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企關係】天秤倒向政府 企業愈發聽國家指揮

撰文:黃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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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1月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第二階段貿易協議的談判預計將更多討論中國產業政策、國有企業補貼等問題,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將是焦點。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很多人反對特朗普政府通過強加關税、發佈行政令或訴諸國會法律干預市場和貿易活動的行為,因為它很大程度上違背了自由市場的原則,也不符合保守派所主張的限制政府角色、規模和開支的理念。
那麼,美國又如何看待自身政府、市場和企業之間的關係?

中美關税貿易戰中,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多次搬出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IEEPA),提到自己有權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明令美國企業撤出中國、搬回美國,有權限制中國在美投資,也有權力明令美國企業避免同中國的特定交易。

該法律賦予特朗普阻止美國企業甚至整個經濟部門活動的權力,但這種權力並不在美國憲法範疇之內。

美國Alphabet公司(Google)配合特朗普政府對中國企業華為的控訴和禁令,暫停與華為的部分業務,也凸顯出背後美國政府對科技企業施壓的效力。

奉行資本主義的美國非常強調「個人主義」,政府角色受限,企業自由發展,二者基本上彼此隔離。美國憲法也限定了美國政府、企業和市場之間的關係,建立統一市場。政府重在保持市場開放、維持契約精神以及保障財產,為企業提供自由競爭的環境。只有當這種環境受到影響或破壞時,比如經濟危機和軍事戰爭或企業違法,政府才會介入。

2018年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徵收關税,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VCG)

但是,隨着美國企業實力的不斷壯大,足以撼動市場力量或無視市場規則的時候,政府對企業的管控就會加大,美國社會亦會支持政府對企業進行拆解或監管。

譬如,2020大選左翼參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倫(Elizabeth Warren)就主張拆解Amazon、Facebook和Google等科技巨頭企業。特朗普政府和國會也已開啟對這些科技巨頭的反壟斷調查。根據追蹤遊說和政治捐款的機構「政治響應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最新數據,2018年,Facebook、Apple、Amazon、Microsoft和Google等美國科技巨頭的遊說開支打破歷史記錄,高達6,500萬美元。

工業革命前,西方企業一方面受宗教信仰約束,即符合上帝喜悅、社會認可的合法合規,另一方面受政府的牽制,離不開政府的武力保護和政策激勵。工業革命發生後,隨着生產技術的變革和專業化分工的發展,企業開始爭取更多主導權和自由經營的權力。隨着企業自身實力的提高,逐漸也和政府形成了互利共生的關係。

一方面,政府通過制定監管、税收、直接援助、科研投入和產業保護等各種法規,管控企業在壟斷、涉及國安的出口或買賣、工人健康保險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行為。在此過程中,聯邦政府資金也大量流向企業,尤其是科技創新類企業,助力美國軍事及國防的戰略資源儲備。另外,美國政府還通過對新興小企業的資助,將一些基礎研究成果用於市場。

另一方面,美國企業也會通過各種渠道和手段影響政府政策,主要體現在遊說和政治捐獻兩個方面。

美國在18世紀末進行制度設計時,就考慮了遊說的影響,只不過,當時被稱為利益集團當中的一個「派別」(faction)。美國國父及「憲法之父」麥迪遜(James Madison)是最早提出政府和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聯繫的人。他在《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寫道,為了防止某一派別做大,可以將權力分散給相互競爭的派別,讓它們不同利益之間展開競爭。

2018年至2019年,面臨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的監管施壓,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也增加了遊說的資金投入。(VCG)

1808年,美國國會首次正式定義「遊說」,即「試圖影響政府官員決定的活動」。這裏的政府官員可以是國會議員,也可以是各種規則委員會的成員。而整個19世紀,美國遊說主要在各州層面展開,因為聯邦層面的法律制定相對較少,那時的經濟事務大多由州掌控。但是到了20世紀,國會和聯邦權力擴大,遊說群體在聯邦層級的活動驟升。尤其在過去30年,美國遊說達到歷史高潮。

根據1946年國會通過的《聯邦遊說管制法》(Federal Regulation of Lobbying Act)和1995年通過的《遊說公開法案》(lobbying Disclosure Act),遊說對象包括國會、總統、行政機構、甚至選民。其中,遊說主題主要是美國智庫的大企業。

美國大企業對國會的影響,體現在直接遊說國會議員、出席國會聽證會、提供競選資金支持等。譬如,2018年開始美國國會加大對Google、Twitter、Facebook等科技的調查後,這些科技企業就大幅增加了遊說支出,瞄準國會醖釀的相關數據隱私法案。

企業也可以影響司法,也即介入司法程序維護自身利益,方式就是向法院提交意見書,或通過律師向法官施壓;

此外企業亦可以直接遊說行政部門。譬如,汽車製造商可以遊說環境保護署(EPA)對相關尾氣排放限制的法規進行調整。

政治獻金和遊說一樣,也是美國民主政治的特色之一。按照美國《聯邦選舉競選發》(FECA)和《遊說信息披露法》(Lobbying Disclosure Act),企業可以通過成立或贊助「政治行動委員會」(PAC)公開支持特定政治人物和公共政策,以便讓政策更為貼近社會和企業的實際需求。

財力越雄厚的企業,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就越大,比如一些受個別大型企業支持的政客,勝選上任後力推有助於該企業的政策,退休後又可進入該企業擔任董事會成員等職位。奧巴馬2008和2012年兩次選舉都曾受到來自矽谷科技企業的大量政治獻金。

20世紀初,遊說和政治捐獻曾首次引發有關腐敗的討論。但最後美國國會都會通過法案,讓其更加公開和透明。與此同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以及美國高法多次的裁決,也將遊說歸類於「言論自由」的範疇,這就是「遊說」在美國合法合規的根源,奠定了政府和企業這種互利共生關係的基礎。這也使得美國旋轉門運轉合理合法,使得精英在企業和政府效力。

國際上企業淪為「政治工具」

隨着技術的創新與發展,美國企業影響力逐漸從國內延伸到國外,從而產生了一大批將業務擴展到海外的跨國企業。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全球化加速以來,美國跨國企業也加速了海外的擴張,可以說是美國經濟霸權的縮影。比如,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沃爾瑪商店(Wal-Mart Stores)、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福特汽車(Ford Motor)、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和花旗集團(Citigroup)以及Google等科技企業等。

2017年11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鮑威爾擔任美聯儲主席。之後的兩年,特朗普一直在對鮑威爾進行整治施壓。(VCG)

這類企業要想跨國運營,也離不開美國政府的協助,其中的遊說自然也不會少,目的就是為了拓展自己在海外的商業利益。但相比美國企業就國內業務的遊說,美國企業就海外利益的遊說得到了升華,因為美國政府也會利用這些企業全球觸角的延伸和投資,將世界資源與市場為我作用,壯大美國的國力。

而且,為了佔領國際市場和參與全球企業競爭,美國政府還同歐洲及亞洲國家簽署了一系列的雙邊及多邊貿易協定,尤其同自由民主經濟體達成貨幣和政治聯盟。這為美國企業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和合作平台的同時,更重要的也是為本國政治和經濟利益服務,尤其助力美國地緣政治博弈。比如,奧巴馬時期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就被認為是美國同西方民主國家和其他自由經濟體結成同盟,對抗中國經濟海外實力擴展的一種嘗試。

但是,企業權力和實力由內到外的擴張,也會遭遇反效果。

在自由貿易與市場原則的主導下,美國企業難免為了利潤而轉移技術,美國因此擔心自身優勢和經濟利益遭受損失。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關税貿易戰,其中一個指控就是中國強制性的技術轉讓。而且,在反全球化的民粹浪潮下,美國人愈發感覺到,一些跨國企業已經拋棄美國,必須要平衡和國內和國外的市場。

按照特朗普及其幕僚的話說,就是要讓這些跨國企業將就業崗位搬回美國,為國內經濟和就業利益服務。今年3月被特朗普提名出任美聯儲(FED)理事的經濟顧問摩爾(Stephen Moore)認為,特朗普經濟計劃的一項關鍵舉措,就是通過一系列大幅減税政策(比如將商業税由35%降到15%或20%),讓美國跨國企業返回美國本土,之後跨國公司利潤更多留在國內,從而能夠抵消企業税降低後的「成本」。

另外一種捆綁跨國企業的方式,就是將企業運營同「國家安全」或「主權」聯繫起來。

在中美貿易戰中,特朗普政府甚至以經濟主權和國安之名捆綁美國企業,對中國企業華為發佈禁令,並將華為及其70個關聯企業列入實體清單,實際上就是利用行政或政治手段,限制美國企業同中國企業的交易活動,為正在進行中的關税貿易戰,乃至與中國的政治及戰略博弈助力。美國企業在這個時候就扮演政府的延伸工具。

可以看出,美國跨國企業和政府之間終究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美國大型企業通過遊說,不斷影響美國政府決策,助力自己的商業利益,同時也會為政府提供政治獻金等各種政治支持,幫助政府實現既定利益,政府也會通過選舉後所得權力,為跨國公司權益服務。尤其當近年美國最高法院取消政治捐獻總額上限,只會讓這種利益影響更為凸顯。只要美國政客和企業之間的遊說和金錢政治紐帶不變,只要政府監管背後的大小政府之爭端不斷,美國政府和企業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這種共生關係就不會改變。

但企業和政府,畢竟一個是經濟組織,一個是政治組織,雖然都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二者間的利益平衡始終偏向政府一方。

從奧巴馬時期的「稜鏡計劃」事件就可以看出,美國政府(情報機構)和企業之間相互配合,維繫對國內外個人和組織進行監控。美國情報機構為了獲取新技術,也會為初創企業進行投資,並且以此和企業高管建立關係網絡。這背後更多都是政府主導、政治因素驅動。特朗普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企業加大投資限制,或者利用行政令限制美國企業同中國的交易,也是政府權力的一種擴張。

自始至終,美國政府都在通過行政、立法等手段加大對企業的管控。美國企業也不得不更多地為政府和國家利益服務。尤其當政府近年愈發從「主權」和「國安」等政治視角看問題,美國企業對美國政府的配合與附庸,也愈發頻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