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海局勢的變化，往往被理解為軍事或外交問題，較少被放進制度與政治經濟的層次加以檢視。然而，當「台灣有事」不再只是政治人物的妄想或警語，而是逐步被納入各國安全部門、行政系統與風險管理機制之中，其影響早已超出軍事範疇，開始重塑周邊國家對台灣的制度性定位。韓國電子入境卡系統將台灣標示為「CHINA（TAIWAN）」所引發的爭議，正是這種結構性轉變浮上檯面的具體例證。

揮別台灣內部就「台灣有事論」的討論，關鍵並不在於是否正確，而在於它如何被制度吸收。一旦台海被視為高風險區域，相關議題便會從他國外交部門的協商語言，轉入安全官僚體系的風險邏輯。在這個過程中，政策目標不再是價值表態或關係深化，而是去不確定性、去爭議、去成本。各國行政系統關心的，不會是台灣如何自我定位，而是如何避免自身被捲入潛在衝突，並確保制度運作的可預期。

韓國今年2月全面上線電子入境卡制度，將過去具有彈性的手寫欄位轉為標準化下拉選項，本身就是一種尋常不過的制度現代化工程。在區域安全氣氛相對平穩的年代，這類分類方式不易引發政治反應，但在「台灣有事」被反覆演繹、區域對抗升高的背景下，制度的中性外表，放大了其政治後果。台灣被固定標示為「CHINA（TAIWAN）」，不是韓國一項新的外交政策選擇，而是既有風險規避邏輯在電子化後的全面顯影。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輔以韓國入境卡系統的案例，「台灣有事論」出現了外溢，進一步衍生「被安全化」的問題。這並不說明台灣更被重視，而是台灣被重新分類。當台海成為高風險節點，台灣便逐漸從一個被討論的政治主體，轉化為一個需要被妥善處理的制度變數。這種「被安全化」的轉變，終於伴隨著一種「去主體化」的行政處理方式，即在制度層面淡化台灣的政治意志，在語言與分類上回歸最不具爭議、也最符合國際既有敘事的框架。

對韓國政府來說，將台灣標示為「CHINA（TAIWAN）」，不是為了羞辱台灣，而是為了讓台灣問題「回到中國內政框架」，從而把自己抽離衝突。

台灣政府近期罕見升高抗議層級，甚至由賴清德親自出面要求韓國「尊重台灣人民的意志」，這樣的動作在政治上可以理解，但在制度層面卻顯得格外艱難。原因並不在於韓國是否「親中」，而在於當議題「被安全化」後，回應權力往往不在外交辭令，而在行政結構。對韓國而言，電子入境卡的標示問題，屬於邊境管理與制度一致性的範疇，而非對台政策立場的重新宣示。

唯見韓國外交部隨後重申「維持韓台非官方、實質合作」的既有立場，也正是這種結構差異的體現。可以說，台灣訴求的是政治主體性，韓國回應的卻是制度穩定性，雙方話語錯位，並非溝通失靈，而是站在不同政策層級上的各說各話。對安全官僚體系而言，最理想的結果從來不是選邊站，而是「不站」，避免自己被迫站上任何一邊。

這也解釋了為何不少韓國媒體與學者將此事解讀為「台灣逼迫韓國選邊站」。然而，從首爾的角度來看，這更像是一場被動的風險應對。在中美競逐升溫、中日關係緊張、中俄軍事行動頻繁的情勢下，韓國的優先考量始終是朝鮮半島安全、韓美同盟與對華經貿的平衡。台灣問題在此一結構中，並非核心議題，而是一個需要被迅速降溫、避免外溢的風險來源。

因此，將台灣標示為「CHINA（TAIWAN）」的制度選擇，與其說是韓國政府的政治立場宣示，不如說是風險最小化的結果。這並不意味著韓國否定台灣的存在，而是意味著在高風險環境下，制度會本能地選擇最省事、最不引發連鎖反應的分類方式。這樣的選擇，對台灣而言或許難以接受，但在國際政治經濟的現實中，卻並不罕見，而是多數中型國家在台海議題上的典型反應——在承平時期，這種模糊處理可以被解讀為善意空間，但在安全化情境下，便往往迅速朝向既有框架收斂。這並非針對台灣，而是國際體系在不確定性升高時的自我保護機制。

也正因如此，當台灣越是將焦點放在名稱、標示與象徵層次的抗議，就越容易忽略問題的結構本質。當「台灣有事」被反覆消費為安全敘事，台灣在國際制度中的位置，反而更容易被去政治化、去主體化地處理。這不是因為台灣不重要，而是因為風險管理邏輯並不以主體性為優先考量。

是以，韓國電子入境卡的爭議，最終提醒的，並非不是某一國對台態度的轉變，而是台灣在區域安全敘事中，正逐步從被聲援的對象，轉化為被管理的問題。當國際社會關心的首要問題變成「如何避免被台灣拖下水」，而非「如何支持台灣的選擇」、或「要多大力去支持北京的政治框架」，台灣所面對的，就不只是外交摩擦，而是一個更為冷硬的制度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