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行無礙：由《莊子·齊物論》啟發的應世智慧 | 黎子元
香港人總在為怎麼做選擇而苦惱：買樓還是租屋？讀藝術還是讀法律？移民還是留港？行左抑或行右？人生在世，總要做很多選擇。那個時刻往往患得患失，倘若此刻選擇行這一邊，又擔心將來會後悔沒有揀選行另一邊。
《莊子·齊物論》啟發我們，其實選擇行哪一邊都是可以的，只要我們抱持一種對道的體認，並將對道的體認運用在日常生活，這種應世智慧就叫做「兩行」。兩行的法門在於抱持對道的體認堅持行下去，而不拘泥於作語言和思維上的辯論與判斷。換句話說，必須把道切實地「活」出來。
什麼是對道的體認呢？
通常情況下，人們執著於對「孰是孰非」、「可或不可」給出最終答案，殊不知是非、對錯皆是因為道失去了或隱藏起來了，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立場、喜好、利益做選擇與判斷，是非、對錯才會凸顯出來。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個人的立場、喜好、利益都會隨時間易轉，上一刻的選擇在下一刻自然就不適用了。
無法認識到時間對於是非、對錯的影響力，無法認識到此刻無論選擇哪一邊，無論選擇之後是得益還是失利，將來都註定會被重新衡量與評價，人在選擇時就會患得患失了。相反，能夠體認到這一點，就是對道的體認，在選擇時也就不會再患得患失。
原本因為道的失去而凸顯的是非、對錯，都因為道的復歸而被抹平。這種確定的狀態就是澄明，就是不再由著是非、對錯束縛自己，也就達到了讓搖擺的是非、對錯在心中的天秤上停止下來。即《莊子·齊物論》所謂「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然而，《莊子》之所以不是一部鼓吹滑頭哲學和相對主義的著作，就在於《齊物論》不僅消解是非對錯的差別，更要催生一種主體哲學，要求主體將自己根據道原本的樣子來體悟道的所得，運用到庸常生活當中。
這樣的主體在為人處世時不再為今日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影響心境，能夠認可道是最公正的，道其實貫通所有特殊的位置與立場，包含所有不可預測的偶然性與多樣性。唯有如此，主體無論行這一邊或那一邊，都毫無阻礙，主體才真正做到「兩行」。而其間最關鍵的是要行，要啟動運轉，有了運轉就有重估的機會，有了運轉才不斷為達成理想創造條件。
對於《莊子·齊物論》的「兩行」說可以舉香港藝術在1970年代的發展為例。文潔華教授在新著《香港視覺藝術家（1970-1980）——新水墨運動後的實驗與挪移》中對這個時期香港藝術面臨的主要問題做了以下描述：
若說1960年代是香港藝術的萌芽期，那七十年代便是本地藝術的成長期，其中的發展正是一頁頁在西方現代與中國傳統藝術之間辯論迴蕩的歷史，離不開文化身份的探索與追尋。
如何在中西、古今之間做選擇，恰恰是那個時期香港藝術要回答的主要問題。
倘若藉助《莊子·齊物論》的「兩行」說來考察，這個時期不少香港藝術家恰恰是中西傳統皆順之，中西兩可而無矛盾阻礙。對他們而言，無論是以西方文化為傳統，吸納中國文化之精髓，還是以中國文化為傳統，博取西方文化之眾長，行哪一邊都是可以的。關鍵就在於要行，要運轉，要把藝術理念「活」出來。
這種兩行的觀點正是當年在香港推動新水墨運動的呂壽琨先生所主張。他提出先論藝術之「根」，即傳統，再談繪畫之「適」。他基於自己行中國傳統這一邊，因而認為「在各適其適中，畫人可自由融取西方科技新法，進而忘卻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所謂「具眾理而應萬事」。倘若基於行西方傳統那一邊，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的。關鍵在於怎麼活，怎麼因應當下世情，展開自身藝術探索與形式實驗，創作出與當代適合的視覺藝術，即所謂兩行以應世。
與「兩行以應世」的立論相比，探討究竟行西方這一邊對，還是行中國這一邊對，如此辯論下去就變得平庸無趣。而在如何「應世」與「活出來」的問題意識下，香港藝術的「中西交匯」也不應該膚淺地理解成兩種傳統的拼貼，兩個圓圈的疊加。
《香港視覺藝術家（1970-1980）》對六位本地視覺藝術家展開個案研究，發現他們皆於1970年代開始即全情投入創作及藝術教育，並發展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實踐著呂壽琨先生所說的「根」與「適」。藉新書出版之際，我們舉辦作者及藝術家分享會，也旨在借鏡香港藝術在1970年代的蓬勃發展，為本地藝術於當今條件下探索出兩行以應世的新路。
相關文章
新水墨運動前後：重探一九七〇年代香港本地藝術成長時期｜文潔華
靳埭強談「幾何山水」之形成：「香港視覺藝術1970-80」講座前奏
梁巨廷談呂壽琨的教學與影響：「香港視覺藝術1970-80」講座前奏
蔡仞姿談1970s藝術氛圍與轉折：「香港視覺藝術1970-80」講座前奏
作者與藝術家分享會
兩行以應世：新水墨運動後香港視覺藝術家的創作、教育與人生哲學
日期：2018年9月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5時至7時
地點：尖沙咀商務印書館圖書中心（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廣場一期低層地下）
講座嘉賓：文潔華教授
靳埭強先生
梁巨廷先生
畢子融先生
蔡仞姿女士
主持：黎子元（01哲學主編）
名額：70位
活動詳情與報名 【名額已滿，多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