義的事。我參與慈善工作多年，無論是在舊公司的基金會還是以個人身分。我不算富有，但算捨得捐，多是與教育相關的項目。我小時候家裏很窮，一直都想改善生活，所以現在想助人脫貧，也許幫得不多，但你有心、有行動，總好過甚麼都不做。兩年前我去非洲探訪了肯尼亞兩間學校，之後開始供三個女孩讀中學，因為當地女性一般沒有教育機會，最多只讀到小學畢業。」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穎語」，「穎」取自她的名字，「語」是指用語言跟人分享她的慈善心得和事業經驗。「我的公司不是以NGO形式去做，因為沒需要，我也不會說自己做charity，而是分享模式的『sharity』。」
作為事業女性，你不能贏得一切，必定有輸，像我便輸了婚姻，但沒辦法，以前要身兼數職，當好媽媽、好媳婦、好主管和好自己。
穿衣要適合個人風格
在時尚圈打滾多年，而且更是高級時裝集團的高層，穿衣打扮必然講究。「我最重視的，是服裝是否適合我，而不是款式時尚與否，也不會因為品牌而買一件衣服，因為穿衣之道是我著衫而不是衫著我。我偏好經典易穿的款式，許多時都穿上全黑，冬天出門一定帶黑色茄士咩樽領衫、黑色開胸毛衣和黑褲，再配搭彩色的帽及頸巾。我知道自己能駕馭紅、彩藍和綠色的鮮色，而不會穿令我看來暗沉的米色及中性色調。」
「我也喜歡穿斗篷，因為可遮掩我的下半身，若我的腿很美，一定會突出雙腿，所有人都應了解自己的長處。」若要用一件衣服代表自己，她會選一件Yves Saint Laurent黑色斗篷，「那件斗篷的衣料很好，多年後都可以繼續穿。我買一件東西，是因為它有長時間的價值，別人可能會嫌衣服過季，我卻會經常以不同飾物配搭再穿。」
我保存了不少signature piece，如1980年代的Romeo Gigli服裝，雖然現在穿不下，但仍是一個回憶，代表那個人生階段。
她從衣帽間拿出幾件衣服如數家珍，每件看來都十分簇新，但原來全都有著相當歷史，當中一件Tom Ford年代的Yves Saint Laurent獸紋外套，在她口中已是「較新」的一件（Tom Ford於1999至2004年間任職品牌），另外還有一件保存了接近30年的Giorgio Armani外套，她笑說：「不過那時我穿36碼，如今要穿46碼。另外我還保存了不少signature piece，如1980年代的Romeo Gigli服裝，雖然現在穿不下，但仍是一個回憶，代表那個人生階段。我希望購物是一種emotional buying，是有意思的。」她又試穿了一件Bottega Veneta黑色外套，「這件已經買了八、九年，原本在店裡賣不出去，因為又長又闊又挺身，但卻很適合我。以往我要代表品牌，現在退下來則可以穿得簡單隨意些。我大概不會再買國際品牌服裝，因為沒有需要，衣櫥裡的已經夠好。」不求擁有最新、最多，更在乎是否適合當下的自己，能否符合長遠需要，相信正是Mimi管理衣櫥、公司以至人生的態度。
攝影：Michelle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