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始祖：楊朱
若說中國傳統對禮節的尊重和拘泥源於儒家思想的傳承，中國人對個人利益的高度重視則是楊朱思想的殘留。楊朱，字子居，傳為戰國初期的魏國人，生平已不可考，其主張於當時極其流行，有「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之說（語出《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指楊朱與墨子的理論曾壟斷思想界。戰國後期至漢武帝期間，法、道、儒三家相繼興盛，楊朱思想漸被淡忘，時至今日已無相關經典傳世，只餘零碎記錄。
今人常借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句俗語來使損人利己的行為合理化，這種借用隱約帶有一種源自遠古的權威，我們雖然無法考究這句話是否源自楊朱學說的延伸，但透過拆解楊朱的主要觀念，我們至少可理解該俗語背後的個人主義觀念的合理性和限制。
關於楊朱的容貌、生平以及思想流傳並無許多史料記載。（資料圖片）
「只為自己」方為上策
《孟子》、《韓非子》、《列子》等先秦經典均提及楊朱「一毛不拔」的主張，如《孟子．盡心章句上》記載：「楊子取為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意思是楊朱以「自我」作為道德立論的中心，認為個人不應為了利及他人而使自己有絲毫損失，原意與吝嗇無關。
在《中國哲學簡史》中，中國近代哲學家馮友蘭似乎為楊朱的極端個人主義辯護。他比較以上引文和《韓非子》所述楊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指出楊朱思想有兩個重點，前者只帶出「人人為自己」，而後者則顯示「輕物重生」。在他的論述中，「輕物重生」的養生價值和政治作用，似乎讓「一毛不拔」成為合乎理性、非僅止於個人功利的選擇。
「輕物重生」是一種輕看外在環境、重視自己生命的人生態度，除了不損己利人外，亦在於滿足個人慾望。《列子．楊朱篇》載，楊朱認為人應愛惜自己的身體，不使之有損，並應享受「豐屋、美服、厚味、姣色」，即對住屋、衣飾、飲食和情色方面有高於基本的追求（但非強求）。這樣做，既可讓人合符天性地生活，亦不受限於自己的理念和他人的需求。倘若每個人都只需為自己、不需為別人付出，天下便不會因互相干涉而產生紛爭，因而太平。
深入民心但離地的個人主義
是否遵從楊朱的個人主義就天下太平？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經了一次個人主義的高潮，在集體主義的包裝下，年輕的狂熱分子批鬥師長、與被政治標籤的家人缺裂，當他們被下放到鄉村後，發現即使是「最有資格」教導他們的農民，也跟他們一樣，自私非常。在高壓政策之下，中國除實現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也達致楊朱「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理想境界。（有趣的是，楊朱「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的反霸道主張帶有強烈的共產主義味道。）無疑，中國在毛澤東統治下一片治世，但那段歷史夾雜許多猜忌、出賣、欺騙等傷痛記憶。
以文化大革命論證楊朱思想的弊端或許屬於不當類比，因為楊朱所重視的「不損己」，亦意味個人不為私利而損害他人。不損人、不損己，有點近似西方以功利目的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倫理觀，這倫理觀建基於工業革命中迅速發展的中產階級，透過讓政府承擔福利責任來減低個人對他人的義務，即如窮人由政府提供生活補助，而較富有者只需專注賺錢，準時交稅，不需額外操心。
據可考的資料，楊朱的個人主義不包括福利主義，故會導致「見死不救」的情況，這就如一個人看到另一個人被搶劫，自己既袖手旁觀，同時沒有警察機關可提供協助，袖手旁觀者甚至會假設被劫者自己能解決問題。但即使楊朱的個人主義包括福利主義，情況亦未必樂觀，因為目擊者可基於人生安全、協助所需時間、電話費等因素，而漠視被搶劫者的需要，即使警察機關存在，亦無法及時解決被搶劫者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是否就是楊朱思想的體現？（資料圖片）
楊朱的個人主義出於精英思維，既把完美自足的「我」設定為本體論和道德系統的核心，又假設其他外在的「我」同樣完美自足。在他的理想框架下，「我們」自己顧自己，不需倚賴他人亦不受他人約束，享受最大的自由。當然，人不可能完美自足，但對於倚靠性較低的精英而言，楊朱的思想非常吸引，因為他們不需對倚靠性較高的中下層負責。這種個人主義同時帶有階級意識，把合符規範的視為常人、不能自理的突顯為失敗者，可悲的是，為了不成為最底層的人，底層的人也可以為私利而對他人的痛苦置若罔聞，以「高人一等」作行事準則和理由。
新保護主義正在世界各處冒起，撕裂社會並剝削部分低下層人民，彷彿在誅滅「不為自己」的人，讓「為自己」的人橫行霸道。反楊朱的思考和實踐是有時代需要的。倘若各人能誠實地審視自身的缺憾多於私利，尋求平等互助而非一毛不拔，便可發現自己與別人同樣需要「利他」，而非僅僅「利己」，這可抗衡盲目而埋沒愛心的世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