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廣泛的報道，特朗普的首席經濟顧問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曾試圖在近期的一場會議中安撫主要債券投資者，但他的努力顯得頗為吃力。米蘭曾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短暫擔任過財政部經濟政策高級顧問。2024年12月，特朗普提名米蘭為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EA）主席——這也是總統經濟政策方面最關鍵的角色之一。

去年11月，他撰寫了《重構全球貿易體系使用指南》，被市場稱為《海湖莊園協議》。該報告提出了四個具體目標——減少貿易逆差、重振美國製造業、提高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及要求其他國家共同承擔維護美元霸權的成本。

知情人士透露，4月25日，米蘭在毗鄰白宮的艾森豪威爾行政辦公樓會見了約15名金融機構的代表，包括對沖基金Balyasny、Tudor和Citadel，以及資產管理公司PGIM和貝萊德的代表。兩位知情人士表示，米蘭在關稅政策和金融市場方面的表述「語焉不詳」或「邏輯混亂」，其中一人稱米蘭已經「難以應付」。一位了解會議情況的人士說道：「只要有人向米蘭提問，局面就崩了。當面對一群知識淵博的聽眾時，討論的要點很快就會被駁倒。」

今年4月2日，在特朗普宣佈所謂的「對等關稅」後，美國股市和債市發生了劇烈波動。歐洲等國家在華爾街支持下，趁勢發起了針對美國的地緣金融戰爭，大量資本從美債流出，導致美債的收益率高企。此後，美國特朗普政府宣佈對部分國家暫停徵收90天「對等關稅」，全球市場稍有企穩，但許多投資者依然緊張不安，並未形成新的共識，這是米蘭召集華爾街大佬開會解釋政策的原因。

米蘭，是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核心智囊，並且在保守主義陣營中獲得的評價較高。不過，米蘭畢竟僅是一個哈佛大學的博士，這樣的人在美國政府體系中，比比皆是，他們通常都是在政府體系內做一些助手性質的工作，利用經濟學知識，起草一些政策文件，幫助那些來自各行各業對經濟基本茫然無知的參議員、部長做一些文件工作而已。

這樣的人與華爾街那些在資本市場中廝殺的資本大鱷，以及老練的政策老手相比，缺乏系統性的認知，更談不上系統性政策（戰略性政策）的駕馭能力。所以，回答不上這些老手的問題，在協調會議中出現「卡殼」，就很正常了。在美國那種講究專業分科的社會，像米蘭這樣的人，總是就經濟談經濟，就金融論金融，他怎麼會想到利用烏克蘭戰爭來調控華爾街金融市場？他在大學裏就沒學過這些系統性的戰略槓桿。他的教授，最多也就只能引經據典，從歷史角度給你講講而已。所以米蘭在關鍵場合出現「缺乏說服力」的狀況，實際也完全正常。

根據現在的世界形勢，真正值得對比研究的是「尼克遜衝擊」所導致的震動和影響。

所謂的「尼克遜衝擊」（Nixon Shock）是指1971年8月15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遜宣佈的一系列經濟措施，包括暫停美元與黃金的直接兑換（關閉黃金窗口）、實施90天工資和物價管制，以及對所有應稅進口商品加徵10%的臨時關稅（號稱附加稅）。

尼克遜這樣做也有一些理由，主要的原因跟今天差不多，也是因為美歐關係的複雜性，當時的瑞士、法國、英國要求將美元兑換為黃金，僅僅是在1971年7至8月，瑞士就兑換了5000萬美元的黃金，法國兑現了1.91億美元的黃金，英國要求將30億美元的黃金從諾克斯堡轉移至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這些歐洲人「搶」黃金的行動，極大的加大了美元壓力，迫使他必須採取措施，這種美元與黃金脱鈎的背景是過去所忽略的。

增加關稅的政策目的及其設計是，1、通過加徵10%的進口關稅，迫使其他國家（如日本、西德）重新評估其貨幣，實現升值，以減少美國貿易逆差並保護美元國際地位。2、爭取貿易平衡，提高進口商品成本，通過減少進口，促進出口，改善美國國際收支（目標為130億美元改善）。3、贏得政治支持，通過保護國內產業如製造業，爭取公眾支持，應對1972年總統選舉壓力。尼克遜政府加關稅的法律依據與特朗普政府幾乎一樣，同樣也是《1917年與敵國貿易法》（TWEA）。

從戰略性政策的設計角度來看，本來特朗普政府只要參照尼克遜的政策略微調整即可達到並實現政策目標，但特朗普出於自己的政治考慮，粗暴而草率的將關稅翻了好幾倍，這就導致了完全「不可控的情況」出現，資本用腳投票，美債收益率飆升，歐元趁機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增加關稅並非就是為了實現製造業的回歸，當年尼克遜政府就是將關稅作為「談判槓桿」來使用的，目的是施壓日本等製造業國家，同意本國貨幣的升值。時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經濟學家和財政部部長副部長的著名金融學家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也認為，增加關稅是「必要的談判策略」，可以迫使競爭對手讓步。

那麼「尼克遜衝擊」是否成功實現了政策目標？

這個問題的答案，客觀而準確的來說，是部分成功，部分失敗。1973年2月美元實現了貶值，3月份G-10國家集團批准了浮動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瓦解。不過，增加關稅的措施與政策設計不同的是，美元出現了長期貶值，整個1970年代，美元下跌了約三分之一。此外，增加關稅對貿易平衡的直接貢獻也有限，實際貢獻是由「意外」因素造成的，1971年秋季，美國東海岸港口出現了大罷工，而且持續數月之久，實際減少了進口量。在匯率方面，這個政策實現了目標，美元對當時主要貨幣如西德馬克和日元出現了浮動升值，但這也使得進口商品更加昂貴。

「尼克遜衝擊」在政治方面，則是大獲成功。通過保護國內產業和應對「外國價格掠奪者」（foreign price-gougers）尼克遜贏得了美國公眾的大力支持，為1972年的大勝奠定基礎。當時，美國的媒體也承認這一點，將「尼克遜衝擊」視為是政治成功。1971年8月16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漲33點，創當時的最大單日漲幅。《紐約時報》社論稱「我們不敢譴責總統的果敢行動」。

從「尼克遜衝擊」的副作用來看，顯然增加了1970年代的滯脹，1973-1975年美國滯脹的現象，通脹率高達11%，失業率為8.5%。從這一點出發，在經濟數據的視角來看，可以認為「尼克遜衝擊」的政策是失敗的。不過，很顯然美國社會對此的忍耐度也超出了金融市場的預計，因為他們依舊支持尼克遜政府，並且使其大比例贏得大選。所以同樣的問題對於特朗普政府來說，其實是一樣的，對於通脹的政治效應不宜被高估。

在貿易改善方面，「尼克遜衝擊」對美國貿易逆差的改善相當有限，1972年時仍有65億美元，而且隨着1973-1975年預算增加、滯脹和匯率浮動帶來的不穩定，對美國貿易的影響並非正面。所以類似的戰略性政策，對美國貿易地位的改善也可以被視為失敗。

那麼對於未來特朗普政策的底線如何判斷？

參照「尼克遜衝擊」時期的政策演變，可以推斷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演變，尤其是當其靈魂人物米蘭尚有能力進行修正的時候，特朗普政策有一定機率將會出現某些改變。

特朗普的「對等關稅」，原本就宣佈過基線關稅是10%，這意味着如果特朗普大幅調低關稅比例，使之在5%至10%，不至於出現政治麻煩，容易進行解釋。同時，這個比例的「對等關稅」，實際對於推動製造業回歸美國本土，也是有實質性幫助的。因為美國製造業的平均利潤率大致是在5%-10%左右，高科技業表現好的則有10%-20%，至於蘋果手機那樣的典型製造業，則有30%-40%的利潤率。顯然，10%的成本增加對於製造業淨利潤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依舊會促使他們回歸主要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當歐洲、東南亞和日韓等國，成功將特朗普的政策焦點轉移到中國一家之際，特朗普的「對等關稅」，甚至還會受到某種程度的普遍支持，等於是在地緣政治的角度進行了合理化。當「對等關稅」的問題解決之後，美國經濟和產業實際就沒什麼大問題了。充滿不確定的實際是歐洲，因為歐洲陷入烏克蘭戰爭的僵局是肯定的，即便是烏克蘭實現了「和平」，面對烏克蘭的戰後重建，歐洲也根本無力負擔，所以全球資本實際沒地方可去，最終迴流美國的可能性很大。

從歐美之間的競爭角度來看，歐洲各國進步派政府實際在做的，只是一種「最後的抵抗」，逆全球化不可能不影響到歐洲，這一點早晚會成為全球市場的共識，右翼保守主義甚至是極端右翼，一定會在歐洲崛起成為主流，這一點與美國現在是一樣的。

最終分析結論：

對於當下的經濟和政策演變，「尼克遜衝擊」造成的影響與反應值得對比研究。可以推斷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演變，尤其是當其靈魂人物米蘭尚有能力進行修正的時候，特朗普政策有一定機率將會出現某些改變。實際上，歐美競爭下，歐洲各國進步派政府實際在做的，只是一種「最後的抵抗」，逆全球化不可能不影響到歐洲，這一點早晚會成為全球市場的共識，右翼保守主義甚至是極端右翼，一定會在歐洲崛起成為主流，這一點與美國現在是一樣的。

本文原載於2025年5月5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