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苦思對華政策　竟從50年前一首歌找到靈感

在5月29日舉行的新聞發佈佈會上，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引用著名美國男歌手法蘭仙納杜拉（Frank Sinatra）的名曲曲名來解釋其外交政策：「（在美國和中國之間）我們沒有必要做出選擇。有些人想逼我們選擇，但沒有必要，必須像法蘭仙納杜拉的歌一樣，《My Way》（我的路）。」
在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曾用同一首歌來解釋他的政策，將它稱為「仙納杜拉主義」（Sinatra Doctrine，中文又譯為辛納屈主義）。今天，分析家們同樣將博雷利的政策稱為「仙納杜拉主義」，但這個政策究竟意味着什麼？

美國歌手與蘇聯領導人理論的關係

《My Way》這首歌1969年首次收錄在法蘭仙納杜拉（Frank Sinatra）同名大碟，自此風靡全球，不但成為仙納杜拉的代表作，在流行文化上亦常被用作為告別曲，表示一場表演的結束或一個人的離開。

事實上，這首歌也曾經象徵了一個時代的結束。1989年，蘇聯外交部發言人格拉西莫夫（Gennadi Gerasimov）開玩笑地用法蘭仙納杜拉的歌曲來形容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特別是允許鄰近的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國家決定自己的內部事務，即讓他們走他們各自的「我的路」。

當時，「仙納杜拉主義」取代了1968年蘇聯軍隊佔領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並推翻其政府後宣布的「布里茲涅夫主義」。該理論指出，在蘇聯集團內，任何一個國家發生對社會主義的威脅，都是對所有其他蘇聯集團國家的威脅，因此，社會主義國家有理由進行干預。實際上，該理論被用來證明蘇聯對蘇聯集團及周邊國家的軍事干預是合理的，包括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在阿富汗的軍事干預。

然而在80年代末，當波蘭舉行自由選舉並選出非共產黨政府時，戈爾巴喬夫決定不進行干預，實際上放棄了布里茲涅夫主義。「仙納杜拉主義」成為蘇聯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通過允許蘇聯集團內的國家「走自己的路」，它促成了冷戰的結束，摧毀了歐洲的「鐵幕」。在1989年10月宣布後的幾周內，東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共產黨政府連續被趕下台。

然而，雖然博雷利引用仙納杜拉的歌曲可追朔到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往事，但他的話在今天的語境已經完全不同。

從冷戰的結束到新一輪競爭的開始

與80年代相比，今天的歷史趨勢已經逆轉了：2020年的「仙納杜拉主義」所象徵的已不是世界上兩個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逐漸消失，而是緊張關係的加劇。

1989年，世界正從兩極化走向單極化。蘇聯解體後，在美國和俄羅斯兩國的選擇，歐盟樂於一直站在美國一邊。

然而今天，在美國和中國的新衝突中，歐盟已經不那麼樂意於選邊站了。中國的崛起挑戰美國的霸權，也給歐盟帶來新的難題：如何維護老霸主和新挑戰者之間的平衡關係？

博雷利的「仙納杜拉主義」，簡單來說，是歐盟在中美日益激烈的競爭中拒絕選邊站、不結盟。但正如布魯塞爾的外交人員在過去幾周所堅持的那樣，不結盟並不意味着等距離（non-alignment does not imply equidistance）。雖然過去特朗普反覆無常的政策讓歐盟領導層感到不安，但歐盟和美國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非常接近。歐盟真正要面對的挑戰是西方單極化的結束，是中國的崛起。

疫情下的「制度性競爭對手」

長期以來，歐盟對中國的外交，更傾向於緩和對立與不同。然而，在2019年3月歐盟委員會發佈的一份「戰略展望」報告中，委員會認為，中國已經不能僅僅被視為合作夥伴，它還成為了競爭對手，報告首次稱中國為「制度性競爭對手」。

從歐盟的角度來看，這是多年來的挫折的結果：譬如公平競爭和平等市場准入的談判的不成功，對中國不透明的政治制度的持續不信任，對中國在歐盟的戰略性投資的恐懼，以及歐盟成員國對中國問題的持續分歧。

然而，自報告發佈以來，現狀似乎沒有好轉的跡象。事實上，最近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令這些挫折進一步加劇。疫情在中國爆發時，歐盟對中國最初的應對缺乏透明度表示擔憂。接下來，歐盟發現在很大的程度上醫療用品都依賴中國市場。最後，歐盟認為中國在歐洲國家所進行的「口罩外交」會加劇歐盟的內部分歧。6月10日，歐盟譴責中國對歐盟國家的社會進行「針對性的影響行動和虛假信息活動」（targeted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正如法國《世界報》前總編輯最近寫道：「在中國和歐洲之間，有一個新冠肺炎的前後對比」。」

歐盟「走自己的路」？

歐盟已經明確表示不會選邊站，走自己的路，但歐盟還沒表示的是：歐盟的路到底是什麼？

要讓27個成員國達成一致，當然很困難的。在中國問題上，歐盟不僅面臨制度性的競爭，還面臨制度性的分歧：歐盟國家從北到南，中國的投資水平差異很大；瑞典堅持在人權問題上批評中國，希臘卻拒絕批評；有些國家通過歐盟與中國對話，有些國家設立專門的外交平台（譬如17+1合作），並還都在維持單獨的雙邊會談......

博雷利希望將歐盟27個成員團結在他所謂的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周圍。歐盟成員國對一些有關中國的問題確實有一致意見：歐盟國家希望在氣候變化和非洲經濟發展等議題上得到中國的幫助，它們都想平等地進入中國市場，有時也希望能有一個對抗美國的多邊主義盟友。而在價值觀方面，它們希望中國能尊重其開放的社會，結束其在新疆的高壓再教育運動，以及減少對香港的壓力。

然而，雖然歐盟外交官一直都有提倡這些觀點，但問題是如何將這些觀點融入博雷利的「仙納杜拉主義」？仙納杜拉的歌詞表達的是個人主義，是「一言堂」，而不是多元化，不是充滿「雜音」的布魯塞爾殿堂。歐盟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讓它的多元價值觀融入到一個明確的政策裏，如何讓「我們的路」變成 「我的路」。

歐盟希望避免中美之間的結構性對抗，這只是一個主義的開始。如果它想以歐盟各國的異口，同聲向中國說話，就應該首先界定好它的同聲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