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產業結構轉型——是放任經濟的笑話，還是積極不干預的悲劇？
連續24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香港，10年前敲鑼打鼓提出經濟結構轉型、揚言發展六大優勢產業，但時至今日，四大支柱行業不動如山，穩佔本地生產總值近六成，而所謂的優勢產業，雖由7.5%微升至8.9%，但仍佔不足一成——這是「小政府大市場」的笑話，還是「積極不干預」的悲劇？特首林鄭月娥的新一份《施政報告》，又是否會延續這令人嘆息的故事？
「積重難返，很難搞了。」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說。
自1980年代起專研中國及香港經濟問題的陳文鴻，早於2004年任職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國際經濟評論》發表《結構轉型與香港的產業政策》，指出特區政府的不干預政策環境，不可能讓原有結構的既得利益企業，自發地轉型為新產業。
至2009年，他再撰寫《香港經濟須突破二元結構困局》一文，批評香港回歸後，不但未有重新檢視自身定位，反而積極鞏固港英政府安排下的經濟和產業結構，導致香港陷入二元困局，一元是服務港商在珠三角加工貿易的物流業和工商專業，另一元是依靠港商在珠三角賺取的利潤、內地流入的資金、以及跨國資本集團操縱的熱錢炒起的金融和地產業，限制了其他發展。
「時至今日，問題根本沒有改善過，甚至越來越差。」陳文鴻一臉淡然，似乎已經對特區政府死了心：「只能等危機出現，等中央出手，否則香港內部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帶來改變。」
香港內部的既得利益結構，究竟有多難改變？現況又有多惡劣？
回到被金融海嘯洗禮後的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經濟優先」的施政方針，承諾會竭盡所能鞏固四大支柱行業（金融、旅遊、貿易及物流、工商專業），並致力發展六大優勢產業（文創、醫療、教育、創科、檢測及認證、環保），以推動香港經濟及產業轉型，走向知識型經濟。然而，當時已有不少輿論指出， 製造業北移導致產業空心化，故不應再過度倚重傳統支柱，反應利用與內地的經濟聯繫打造新興產業，惟當局對批評視而不見。
「如果說金融海嘯是港商消亡的開始，那麼現在就是消亡得七七八八了。」神策研究院政策實驗室總監鍾民杰，曾於2008年撰文詰問《香港四大支柱行業何在？》，質疑「大支柱」是「大黑洞」，根本沒有能力把香港以至整個珠三角的經濟，承托到一個新的高度。
如今再回頭看，鍾民杰依舊憤然：「以前最錯的是，我們和珠三角合作時，不是為了提升我們的技術能力，而是努力維持原有的低技能，繼續做低檔產品，直到有競爭時，只能被淘汰。有一些很幸運的，在消亡前搬去了東南亞，但當那些國家發展起來時，唔通你搬去非洲咩？」
若單從數字（表）上看，特區政府大抵不會同意陳文鴻及鍾民杰所言。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在2008年，四大支柱的產值為8886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56.7%，養活166.15萬就業人口；到2016年，四大支柱的產值增加至13675億元，穩佔GDP的56.6%，引領177.53萬就業大軍。這數字，充分體現曾蔭權所承諾的「竭盡所能鞏固」，儘管貿易及物流業的GDP佔比由25.9%大跌至21.6%，而就業人口亦大減逾10萬人。
不過，六大優勢產業的表現，就有點尷尬了。其GDP佔比由2008年的7.5%，微升1.4個百分點至2016年的8.9%，就業人口則由38.89萬微增不足10萬人至48.09萬；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經常掛在嘴邊、揚言要藉此打造國際中心的創新及科技業，其GDP佔比僅由0.6%略增至0.7%。這實在難以稱得上有什麼卓越產業的發展，更遑論有什麼經濟結構的轉型。
官僚思維僵化乏識見難引領香港產業升級
「林鄭說要將科研開支由0.73%加碼去1.5%，先不說人家深圳高達4.13%，我都不知道她可以怎樣落實！根本整個創科政策都是錯誤的！」陳文鴻認為，香港的一大問題，就是沒有深刻認識自己的能量和條件，又以為周邊世界全然不變，殊不知我們以往的優勢，如今已變成劣勢。他透露，早年香港與深圳官員磋商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創科發展時，香港官員稱至少需要7年時間整理後才可動工，但深圳根本等不及了，「我跟當地官員說，『你們等香港開工，就會拖你們後腿』，現在深圳已經不在乎香港何時動工了，人家不會和你浪費時間。」
如果說創科政策出錯，那麼錯在哪裏？
按鍾民杰的說法，錯在沒有好好培養和累積我們的「能力」。他解釋，發展創科的關鍵，在於「能力」，包括研發技術的能力，整合複雜科研的能力，把科研轉化成可以落地的產品的能力、把產品轉化成可以供給市場消費的能力、以及透過市場再增進自身「能力」的能力。簡單而言，當創科=能力+產品+市場，而我們沒能力沒產品也沒市場，這又談何創科呢？
「政府一直以為，創科就是幾位獲獎無數的大人物，在實驗室裏面，戴着眼罩，拿着兩支嘢咁隊吓隊吓，就會有樣石破天驚的產品爆出來。」鍾民杰還說，即使有了「人才」，也不等同會有「能力」，因為這些「人才」需要靠「組織」統籌，而「組織」需要對「產品」有想法、有戰略、有支援，「否則政府吸引再多人才來也沒有用，就像現在，很多人才根本無嘢可做。」
同時，在研發「產品」的過程中，「組織」還需要面對技術壁壘、承擔可能會失敗的風險；另外，「組織」亦要對市場需求有超卓的洞悉和把握能力。鍾民杰稱，若單靠商界的力量，根本難以有這樣的「組織」出現，亦不可能打造到具競爭力的創新產業，因此，政府必須大力出手。
然而，政府為何沒有所為呢？
「有些官員，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創科』。」鍾民杰憶述，他在10多年前，曾經到政府應徵行政主任（EO），當時有位面試官問香港可以發展什麼，他回答「創科」後，對方突然變了臉色，幾乎要拍枱鬧人，直斥「不適合」，但沒有解釋因由。
陳文鴻也說，政府一直誤信政務主任（AO）是無所不知的通才，所以不信、不用、不聽專家之言，既沒有培養獨立的專家體系，也沒有建立社會的科研力量，「但其實AO根本就唔識嘢，他們大學畢業之後，就沒再深造了，知識面很低，和現實世界脫節。」
無論創科產業發展，還是經濟結構轉型，有的官員「不知」，也有的官員「知而不為」，因為政府總會在理應重新分配資源的關鍵時刻，祭出「自由經濟」的「積極不干預」教條。
「我覺得『自由經濟』有時是藉口，對他們來說，『自由經濟』等於『政府什麼都不用做』。」鍾民杰笑說，「如果我做官，而我又發現這個無敵的藉口，我也會不停咁用。做得不好也沒有懲罰，一事無成也不用問責，五年之後，我就卸任了，我有什麼後果呢，沒有！」
「再者，『自由經濟』簡單易明，連中學生都懂得，以為畫條curve就可以達致均衡，當然現實不是這樣；另外，是我們的經濟教育，『知識』本身就是由那些和他們同聲同氣的經濟學家主宰的，而由這些人訓練出來的人，自然就更容易接受那套說辭。」鍾民杰補充，政府的一大問題，是不肯承認，即使在英殖時期，也從來沒有真正的「自由市場」，「港英政府不想理的時候，就是『自由市場』，到它不能不理的時候，根本就係佢玩晒。」
關於官員信奉「自由市場」的迷思，行政會議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去年底曾在網址分享一篇堪稱是「反思自由市場」的演辭，指出金融業內存在「為自己服務」的文化，認為管治機構必須更主動地採取措施，以保障公眾利益，令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
1998年，金融風暴，港府動用外匯基金遏制炒家狙擊港元，任志剛原本認為是次出手有違其堅信的原則，但後來也明白到，再好的市場也會出現失效的情況，而修正的力量就只能來自政府；2008年，金融海嘯，任志剛發現，市場的失效，往往源於政府未有「為大眾利益而駕馭金融市場的威力」；至去年底，任志剛認為，政府的參與未必會降低市場的效率，他又呼籲政府應以「強大的政治意志推動革新。」
這段心路歷程，明顯給了林鄭月娥政府莫大的啟示。
是真心信奉也好，是懶政藉口也罷，結果都是，政府不作為、結構未轉型、產業無發展。
「這其實是既得利益的問題，為官者也是既得利益的維護者，曾蔭權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央並不容許這樣的人。」陳文鴻指出，社會的既得利益勢力龐大，不少官員都以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心態，抗拒任何根本性的政策轉變，即使有所變動，也要優先照顧既得利益集團。
至於官員何以維護既得利益群體？他認為，一是商界的利益滲透，二是地主經濟作祟，三是反中的意識形態，「很多高官的骨子裏，根本就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們為何要為香港的利益着想呢？」
陳文鴻還說：「林鄭月娥也是會討好商界的人，她底下的官員亦如是。」記者不解：「如果中央不容許曾蔭權，那麼，中央會容許和曾蔭權類近的林鄭嗎？」陳文鴻回了一句「中央也不高興林鄭」後，就不願再說明更多了。
事實上，香港一直都處於一個被商界和公務員共治的狀態，其政治、社會和經濟，處處都備受官商的限制。例如早在英殖初期，港督與滙豐、怡和及太古等老牌洋行的利益關係盤根錯節，完全主宰着香港社會，也直接催生了精英教育對弱勢群體的歧視；至上個世紀中後期，港人有了向上流動的機會，港資勢力亦不斷壯大，甚至逐步取代英資的地位，而官商共治的「商」，亦由「英商」變成「港商」；到回歸後，相對中共的專政文化而言，港英體制成為了香港人的集體選擇，而該體制所遺留下的官商共治，也因而得到了鞏固，那群高高在上的共治者們，也被圈養成一個不願意承擔責任的官商利益共同體。
大灣區機遇競爭並存港應借力謀產業轉型
作為香港的一份子，你甘心嗎？如果不，那就是時候改變了。但，應該怎麼改變呢？
「最主要的，是政府要改善與內地的connectivity。」陳文鴻表示，當檢視了結構和產業無法轉型的癥結、清楚了問題所在，就要借助大灣區的發展潛力，看看能否再次拉動香港經濟，但前提是要進一步提升通關效率。同時，他亦建議，「香港還要加強與外國的connectivity，給多些國家免簽證，歡迎更多人才來香港，當你的制度開放了，就有助大家去選擇去創新。」
陳文鴻早在報章專欄中提到，擔心廣深港高鐵開通後不久後會飽和，故建議當局盡快展開第二或第三條高鐵的規劃建設安排，即重啟連接香港國際機場及深圳寶安機場的港深機場鐵路，並在新界興建高速跨境鐵路，例如在元朗錦上路接上深圳西部鐵路，或在上水及粉嶺等地，經西蓮塘或沙頭角，接上閩粵高鐵。
鍾民杰也認為，大灣區的發展，最起碼可以放大香港的「市場」，但此「市場」不同彼「市場」。他解釋：「不是說你多了很多投資的機遇，也不是說『香港創科深圳製造』那種停留在『前店後廠』的概念，而是『市場』本身是一種『資源』，我可以利用你的『市場』來培育、累積、甚至強化我的『能力』，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像以前那樣，有了『市場』，卻賣些低檔產品，根本就沒有意義。」
不少香港人抗拒大灣區的經濟融合，擔心一旦開放了市場，就會被「侵蝕」。
「他們的想法很奇怪，其實『融合』不但不代表自己的『消亡』，反而正正要求你要有自己的『能力』和特色，當然『融合』不止有『合作』也有『競爭』，如果你沒有辦法提供一個環境，去吸引『人才』或者『經濟活動』，人家可以不來的，而且你反倒會被人家吸走一些東西。」鍾民杰強調，「會不會被吸走，則是取決於你自己，能不能借助『市場』培養出不被吸走的『能力』。」
後記
記者：「眼見政府不作為，感覺很唏噓。」陳文鴻：「社會是接受的，你不說話就等同你接受。所以有怎樣的政府，就有怎樣的社會。」記者：「總有些人不會接受的。」陳文鴻：「那是少數。」記者：「少數可以壯大，說服多數，成為多數。」陳文鴻：「問題是很難說服……說不定，10年後，香港還是無法轉型……」
上文刊登於第13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0月8日）《官商互保食老本 優勢產業無寸進 港府再懶政 經濟轉型輪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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