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瞭望台】威爾遜《十四點》百周年　祈望和平卻帶來亂象

不論認同與否，自決權仍是2017年國際社會的其中一個關鍵詞。加泰隆尼亞和伊拉克庫爾德人均先後單方面舉行獨立公投，宣稱行使「自決權」；但此權利真正走上國際舞台，就要追溯百年前的1月8日。美國前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當日公布著名的《十四點》，「自決權」就自此成就了各民族好歹不一的命運，成為國際社會又愛又恨的詞彙。

《十四點》是威爾遜向美國參眾兩院公布，捨棄中立地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條件，美國的代表團亦就此14點，在巴黎和會與各國協商，冀望締造永遠的和平。

據美國歷史學者博比特（Phillip Bobbitt）所指，文件中的14點，可歸納為6項政策，包括開放條約、航行自由、消除經濟壁壘、裁軍、公正地調整殖民主張，及成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聯合組織，全部在某程度上都參照了美國憲法。換句話說，《十四點》是美國將自身對世界秩序的理想，輸出到世界的嘗試，亦為美國參戰的決定合理化。

在《十四點》內，最接近提倡自決概念的是第五點。原文指「關於各國對殖民地的權益的要求，應進行自由、開明和對公正的協調，並基於對下述原則的嚴格遵守：在決定關於主的一切問題時，當地居民的利益，應與管治權待決的政府的正當要求，獲得同等的重視」，所針對的是活在殖民地的民眾利益，並沒有指明要讓他們獨立成國。

但美國提出的要求明顯也挑戰了當時的世界秩序，由以民眾利益為依歸的自決，就由巴黎和會一刻開始，逐漸轉變成今日我們所認識，甚至可切身感受到的自決，亦即民族自決。

 　自決的詞義急劇轉變

這變化當然遭到部份威爾遜支持者的反對。1919年5月17日，巴黎和會的美國和談代表團成員布利特（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 Jr.）公開向總統請辭，表示和平協議是對「自決原則」的嘲弄，將令「世界各地受苦的人民帶來新的壓逼、新的奴役、新的支解」。同年六個月後，時任參議員的諾里斯（George Norris）則指《凡爾賽條約》「違反了自決（理念）」，後來他與布利特一樣一直公開反對美國通過《凡爾賽條約》。

「自決」（self-determination）概念無疑是外界認為《十四點》最重要的精神，否則布利特和諾里斯都不會就此點大造文章，但《十四點》整份文本其實並沒有出現「自決」一詞。即使如此，自決其實仍是威爾遜主義中最核心的思想之一，而後世亦一直如此認為。連威爾遜本人在公布《十四點》後一個月，亦公開指「自決不是一句空話，今次戰爭後每個地域爭議都必需以民眾利益為依歸」，可見此詞在他的政治理念內有多重要。

但「自決」一詞空泛，加上威爾遜不能由此到終在巴黎和會上捍衛自己的理念，最終《十四點》則受到時任英國首相勞萊佐治（David Lloyd George）影響，出現另外的解讀。《十四點》公布前3天，勞萊佐治亦公布了自己版本的「自決」，將自決權的擁有者，改變成民族自決，擁權者變回以民族作單位。最終他的努力並沒有白費，歐洲各被佔領國在戰後都因《凡爾賽條約》獨立，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王國等。而負責在威爾遜缺席時，代表美國談判的豪斯（Edward House），雖然曾參與擬定《十四點》，但他更了解當時歐洲政治，願意作更多妥協，最終達成和約，只是他並沒有絕對緊守總統的理念。

威爾遜在此理念上的失敗，當然與他的政治能力有限有關。當時為英國在談判中的經濟顧問的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曾批評他的思路，「在一眾歐洲領導人中顯得太慢」，欠缺親和力，對周邊環境的觸覺欠奉，所以就算他在和會現場也未必能在最終和約上實現他的《十四點》，最終導致被曲解的結果。

 　《十四點》和自決的功過是非

和平到來，但對《十四點》和其帶出的自決概念的批評並未終結。國際關係學者卡爾（E.H. Carr）在他1939年的著作表示，「威爾遜和他的自決概念」在一戰後的20年，已證明是一場災難。卡爾在書中強調「勝利者讓中歐失去和平，因為他們在一個要求國家愈變愈大的時代，一直推動一套讓政經體系分解的理念」。換言之，卡爾希望在戰後看到的是歐洲融合，以消除引發戰爭的經濟因素，而非各民族自行獨立。

當時中歐除了有令德國一貧如洗的《凡爾賽條約》外，匈牙利和奧地利亦分別簽下《特里亞農條約》（Treaty of Trianon）及《聖日耳曼條約》（Treaty of St. Germain），迫使兩國大幅割讓超過六成領土，促使奧匈帝國正式解體，為兩國在二戰加入軸心國埋下伏線。而奧匈帝國解體，讓各國獨立的背後原則，正是勞萊佐治認為能適用於歐洲各地的自決原則，所以卡爾才會批評「威爾遜和他的自決概念」帶來的惡果。

即使在部份學者眼中，二戰出現正是由當時和平方法，及自決概念所造成，但「自決」一詞在日後仍然繼續為人所用，甚至寫入同樣繼承了《十四點》精神的聯合國內使用。《聯合國憲章》第一章就寫明，「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而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章就指「所有人及所有民族都應擁有自決權」，可見今日國際社會仍視自決原則，為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概念。

及後的解殖運動亦多用上「自決」來為自己正名，至此「自決」的概念已完全變成勞萊佐治、列寧、托洛斯基等人所理解的民族自決，最終一導致大量前殖民地解殖獨立，對國際社會有正面作用。然而自決權的實行難度，則在現代歷史上反覆驗證，有些更導致生靈塗炭。

其中一宗實行自決權的「慘案」，則在今日尼日利亞東南部的比亞法拉（Biafra），尼日利亞獨立後政治長期由人數佔優勢的北部人把持，東部的伊博人心生不滿，打算自立成國。但最終打算「行使自決權」的伊博人，就將尼日利亞帶入一場持續兩年多的內戰，最終比亞法拉獨立失敗，超過100萬人因戰亂死亡，問題至今仍是尼日利亞政府的夢魘。現今民主剛果的加丹加省，亦曾有與比亞法拉類似的慘痛經歷，這些都是不必要的衝突。

其他由自決理念產生的「悲劇」，則包括東西巴基斯坦在70年代發生的衝突。巴基斯坦於1970年首次舉行全國國會選舉，結果由主張東巴基斯坦，即今日孟加拉獨立的領袖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領導的人民聯盟（Awami League）大獲全勝，但位於西巴基斯坦的執政穆斯林聯盟拒絕承認結果，最終引發戰爭。

在戰爭中，大量孟加拉人逃往印度躲避戰亂，造成難民潮，而戰爭亦出現了種族屠殺，強姦等人道罪行，死亡及被姦人數數以十萬計，是孟加拉人追求獨立帶來的傷疤。加泰羅尼亞與庫爾德人去年追尋「自決」的路途，相比以上三個個案，可算是走得相對輕鬆。

當然《十四點》能有今日的地位，絕不單因它將自決這一概念正式帶到國際舞台。它的最後一點就成立了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及啟發了聯合國的創立，將世界各國帶到一個組織內，提供更多外交渠道解決國際問題。而航行自由、消除經濟壁壘此兩項，則成為今日國際社會的共識，打破了百年前以貿易壁壘、保護主義建立起來的帝國秩序，讓貿易串連起各國利益，建立起今日大致上和平的世界，《十四點》應記一功。

 　從未能斷言成敗的論述

但無論如何，《十四點》對國際社會影響最深遠的衝擊，必然是自決的概念，至今一眾學都難以蓋棺定論。即使它曾為多地帶來不良效果，它在二十世紀帶來的正面效果依然巨大。如自決理念在反殖運動中，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因為它推進了現代國家意識的建立，塑造今天各民族、各國相對平等的狀態，在這些方面，「自決」的正面意義是必須得到肯定的。而部份國家更在脫離帝國後，自立自強，活得比以往更好，這或許已間接達到了威爾遜以民眾利益為依歸的自決狀態。

對活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威爾遜來說，任何打破殖民帝國秩序的嘗試都是進步的，他更不可能預示到自決及其《十四點》對後世的影響，及後人對它們的解讀方式。但無可否認的是《十四點》的理想，正以一種威爾遜不會完全認可的方式存在於現世，他提倡的自決更帶來許多不必要的惡果。只是倒轉了沙漏不見得可改寫春秋，活在百周年紀念的今人，或許需記起其良好本意，承傳他對和平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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