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在台灣從來不是突如其來的議題，而是一個被反覆召喚、反覆重組的政治想像，近年來的轉折，並不在於哪一次演習或哪一筆軍購，而在於戰爭開始被制度化談論，被時間化標記。最近台灣內部同時出現的兩個現象，正好勾勒出這條軌跡：一是台灣政治大學成立「兵棋推演學院」，首度將兵推正式納入學術體制；二是賴清德再次高舉「2027」這個年份，指稱北京以完成武統準備為目標，台灣必須做最壞的打算、做最好的準備。

如果只把這兩件事當成並列新聞，就會錯過此間的結構意義，問題從來不是「2027會不會打」，而是台灣社會正如何被引導去接受一個前提：未來的政策討論，必須以戰爭為預設情境，而時間也同步被用來壓縮本就有限的政治選項。

政大兵推學院的成立，表面上是學界對現實的理性回應。兵推向來被描述為和平研究的一環，是為了找出制度弱點、補強社會韌性、培養危機管理與戰略判斷能力。這樣的說法，可以說無可反對。然而，制度化也從來不是中性的，當兵推在台灣漸漸成為「顯學」，戰爭也就自然從極端情境，被轉化為可被演算、可被教學、可被管理的常規政策場景。

換句話說，和平已不再是預設值，成了需要額外證明的一種狀態。

更現實的一面是，兵推在台灣還不只是一套「求真」的工具，連參與其中的台灣立法委員、台灣海軍二級上將陳永康都不諱言，有些兵推的功能，是為了凸顯不足、爭取資源。陳永康之言，不過是打開天窗，說白政策運作的常態。問題在於，當兵推的語言進入公共空間，便同時替軍費擴張、制度加碼提供了一套看似冷靜、實則高度政治化的論證框架。是以，一旦風險被有意量化後，後續的資源動員就顯得理所當然。

就在戰爭想像被學術化的同時，「2027」也被快速政治化。賴清德日前在國安高層會議後指出，北京以2027年完成武統準備為目標。賴清德在接受外媒訪問時，也強調不論解放軍時間表如何，台灣都必須先做好最壞情況下的最佳準備。儘管台灣總統府隨後澄清，這並非宣布「2027就是武統年」，只是援引國際報告分析。然而，在政治傳播中，「援引」與「背書」的界線並不清楚。當這個年份由台灣最高層峰說出口，實際上就完成了「本土化」，成為可被反覆使用的政治符號。

因此，「2027是不是武統年」其實是一個被錯置的焦點。真正的問題是，這個年份正在台灣內部發揮什麼作用？答案其實很清楚，民進黨政客正一手把安全敘事，與選舉時程和政策動員進行包裹捆綁。攤開可見的台灣政治期程，2026年是地方大選年，2027年被塑造成台海風險高峰，2028年則是台灣總統大選。回應政治現實面，當威脅被描述為迫在眉睫，台灣內部辯論自然被要求讓位於「一致對外」，連帶高額國防預算與權力集中，也就更容易取得正當性。

在這樣的結構下，諸如「賴清德高舉2027武統論，2026抗中牌又來了？」的警語，已在部份台媒的質疑聲下發酵。

與此同時，北京的迅速接球並不令人意外。如見國防部隨即批評賴清德煽炒軍事威脅、販賣戰爭焦慮，指其「備戰」是為「台獨引戰」找藉口，並拋出「兩岸實現統一是台灣永保太平的最好選擇」。這套回應儘管老調，但台灣社會應該要能讀懂這般回應的目的：這並非是要喊話已經不可能聽進去的民進黨政府聽，而是要重新定義問題，把重心擺回來，即把台灣以防衛準備作為挑釁之實，把焦慮責任反推回台灣，並把安全議題簡化為政治立場的選擇題。

無怪乎，當2027武統倒數的敘事成為台海前景的主旋律，相關的安全討論就只會走向單一方向，就如民進黨把備戰視為唯一負責任的態度一樣，而任何對成本、效率、替代路徑的追問，都可能被解讀為削弱己氣、投降或叛台。問題在於，這樣的時間鎖定，並不能真的提升安全，歷史可鑒，任何一場的衝突風險，並不一定沿著某一年份發生，舉凡灰色地帶行動、誤判與突發升級，都可能讓這類「倒數」變成一種心理安慰而已，與什麼戰略優勢都無關。

是以，把政大兵推學院的成立，與2027武統論述的升溫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到台灣正在同時完成兩種「提前進場」。一種是知識上的提前進場，透過學術與方法論，把戰爭變成可被管理的公共議題；另一種是政治上的提前進場，透過年份化與倒數，把政策選項綁定在迫近的時間框架之內。兩者交織，讓台灣社會在戰爭尚未發生之前，就先進入半戰時的心理與治理狀態。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做最壞打算本身，而是整個台灣被政治化，只允許一種未來想像。當「2027武統年」被賴清德政府「本土化」製造，成為一個可以動員選票、預算，乃至動員社會服從的通關大白話，台灣需要推演的，就不是解放軍的行動路徑，而是自己如何在倒數的語言之中，去保有急速凋零的公共辯論與理性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