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飛正傳》三十周年祭　再談「冇腳的雀仔」的追尋和失落

本來有機會第三次進戲院，再次在大銀幕上看《阿飛正傳》（在電視看，已數不清有多少次）。但因為遲了一班火車，趕不及入場。哪知就連僅有的場次也錯過了。
說的是《阿飛正傳》三十周年紀念放映。電影原是在1990年12月的聖誕檔期上畫，其實現在只過了二十九年六個月。說三十周年仍為時尚早。
說的也是三十年前最初上畫時。當時，我走進戲院看了兩次（均是在早已消失的UA沙田），當然也知道觀眾普遍的反應，乃割櫈、講粗口、叫回水、看了半粒鐘便離場的故事。也許只能怪我扮前衛、偽文青吧，但說得白點，同樣是一種不合時宜。

十多年前，我在〈從放浪少年到哀樂中年：《阿飛正傳》．《花樣年華》．香港十年〉（見《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已從正集、續集的角度，寫過《阿飛正傳》和《花樣年華》的比較，主要是從香港政治經濟蛻變的宏觀視角討論。到了今天，翻查一下眾多的中文評論，採用這種角度的仍是極少數，反而英文評論則相對較多。

《阿飛正傳》講的都是追尋和失落的母題，特別是對已逝或將逝事物的眷戀。（《阿飛正傳》劇照）

就正如王家衛的所有電影，特別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三部曲（還有一部是《2046》），講的都是追尋和失落的母題，特別是對已逝或將逝事物的眷戀，那份追悔莫及與哀愁，以及時不我與的慨嘆。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甚至用上「重複的電影世界」（Cinema of Repetition）來形容，指出時空的流逝和失落的情懷，在所有王家衛電影中不斷重現，彷彿只是同一齣電影的無限輪迴。

評論者更多從個人感懷、特別是感情錯失的角度，去理解王家衛創造的這個世界，也就是電影正面陳述的世界。但始終較少把它放進更宏大的歷史脈絡（儘管隱晦但仍異常鮮明），窺探電影背後埋藏着的政治經濟視野。

玩世不恭的二世祖

電影的前半部，大量情節都放在張國榮飾演的旭仔/阿飛放浪青春、浪費生命上。具體表現是消費與蘇麗珍和Mimi的感情，大量文藝腔對白，只是源於溝女的需要。若說這只是王晶《精裝追女仔》的「精裝版」，兩者皆屬港產片黃金時代的代表作，又有何不可？

張國榮飾演的旭仔終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同樣是玩弄女性的主要條件。（《阿飛正傳》劇照）

除了以青春作為本錢之外，旭仔還真擁有真金白銀的本錢。消費感情固然有賴經濟基礎，終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同樣是玩弄女性的主要條件。相比之下，劉德華飾演的警察即使想溝女，也只能在行beat時進行，生計才是他先決考慮的事情。揮金如土、玩世不恭的二世祖，正是作為「阿飛」的主要標誌。

旭仔屬於「後物質主義」的一代嗎？在相當程度上亦是。在物質豐盛的基礎上，才有餘裕追尋別的目標、更高的人生價值。但諷刺地，物慾表象的背面卻只有一片蒼涼，僅剩的只有心靈的空虛和迷惘，找不到任何渴求的方向和意義—於是旭仔盡把寄託放在尋找生母之上，但亦只能宿命地構成了幻滅的泉源。

旭仔屬於「後物質主義」的一代嗎？（《阿飛正傳》劇照）

沒有身份的私生子

經濟上的揮霍，只能算是《阿飛正傳》的副題。到了電影的後半部，對身份的迷惘和困惑，飄泊和無根的鬱結，才是正式登場的主題。具體表現是生母交託旭仔給養母，但自始至終卻不願意認他。儘管電影中沒有明言，那大概是某種私生子、不被承認的身份。那正是作為「阿飛」的另一個主要標誌。

其中不無荒誕感的是養母講的是上海話，想當然旭仔的出生地是上海。但他卻跑到菲律賓尋親去了，生母更不似有半點華人血統，看來是個住在大莊園的貴族。然而，生母不肯認他，他便要弄假護照去美國，最終卻「無厘頭」地客死異鄉……這種身份和歸屬上的迷亂，說白了亦是政治上的迷亂和焦慮。這是《阿飛正傳》那份孤獨感和頹廢感的真正泉源。

正如阿巴斯在早期的經典論述中指出，儘管《阿飛正傳》與1955年的占士甸電影同名，但前者的英文翻譯「Days of Being Wild」似比「Rebel without a Cause」，更能表達那種反叛、不羈和渴望無拘無束，而非什麼有意義的起義或反抗。旭仔處處表現出自信、自主和「獨立」，但實際上，那只是欠缺歸屬感和安全感的條件反射，自尊太強只是極度自卑的表現。這在生母不肯認他之後，便頭也不回、故作堅強地離去的一刻，表現得最清楚不過。

電影的後半部，旭仔對身份的迷惘和困惑，飄泊和無根的鬱結，才是正式登場的主題。（《阿飛正傳》劇照）

流徙的貴族和庶民

十年前，我在紀念《阿飛正傳》二十周年的文章《光影中的四代人：從王家衛到彭浩翔》（見《這一代的鬱悶：從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戰》）中提及：「一直以來香港本土意識的建構，無奈均只能依賴與國族意識的對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糾纏不清。旭仔畢生沉溺於生母、養母的情結中，難以自拔。難道香港人的尋根之旅，本來就是一齣虐人自虐的殘酷物語？」假如在養母蔭庇下，香港是旭仔成長「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則菲律賓大概亦宿命地，必然是他「生錯的地方、找錯的地方」。

物慾/經濟上的揮霍，身份/政治上的迷亂，兩者結合，才真正構成了「阿飛」的基因。想到這一點，我禁不住要編造一個新的名詞：「流徙的貴族」（aristocrat diaspora）—在電影中，則被形象地稱為「冇腳的雀仔」。

旭仔那份宿命的頹廢和憂鬱，則滲透着我見猶憐的神奇魅力，精緻易碎得叫人心痛。（《阿飛正傳》劇照）

儘管沒有道明，但經濟和政治上的落差，豐盛和缺失的交纏，「二世祖」和「私生子」的對比，正是「阿飛」作為一個問題的根源。這種巨大的反差和對比，帶來強烈的迷亂和焦慮，並構成其病態的人格，以及無可救藥的悲劇人生—香港常見的豪門大家族，妻妾成群、分很多房的那種，難道此等現象還罕見？

劉德華的「毅進仔」則是旭仔的反面。雖然他心裏似乎也埋藏着一個「阿飛」，不當警察還是跑了去行船，尋找一個不知想要尋找的什麼。但畢竟「搵食」仍是他最迫切的事情，對旭仔的放蕩不羈難以認同，更不甘願陪他去同黑幫「攬炒」。相比之下，儘管旭仔已經千金散盡，窮途末路，只是劉德華「在唐人街撿回來的酒鬼垃圾」，卻也從來沒有為自己的生存、自尊和自戀，展露出一絲懷疑。

大概亦正是這種貴族的傲慢和雍容，讓「阿飛」變得如此令人神往，可望而不可即（並且受盡女孩的傾慕，不在話下）。他那份宿命的頹廢和憂鬱，則滲透着我見猶憐的神奇魅力，精緻易碎得叫人心痛—而恰巧，竟都能在早逝的張國榮身上找到。至於劉德華，則無論如何努力地演出，也無法掩蓋他的大明星氣場，去捕捉那份「毅進仔」的神韻—而從此，他亦再沒有在王家衛的電影中出現過。

劉德華最後不當警察，反而跑了去行船，他心裏似乎也埋藏着一個「阿飛」。（《阿飛正傳》劇照）

從未出過場的賭徒

在《阿飛正傳》的末端，梁朝偉以賭徒的形象登場，不多不少，只有2分19秒，成為香港電影史上的一大懸案。其實不用多加猜想，那顯然只是《阿飛正傳》續集的預告，提早介紹下一位男主角出場而已。只因電影虧損過於巨大，再沒有人願意投資，以至堪稱續集的《花樣年華》，要等到十年後才面世。

賭徒雖然只是照照鏡、梳梳頭，然後便沒有了下文。但那種朝生暮死、玩世不恭的姿態，卻和前半部的旭仔緊密呼應，彷彿是一體兩面。儘管只是住在九龍城寨的閣樓，看來早已家道中落，左支右絀；但「夜蒲」仍是生活的必需品，儀容裝扮絕對不能馬虎；傲慢和自戀仍如出一轍，貴族的氣質完全沒有被磨滅。

然而，不無反諷的是，當十年後梁朝偉以周慕雲的形象再次出現時，他已不再構成另一個「阿飛」，反而是對「阿飛」身份的徹底顛覆。正如我在二十年前的文章已指出：「迂腐、拘謹、怕事、要面子，思想上開放，行動上保守。《花樣年華》會否只是把步入中年的『阿飛』，更具體赤裸地呈現出來？……中產階級曾幾何時是社會進步的先驅，並在大時代的洪流中不斷迷失，然後又再上路。而現在，俱往矣！周慕雲同時讓我聯想到的，竟是民主派的議員們。」因此，或許可以說，賭徒根本從沒有出過場，或者其實一出場已經死了。

梁朝偉以周慕雲的形象在《花樣年華》出現，不再是「阿飛」，反而是對「阿飛」身份的徹底顛覆。（《花樣年華》劇照）

葉問屬流徙的貴族

自《阿飛正傳》之後，「流徙」的主題—即使從實質地理空間的角度而言，皆幾乎覆蓋王家衛的所有電影。《花樣年華》從香港出發，去了新加坡和柬埔寨，《重慶森林》去了加州，《春光乍洩》去了阿根廷，《2046》去了未知的科幻空間……唯一的例外是2013年的《一代宗師》，「流徙」的路徑倒轉了過來—出發點是佛山，目的地是香港。

在《一代宗師》中，梁朝偉已化身成「阿飛」的上一代—二戰後南來的大陸移民。大概亦是隨着王家衛的年紀漸長，相對於以往年少氣盛時的電影，《一代宗師》少了一份執着，多了一份包容；少了一點無奈，多了一點豁達；少了一種遺憾，多了一種解脫。

其實，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強求存等於故步自封。電影中葉問胸懷的乃是「天下」，只是在歷史的洪流和宿命下，才勉強流落到化外的香港，並開創了另一片新武術天地。和一眾「阿飛」的心態截然不同，他能夠安貧樂道、甘於平淡，願意在這座南方小城落葉歸根。有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人雖敵不過歷史洪流，但刀卻可以藏在鞘裏。

《一代宗師》的葉問告別了叱咤一時的風雲歲月，最終在香港找到安身立命的容身之地。（《一代宗師》劇照）

人不辭路，虎不辭山。葉問雖說是「縮骨冇品的廣東佬」，但更是流徙的貴族。在他身上，不但可看到一身絕技，更可看到一代宗師的氣度和風範。寧可一思進，莫在一思停。只有眼前路，再無身後身。即使脫離了「40歲前不愁衣食的春天」，那曾經叱咤一時的風雲歲月，總能找到一片安身立命的容身之地。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而現在，俱往矣！在已經變得奢華和揮霍的香港，已再難找到那一代人特有的貴族氣質。

永不會退場的土豪

執筆至此，大概是時候把目光轉向當下香港，以反襯《阿飛正傳》作為政治預言，早在三十年前所展露的驚人洞察力和預見力。但腦海中忽然閃出來的，卻竟是一名近月才認識的中坑。雖然和王家衛的年紀差不多，卻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屋邨打架打大，讀書不多但白手興家，還帶有幾分暴發戶架勢的那種。

在香港人的群像之中，那種人大概永遠也不會明白，什麼是搵食以外的世界，更不可能知道什麼是「貴族的傲慢」。對於那種人來說，有奶便是娘，哪管你是生娘抑或養娘；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哪管你是白貓黑貓。他們大多是土生土長的第一代，因此稱為「土豪」實不為過。炒樓正是致富的主要途徑，因此對他們來說，香港人還需要尋找什麼身份？有樓自然就會有身份！提倡「收成期論」的陳健波，豈能不是其中的表表者？

經濟和政治上的落差，豐盛和缺失的交纏，「二世祖」和「私生子」的對比，正是「阿飛」作為一個問題的根源。（《阿飛正傳》劇照）

相反，含着金鎖匙出生的，自小由工人照顧、三餐無憂的，才會渴望反思人生、追求人生。他們或許仍活在溫室之中，繼續享受着父母的餘蔭；或許在金融風暴時已家道中落，卻也無法再放下身段、隨波逐流。他們總是超脫於世俗，「見到金都唔識執」；他們總是另有懷抱，「生活在別處」；他們的目光總是和旭仔一樣，凝望着那空洞、遙遠和未知的將來。

然而，在土豪的主場中，他們竟找不到半點容身之地。對土豪來說，唯一重要的是維持「正常」生活；但對他們來說，唯一重要的是逃出「正常」生活。大概因為這樣，他們很容易被扣上「外國勢力介入、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的帽子。但他們既然不被認同，便可以決絕得頭也不回；他們寧願「攬炒」，也不願意卑躬屈膝。

但問題是，和旭仔一樣，他們又是否渴望真正「獨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