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破「反修例」的泡沫（下）——「戇居政府」助攻「非理性亢奮」

「我們香港到底贏了什麼？」——去年「七一衝擊事件」過後，從事港澳政策研究的鍾民杰接受《香港01》專訪，以此質問「反修例」示威者；他那時已對逐漸升級的暴力抗爭憂心忡忡，認為示威者破壞了原本用來保障所有人的運行制度和決策機制，恐怕會令「反修例」的「政治泡沫」愈膨愈脹，導致激烈衝突無日無之。報道出街後，鍾民杰曾遭一眾「黃絲」口誅筆伐，批評他詆毀了示威者奮勇抗爭、追求公義的高尚情操；然而事隔一年，鍾民杰當日所指卻都不幸言中，他再次與記者對話，苦心孤詣地剖析這場「大家都輸」的政治博弈。
（《戳破「反修例」的泡沫》系列二之二）

承接上文：戳破「反修例」的泡沫（上）——「改變的榮耀」堆砌「虛假的幻象」

去年「七一衝擊事件」過後，「反修例」的「政治泡沫」愈膨愈脹，導致激烈衝突無日無之。（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戳破「反修例」的泡沫（上）——「改變的榮耀」堆砌「虛假的幻象」》一文中，神策研究院政策實驗室總監鍾民杰指出，「反修例」其實是一團被堆砌的「政治泡沫」，主事者以「改變世界」作號召，並把抗爭打造成老少咸宜而成本極低的「活動」，令大家共同營造一種「改變成真」的「虛假幻象」。

「錯誤的理論促成好像符合的結果」

201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Robert Shiller曾經在《非理性繁榮》一書中點出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的原因，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心理學現象，「當樓價上漲的新聞刺激了投資者的熱情，投資者的熱情又通過心理感染在人群中傳播，並在此過程中放大可以證明價格上漲合理性的股市」，這導致投資群體愈來愈龐大，儘管他們可能懷疑投資的真實價值，但都會被吸引入局——鍾民杰說，「反修例」那團政治泡沫也是這樣形成的。

「很多投資專家都說，二戰後的嬰兒潮人口邁向退休之齡，他們需要持續而穩定的收入，必然會再買樓，而當他們買樓的話，樓價一定上升，所以你也一定要買樓，如果樓市受社運或疫情影響而暴跌，你更加要買樓，因為日後一定會回升——這導致了什麼後果？當然是樓價的上升，因為大家共同推高了價格！但投資專家的理論根本不正確，不是因為嬰兒潮人口買樓而令樓市飆升，是大家受到（『非理性亢奮』的）影響，基於那個錯誤的理論去做了買樓這件事，最後出現一個好像很符合那個理論的結果，其實是一種『自我實現』。」鍾民杰解釋。

（資料圖片／羅國輝攝）

「為什麼『一國兩制』可以死完又死？」

什麼是「錯誤的理論」？什麼又是「好像符合理論的結果」？這個情況就好比每當推出一些涉及內地的政策，泛民動輒就高呼「一國兩制已死」，並以此動員社會「誓死抵抗」，2003年《基本法》第23條立法如是，去年的「反修例風波」也如此，結果，原本行之有效的決策機制被破壞了，令中央迫不得已要出手修正——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親自制訂直接在港頒布實施的「港版國安法」，以打擊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干預。

「這次很多人都說，『一國兩制已死』，但其實回歸二十三年來，『一國兩制』幾乎死完又死、死完又死。問題是，如果『一國兩制』真的死了，為何我們今天仍然在叫喊這個口號？大家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喊什麼？我們原有的生活方式改變了嗎？我們的權利被收窄了嗎？我看到的反而是愈來愈寬鬆，因為大家透過一些不法的手段，去擁有了一些原本不該擁有的權利，例如佔領街道、隨便打人、打爛店舖。既然如此，中央出手收緊這些不應該的權利，執正來做，這不是很正常也很應該的事嗎？」

鍾民杰為此翻查了昔日的新聞，發現自1998年「賊王」張子強潛逃內地被捕而引發應否將他移交回港受審的爭議時，民主派已經批評內地判處張子強死刑等同將內地刑法「引申到香港」，導致「一國兩制已死」云云，「之後『人大釋法』又死，『政改起錨』繼續死，『佔領中環』係咁死，一直死到現在。」

鍾民杰指出，歷經幾次社會運動，但特區政府從沒修正動輒向激烈示威屈服的機制，令社會無法正常運作。（資料圖片）

「『自由』附有一定責任和義務」

又好比香港人最擔心的「以言入罪」。無論是纏繞了三年才剛剛完成本地立法的《國歌條例草案》，還是令許多人聞風喪膽的「港版國安法」，其中一個被放得最大的擔憂，是有關法律將會限制港人的表達自由，令大家動輒得咎；而鍾民杰認為，乍聽之下，大家可能會覺得「以言入罪」的說法很有道理，因為犯罪者可能真的因為說了某些話而被追究，「問題是，『以言入罪』背後還有其他意思，不是你說任何話都會獲罪，也不代表你可以『自由』為名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畢竟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概括的「自由權利」，明明附有特別的責任和義務，以防止侵犯他人的權利、保障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但反對者往往只會提到《公約》的前半段，而不會告訴大家『自由其實也有所限制』，結果大家又為了爭取所謂『自由』而與人為敵，覺得『打倒某某某』，就能獲得無所限制的『自由』。」鍾民杰說，除了「自由」，「民主」也是示威者常用的幌子，「大家以為民選的機制就是最好的，相信民選政府就可以解決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照理說美國不應該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而不是動不動就把責任推卸給中國，經濟衰退如是，環境污染如此。另一個例子是，台灣自1996年實行總統直選至今，仍然面對很多民生問題，反對者辯稱是因為『中共打壓』，問題是，為什麼他們無法選出一個人，可以抵擋中共的打壓呢？」

以近期非裔美國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致死而引發全美示威騷亂、迫使當局強硬鎮壓為例，當有人質問美國警察和香港警察有何分別時，很多人反駁指，美國是民選政府而香港仍然未能普選特首——「所以，有個民選的政府，警察就可以跪在人家的脖子上？為什麼大家會認為，只要是民選出來的政府所做出來的任何事情，哪怕再不義，就一定是正確的？」鍾民杰忍不住反問。

如果將來的民選政府由這樣的立法會議員組成，香港會變成什麼樣？（資料圖片）

「戇居政府助攻示威者」

反對者們或許又會辯駁，認為「條路自己揀，好不好是其次，但特區政府既非民選，做得又差，實在難以服眾」——但鍾民杰指出，大家並沒有清楚界定何謂「自己揀」，因為歷史上有很多種選擇的方法，有些皇朝甚至可以說是「人民的選擇」，例如陳勝吳廣起義推翻了秦朝，楚漢相爭時項羽又不得民心，最後由漢朝奠定天下，「這算不算是大家的選擇？但示威者所謂的『自己揀』，其實只是投票，他們甚至以為這是唯一的一條路。問題是，投完了票又如何呢？世界並沒有因此而變得更美好！」

「再者，所謂的『民選』，也並不是『全民選擇』，某程度上，你也在幫下一輩選擇，因為你的決定，必然會影響下一輩。上一輩選擇了『民主回歸』，你現在不滿意，所以要推翻要獨立，那如果下一輩不想獨立呢，到時候怎麼辦？是換個人上去就可以解決的嗎？」鍾民杰嘆息，這樣的「自己揀」也不過是個不負責任的藉口，但最令他痛心的是，這一切的折騰如果沒有一個失敗政府的配合，其實根本不會成事，偏偏特區政府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博弈中，節節敗退。

「政府沒法令社會的機制運行下去，也沒法令社會的規矩可以執行。『反國教』用『擱置』來平息，『佔中』之後以為『大和解』就會相安無事，但其實反對者根本不想跟你和解，有些人就是想要藉此獲得政治利益，但政府卻沒有切斷他們利用『鬥爭』而獲得利益的渠道，也沒有重建一些『依法治港』的政治規矩；直到『反修例』，仍然以為『撤回』就可以解決，面對違法衝擊，除了『譴責』，也就只會『強烈譴責』，這到底有什麼意義？」

鍾民杰說，香港的問題，在於從有沒有人真正想為香港解決問題。（資料圖片）

「香港的問題，在於沒有人想為香港解決問題」

很多人說，「反修例」突顯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不足，而鍾民杰認為，更令人痛心的是，這種「能力不足」並非源於「資質有限」，而是整個特區政府根本不願意提升能力，因為按照當前的利益分配制度，他們毋須提升能力，也能夠獲取政治利益，就算大鑼大鼓培訓這樣培訓那樣，也只不過是透過虛假的學習來交差了事，就算做得不好也都不會被追究。

鍾民杰把上述問題歸結為「組織原則」的問題，從根本來說，是「港人治港」究竟是什麼的問題。他認為，大家首先要認識，特區政府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特別行政區，而不是自己想怎樣就怎樣的「土皇帝」——「如果中央政府不理你，最後的結果必然是，特區官員對上和對下都不負責，因為他們只會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如果他們需要對上和對下負責，利益就不一樣了。」

他補充，「領導抱負」是另一個關鍵因素，「有抱負的領導，可以打破很多既定的組織原則，如果沒有抱負，就是一個普通官僚，能力永遠只停留在那種水平，以為偶爾討好市民就可以天下太平，但無法促進機制的良好運行，也沒能推動社會前進，這樣的社會，終究還是會死的！」

最後，鍾民杰分享了一個多年前應徵勞工及福利局政務主任的故事——

「當時主考官問我，假如局長出席一個活動，但現場遇到示威，但他不想見那些人、不想收那些請願信，你有什麼方法呢？我當時心想，原來你們的工作，就是要想方設法幫助最上面的那位去逃避？可是，這些政府高官每個月領取數十萬元的薪水，被賦予為人民解決問題的權利和責任，說得難聽一點，就算有一天示威者衝進他們的住宅，他們要死也應該死在裏面，有什麼資格走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