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回顧】十年互聯網時代的期望與失落

過去十年，是社交媒體的年代。雖然標誌性的Facebook早在2004年出現，可是其每月活躍用戶在過去十年增長近七倍，由2009年第四季的3.6億，至2019年第三季已達24.5億。除非在未來十年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能發現過百億的外星人，並說服他們加入Facebook，否則全球人口根本不足以讓社交媒體再次獲得同比率的爆炸性成長。

沒有Twitter的特朗普！？

更讓人有感恍如隔世的是，靠着Twitter推文「直通」選民當選的特朗普，如今一條推文可以震動全球股市，連摩根大通也要推出「Volfefe指數」去根據特朗普推文去量度美國國庫債卷的波動性；然而，回顧整個2009年，特朗普全年的推文總數只得56條，踏入2010年代不久，特朗普才正式成為Twitter狂迷，其推文總數在2012年已達3531條，到了十年後的2019年更向8000條關口邁進。

十年前的朱克伯格尚是科網新行業的明日之星，Facebook是成是敗也尚難預見（Facebook在2012年才正式上市），而特朗普仍是真人秀《飛黃騰達》（The Apprentice）的主持，時有為連鎖快餐店作廣告主角。雖然他當時已在賣弄奧巴馬並非在美國出生的陰謀論，不過其參選總統的傳言只屬「娛樂新聞」。

今天，朱克伯格幾乎已成為人見人憎的「不愛歡迎人物」。人們在他身上，盡然看到這十年來互聯網科技發展給人們的種種由期望變成失望的心態轉變。而特朗普，在全球不少人的心目中，更是此轉變帶來重大災難的標誌。

互聯網用戶變成企業的「商品」

首先，以Facebook為首的社交媒體，在朱克伯格的「帶領」之下，從營利模式未明，走到跟從Google的廣告模式，轉向成為以用戶個人數據為基礎的「目標定向廣告」（Targeted Advertising）巨企。其廣告收入從2009至2018年上升72倍，Facebook的用戶似乎是其「產品」，而在Facebook刊登廣告的企業或個人才是其客戶。

這種新廣告經營模式也使得社交媒體的時代變成了「沒有私隱的時代」。回顧2013年，當時美國情報相關機構告密者斯諾登（Edward Snowden）爆出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稜鏡計劃」（PRISM），指後者以國安為名大量向私人企業收集從互聯網使用得來的國內外民眾或機構數據。當時，這是「大新聞」；然而在大家都接受了「互聯網上無私隱」的今天，這幾乎已是「常識」。

使用互聯網，在不少人心中，已成為一宗「浮士德的交易」。要得到互聯網的方便，就要以個人最隱密的一切作交換。「取消Facebook帳戶」更一時成為風尚。

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可畏

隨着人工智能的發展，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提供了極多可供機器學習使用的大數據。平平無奇的在Facebook的照片上標籤別人的名字，其實就是為人臉辨識程式提供免費的「已解讀數據」供人工智能學習使用；在網上分享自己的背景、興趣、心情、政見等，其實就是提供了機器可分析出相關性規律的數據，讓人工智能在未來可以單靠一個人的幾項背景資料來準確猜度出其政治傾向等等。

大數據分析的政治影響，在「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在2018年被全面爆出非法取用Facebook用戶數據，並用作選舉用途的風波之中明顯可見。特朗普的政治冒起，也受助於這種大數據配合人工智能的驚人運用。

任何曾涉獵現代人工智能設計的人，也許都曾讚嘆於程式能在一組手寫阿拉伯數字圖片的數據中歸納出連程式設計人也不能窺視的規律，進而能從手寫圖片認出所寫數字的過程。不過，這種神秘智能的展現，如今卻因其可能的邪惡用途，而讓人們顧忌三分。

新壟斷、資訊篩選與虛假的「平等」

Facebook作為這世代的科技公司代表，還象徵了這十年間人們對互聯網成長由期望到失望的三大轉變。

首先，在類似Facebook、Amazon、Google等企業崛起之際，大家都認為他們是「未來的先驅」，是打倒既有守舊經營架構的英雄，是「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表表者。然而，這十年的經驗，證明這些企業只是以新科技重演寡頭壟斷、進攻壓榨僱員與顧客的歷史而已。

其次，如Facebook一般以「聯結人們」為已任的社交媒體，本來是廣納百川的開放代表。可是，由於資訊篩選的程序，本來的「百川」竟愈加被細分為數百萬條小川，每一個人只看到與自己相近的觀點與見聞，對在另一條小川上的人們置若罔聞，恍惚活在完全不一樣的世界。不少政治社會學家也認為這是目前西方民主國家中民眾意見分裂，逐漸把意見不同者作敵人看待的一大原因。

同時，正如Facebook上一人一帳號一樣，互聯網以「平等」為基礎——每一個人理論上都有同樣的話語權，以往由專家、傳統媒體、政府機關主導的時代已過。可是，這一種「平等」，一方面導致資訊爆炸、真假消息難分，另一方面也不是真正的平等。

在社交媒體上，不少人成為了「意見領袖」（KOL）或者所謂的「網絡紅人」，他們的話語權絕對比一般人高得多，因而成為了非正式的「專家」。然而，這些專家卻少有得到前互聯網時代的制度認證，也沒有清楚的行業區分，因此導致假錯訊息橫行、外行亂評內行卻獲人普遍誤信的怪象。

某些國家的政府機關也先行一步掌控了互聯網上可接受的消息發布，導致往日政府機關主導訊息傳播的時代重臨。

而且，互聯網「平等」中的一大關鍵要素是其相對的匿名性質，與以往面對面或通過聲音、文字的交流截然不同。這一方面解放了前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顧慮，另一方面卻帶來了不少惡果——從互聯網上的低劣罵戰，到人們以無從追蹤的區塊鏈虛擬貨幣作非法交易等，多不勝數。

面對以上種種對互聯網發展的失望，難怪「互聯網之父」柏納斯李（Tim Berners-Lee）11月時高調主張要改革互聯網，而所謂「互聯網2.0」的倡議也甚囂塵上。

不過，縱使互聯網過去十年逐漸露出黑暗的一面，我們其實已不能放下今天的互聯網而回到十年前較為「單純」的年代。

《紐約時報》曾指「一種悲觀感已取代科學和工業革命帶來的、無可避免的進步的觀念」。這句話聽起來雖然極為切合今天人們對互聯網的感受，其實卻是寫於1979年。此中教訓是，技術進步永遠會給人類帶來不可預知的挑戰，讓人在無所適從之中愈感悲觀。不過，我們永遠不要忘記的是：技術只是人的工具，技術沒有好壞之分，人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