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結束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共高層閉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頂層設計，商討「如何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宏大議題，並形成了最終決議。此決定意味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前提，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遵循，中共將全方位開拓「中國之治」。四中全會召開當天，《人民日報》等多家官方媒體在頭版刊登新華社文章《開闢「中國之治」新境界》，將四中全會進行的制度性頂層設計稱為「中國之治」。如何從四中理解「中國之治」與「現代化」呢？

四中全會結束當天，新華社發布了分為三個部份的會議公報，第一部份概述會議的基本情況，如人事。公報開篇即點明「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202人，候補中央委員169人。」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選舉產生204名中央委員，172名候補委員，換言之，四中全會有兩名中央委員與三名候補委員缺席。

缺席四中的兩名中央委員分別是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與中央委員劉士餘，前者於去年10月20日墮樓身亡，後者曾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但今年5月19日在中共的金融反腐風暴中落馬。缺席的三名候補委員官方未正式通報，但有觀點認為其中一人是中共重慶市委專職副書記任學鋒。有報道稱任學鋒於10月31日四中全會閉幕當天，在京西賓館7樓墮樓身亡。重慶官媒後證實任學峰「因病離世」，但任所患何病、去世時間和地點均沒有說明。直到上周一（11月4日）網上流出的訃告顯示，任學鋒的告別儀式在當日上午8時在北京昌平殯儀館舉行，死亡時間為10月31日。除此之外，有指另外兩名缺席四中的候補委員或是此前被免職的中國建築集團董事長官慶和中國移動技術部總經理王曉雲，但是這一推測缺乏消息來源，真實性存疑。

公報第二部份是對十九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工作的高度肯定，內容不多，也是套路式的表述。主要內容集中於第三部份，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對「第五個現代化」做了 「路線圖」規劃，要在2049年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並從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全方位領域，肯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認為中國的成功源於中共制度優勢，以及未來要對制度進行「完善」的領域。

規劃未來數十年政治運轉

近兩萬字的四中《決定》全文，要點和會議公報幾乎一致，但是相比公報的「務虛」，《決定》的內容更加紮實，重點也放在公報的第三部份，即規劃了中國未來幾十年的政治運轉方向。 四中提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與中共十九大給出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成現代化強國的路線圖，無論從時間節點，還是終極目標上，都步調一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49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35年和2049年都是重要的時間節點。

具體來說，《決定》強調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13個「顯著優勢」，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等等。文件提出13個在未來需要繼續發展和補充的方面，如「堅持和完善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等，基本對應了13個優勢。普遍認為，「13個優勢」是中共想告訴民眾，為什麼社會主義制度會在中國成功，而「13個堅持和完善」，則是想告誡全黨，目前中國的治理、發展中還有哪些地方存在不足，應該怎樣去解決。

從中國官方公布的內容來看，四中全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制度進行了系統性總結和梳理，以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可以說是習近平時代對「中國之治」的全面概括和系統性闡釋。「經國序民，正其制度」，這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闡述制度上進行頂層設計時引用的話，語出《資治通鑑．漢紀十》，其意為：治理國家，使人民安然有序，就要健全端正各項制度。本次中共四中全會，可以說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第五個現代化」全方位開拓，這是四中全會的核心要義。

頂層設計「中國之治」

除了四中《決定》之外，每次中全會都會有一次由總書記進行的說明，是想告訴中共全黨為什麼此次中全會會定這個主題，中南海是怎樣考慮的。這份文件也就成為解碼中國政治重要的鑰匙。此次也不例外。

在上周二（11月5日）公布的關於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習近平重點闡述了「決定稿起草背景和考慮」，「起草過程」、「決定稿的基本框架」三部份內容。其中提到1980年鄧小平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時所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域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以及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這種橫跨近四十年的思考，與當今中國所面臨的內外部風險—內部繼續深化改革的阻力以及外部「風險挑戰之嚴峻前所未有」，共同構成了此次四中主題的源頭。

在四中文件頒佈之後，內地官方媒體有一個說法值得注意，就是「中國之治」。這個提法將四中的宏大議題具象化。10月28日在四中全會召開當天，官媒對此進行了吹風—《人民日報》等多家媒體在頭版刊登《開闢『中國之治』新境界》一文，將四中全會進行的制度性頂層設計稱為「中國之治」。10月31日四中全會結束當天，《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章稱，「中國之治」是歷史上沒有過的新型國家治理體系，形容它不是憑空照搬的「飛來峰」，不是簡單延續中國歷史傳統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的範本，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立足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本根，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經驗，是先進國家治理理論和實踐的集大成者。

可見，中共也想通過四中《決定》以及實踐，繼續向外界說明中國的崛起為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提供了「中國方案」，讓社會主義中國「獨樹一幟」的崛起，為世界提供了有別於西方的「中國方案」。這個方案既包括髮展模式，更包括道路、理論、制度。中國沒有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這無疑是對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普世價值主導的文明的一種挑戰。部份發展中國家，比如東非有「小中國」之稱的埃塞俄比亞，就師法中國模式來主導自己國家的命運和發展。這就是「中國之治」外溢效應。當然，中國領導人也不止一次提及，「中國方案」只是中國人自己摸索的發展道路，不一定符合其他國家發展的需要。中國不督促其他國家照搬「中國之治」，同樣也不希望西方將他們的模式全盤對中國進行輸入。

當然，要清醒地認識到，今天崛起的中國，並沒有達到「強壯」的級別。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不平衡不充份」的社會—龐大的待脱貧人口、底層民眾的生存掙扎、城鄉二元社會撕裂、懸殊的貧富差距、階層的固化……都是中國最真實的寫照。社會底層龐大的群體，並未充分獲得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他們之中很多人在絕對貧困線下掙扎，考慮的是如何生存，這是他們最基本的訴求。他們是共同構成了中國整個社會的肌體的微小細胞，不能忽視。

2020年是中共提出的實現全面脱貧的最後時間線，即便中國執政者能夠做到在2020年全面脱貧，但也是在極低貧困線指標（家庭人均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年，折算後每人每天可支配收入為6.3元人民幣，相當於1美元左右）之下的脱貧，離真正讓人民過上富足的小康生活，可能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讓人欣慰的是，四中全會公報提出了「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堅決打贏脱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可以看到，中共高層有意識地在平衡中國崛起這個時代命題與發展「不平衡不充份」的現實。能否讓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人民過好美好生活，其實也正是「現代化」這個外界直呼看不懂的政治議題接地氣的現實表述。

上文刊載於第18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11日）《解讀四中 進擊的「中國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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