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關於中國疫情數據真實性的一些思考

撰文: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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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8日,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確診人數已經超過142萬,其中美國確診人數突破40萬,是中國的5倍。歐洲多國確診人數飆升到10萬以上。
醫療衛生水平較為發達的國家頗為費力仍無法控制疫情,中國兩個月就控制住疫情,這也令其受到的質疑愈來愈多。連日來伊朗多位政要、醫學專家公開指責中國數據有問題。

伊朗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工作小組成員莫拉茲(Minoo Mohraz)4月6日在會議上指出,病毒擴散後與中國通報的情況不符。莫拉茲質疑要麼是病毒突變並變得更致命,要麼就是中國提供的數據有問題。

工作小組另一名成員、流行病學家蘇裏(Hamid Souri)亦懷疑中國數據的可靠性,因為證據表明事態比中國通報的更糟糕。他表示,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會被中國的數據誤導,因而訂下錯誤政策,以至確診人數增加。

伊朗衛生部發言人賈漢普爾(Kianoush Jahanpour)4月5日在新聞發佈會上就新冠肺炎疫情批評中國,稱中國官方關於疫情爆發的數據為「笑話」。隨後他還在Twitter發文稱,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似乎是一個「苦澀的笑話」(bitter joke),讓世界上許多人認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樣,且死亡率更低。「如果中國說疫情在兩個月內得到了控制,人們應該認真考慮一下。」

伊朗並不是第一個質疑中國數據真實性的國家,美國上至特朗普(Donald Trump)蓬佩奧(Mike Pompeo),下至參議員科頓(Tim Cotton)盧比奧(Marco Rubio),都曾多次公開質疑中國數據的真實性,說中國故意瞞報疫情爆發程度、故意散佈虛假情報企圖轉移視線的言論十分常見。

伊朗的指責之聲一出立刻引發人們的熱議,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對中國的指責有意識形態、大國競爭的因素,而伊朗作為同中國友好國家,公開指責中國,非比尋常。

質疑毫無意義

伊朗在疫情爆發後對中國抗疫經驗的採用非常充分,現如今發出質疑,可能是措施並未達到伊朗的預期效果,是實踐之後站在己方經驗論上的一種質疑。與其說是對中國的攻擊,不如說是對中國式措施抱的期望過高所致。

伊朗官員並未考慮到中伊制度的差異以及相同措施可能產生不同效果的現實。畢竟國情不同,同樣措施在不同國家的落地情況也不同,出現偏差在所難免。隨着借鑑中國經驗的國家增多,未來認為中國經驗管用的聲音會有,認為中國經驗不行的也會有,這樣的熱議不會缺席。

有內部政治壓力的國家會向中國推卸責任,但眾所周知疫情防控關鍵還在本國,是否成功最終還要本國埋單。誰能夠迅速走出疫情,迅速在危局中站起來,就贏得了先機,贏得了主動。真正的失敗者,真正犯錯誤的國家,等疫情結束之後自然會見分曉。質疑他國是否管控得住疫情毫無意義,對伊朗也不例外。

中國湖北武漢市於4月8日起解除封控措施。圖為武漢高鐵動車組整裝待發。(新華社)

中國邁出重要一步

以美國為代表的各方指責中國隱瞞疫情,既懷疑中國確診病例數量的真假,也質疑中國死亡人數的真假。不得不承認,以往中國在重大災害性事故發生時有着不良的記錄,瞞報死亡人數、隱瞞損失狀況,非常常見。各級政府上報的死亡人數往往卡在事故劃分等級的邊緣,以降低事態避免被追責。這一點中國人也非常清楚。

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和以往明顯不同。數萬人確診、數千人死亡、千萬人口的大都市武漢封城、湖北高層人事地震,一連串重大事態的背後是中國最高層直接指揮了整個疫情防控。傳染病防控的嚴峻程度並非一般性的事故可比。如果控制不住局面,誰也無法承擔後果。

在這樣的大是大非面前,官員人為造假已不現實,官方集體政治性造假也很難。確診總數和死亡人數已經龐大到了沒有遮掩的必要。各級地方政府隱瞞數據的空間已不復存在。社交媒體的發達導致與事實相去甚遠的隱瞞難以為繼。

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在疫情防控過程中回應質疑的速度非常快。一開始互聯網上沸騰的民怨倒逼武漢醫療資源擠兑的狀況得到迅速改善;李文亮事件在疫情還未結束時就已經被官方糾偏;各方質疑中國無症狀感染者可能導致疫情二次爆發後,中國隨即就公布了無症狀感染者的數量。

無論外界是否相信,中國的防控成果都已經取得了大多數大陸民眾的信任,這也是為什麼歐美疫情爆發後,中國留學生、身居他國的華人紛紛回大陸避難的原因。中國人在圍觀歐美疫情時,是帶有一定程度的自信情緒的。

中國防控成果還未獲得其他國家的認可,這中間有國際政治鬥爭的因素、也有中國自身的因素。中國需要打破刻板不良印象,重塑同他國的互信關係、重塑自身國際形象,此次疫情或許是一個新開始,並且邁出了獲取國內民眾信任的第一步。

在中國大陸管控疫情的工作中,民警、居委會等基層組織發揮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也是「中國模式」較為特殊的一個特點。(Reuters)

必須面對的治理能力極限

各方對於中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的質疑事出有因,畢竟歐美多國的確診人數已經超過中國,且死亡率非常高。但如果數據有所隱瞞或者防控情況不樂觀,社會重啟的後果將不堪設想。從整個中國社會已經開始復工復產看,防控的成果得到了驗證。因此,很難相信中國在確診總數、治癒人數這些關鍵的數據上造假。

不過,中國官方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並不是實際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一開始湖北武漢有不少人在未得到及時治療時就已經死亡,這部分一共有多少人未可知。同期死亡人口中,有多少是死於新冠肺炎很難確定,在疫情防控期間也很難一一進行確認。

中國公布的死亡人數是根據官方公布的確診標準,可以統計到的人數。從客觀現實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確切統計自己的疫情,中國也是同理。這與美國十年前難以統計有多少國民因為H1N1豬流感死亡一樣,與其今天很難統計2019-2020年流感季有多少人實則死於新冠病毒一樣,與英國由於檢測數量有限並未掌握全部確診患者規模一樣——現實中許多事情超出正常的社會治理能力,存在合理偏差是正常的。現實數據會高於官方確診數據,但這不代表隱瞞。

中國的新冠肺炎死亡率較低,這是站在中國在控制住疫情後回望整個疫情,所得出的結論。在疫情高峰階段,武漢的死亡率也並不低。歐美等國人口的老齡化嚴重,且正處於疫情的高位運行階段,死亡率等數字很難同中國有橫向對比的必要。

對於疫情的反思,留待疫情結束之後進行也不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