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韓國電影「衝奧」成功 兩岸民眾:何時捧回我們的小金人

撰文:張育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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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影迷關注的「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落下帷幕,韓國導演奉俊昊憑藉《上流寄生族》捧回了最佳導演、最佳影片、最佳編劇以及最佳國際影片等四項大獎。值得注意的是,這是韓國電影首次拿到奧斯卡大獎,也是奧斯卡第一次將最佳影片頒發給一部非英語電影。
《上流寄生族》獲獎後便引發兩岸影迷爭相探討,除了對影片本身足夠好到能獲獎有所爭議外,更多的觀眾面向自身,提出了問題:大陸或台灣何時能夠出現一個奉俊昊?

一班亞洲面孔的電影班子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這項最高殊榮,可謂前所未見。(路透社)

提出這一問題的確有意義,同樣身處東亞社會、同樣被以荷里活電影旋風裹挾並試圖走出自我的電影工業,為何韓國電影屢屢在世界嶄露頭角,而兩岸電影卻始終無法「衝出亞洲,走向世界」?

對於大陸影視行業而言,《上流寄生族》的獲獎更多地引發了民眾對大陸電影審查機制的批判。創作環境的不自由始終是大陸電影人無法擺脱的鐐銬。前有大陸導演賈樟柯在微博發出「重回地下」的無奈之聲,後有2019年多部電影莫名撤檔的「審查風波」,電影從業者不得不選擇「戴着鐐銬跳舞」。

同在亞洲,奉俊昊可以借一個寓言故事將矛盾直指貧富差距、階層矛盾等社會問題,而中國電影人卻不得不將藝術對現實的批判性小心隱藏,為了乞求過審而加上「光明的尾巴」。

對於台灣影迷而言,期待「台灣奉俊昊」的聲音可能更有底氣,畢竟台灣導演李安是第一位拿到小金人的華人導演。但可惜的是,李安之於台灣無法等同於奉俊昊之於韓國。

縱觀李安在奧斯卡拿到的幾次大獎,除了以「東方奇觀」拿到最佳外語片的《臥虎藏龍》之外,其餘《斷背山》以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均不是東方故事。而李安的求學及成長經歷也再再說明,在電影創作領域,他其實是一位深諳荷里活電影內核的「美國導演」。

雖然奉俊昊本人也深受荷里活電影影響,正如他在獲獎時致敬了偶像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但其創作其實是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他是朴贊郁、李滄東、金基德等一系列「韓國導演群象」中的一位。

台灣導演李安是第一位拿到奧斯卡獎座的華人導演。(資料圖片/中央社)

那麼前有侯孝賢、楊德昌,後有魏德聖、黃信堯的台灣電影界能否出現下一個奉俊昊呢?現實或許並不樂觀。首先,若以荷里活及奧斯卡的評審制度為標準,電影不僅僅是導演創作的藝術作品本身,它背後隱藏着一系列工業化、商業化的流程與手段。

沒有「舉國支持」和資本運作,很難打造一部「荷里活式大片」,《上流寄生族》在奧斯卡的公關宣傳費用是100多億韓元(約合0.66億港幣)。而近兩年台灣電影資本多倚靠大陸,大陸的投資與演員的培養,成了台灣電影的頂梁支柱,可以很悲觀地說,如果沒有大陸的資本支持,台灣電影將很快損失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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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台灣電影多重本土化,而國際視野不足。誠然「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如何將本土故事講出國際味道,讓西方觀眾了解並喜歡,的確是很多台灣導演難以立足世界影壇的羈絆。以《上流寄生族》為例,雖然電影是「韓國製造」,但其「主僕關係」已不再是東方倫理,而所表現的階級差異,既有韓國本土性又具有普世性價值,這使得西方觀眾以及評審接受起來十分自然,並無違和感。無論大陸還是台灣,正當壯年的電影人們極少有西方或海外求學經驗,這與韓國鼓勵電影人學習荷里活的培養模式大相徑庭。

奉俊昊的此次獲獎,諸多媒體給出的標題均是「韓國的勝利」,這背後的深意可細細體會。奉俊昊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他個人藝術的成就,更是韓國電影產業高度發展、人才培養模式的不斷創新、政策給予的極其自由的創作空間以及各種類型百花齊放的勝利。就此而言,無論大陸還是台灣,若想培養出自己的奉俊昊成功「衝奧」,勢必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