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印度內政部正式宣佈，將於2027年3月完成全國性人口普查，並史無前例地將「所有種姓」訊息納入問卷。這一決定意味着，自1931年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最後一次成功進行種姓人口統計之後，印度將在時隔近百年後首次系統摸清全國種姓人口的真實面貌。

目前這一決定已引發印國內外廣泛討論，畢竟種姓制度無孔不入地影響印度社會的方方面面，還觸及更深層的文化和歷史議題。新一輪的全國種姓普查，不僅影響未來種姓政治與社會公平的走向，也將對印度大政方針和經濟前景產生深遠全面的影響。

一、種姓制度與現代困境

種姓制度源於古代印度婆羅門教的瓦爾納體系。在理論典籍層面，人群被分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四大「瓦爾納」，再加上「不可接觸」的「達利特」賤民群體；而在現實層面，人們則更多按照習慣、職業、血緣等分為更細碎的數千個「闍提」的亞種姓。

儘管印度1947年獨立後，憲法禁止種姓歧視，並通過配額制等「肯定性政策」試圖糾正「歷史性不公」，形成了包括表列種姓（SC）、表列部落（ST）、其他落後種姓（OBC）等法理上受到優待的低種姓群體。然而，在印度尚未經歷暴力革命和徹底改革的背景下，種姓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基石制度，其影響依然根深蒂固。

根據慣例，印度每十年進行一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作為選區劃分和資源分配的基礎依據，但原定於2021年的人口普查因疫情推遲至今仍未啟動。

印度獨立以來，無論執政的是印度人民黨（BJP）還是國大黨（INC），歷屆政府均迴避全國性種姓普查，唯恐種姓本身的複雜性和種姓問題引發的爭議進一步激化矛盾、撕裂社會，甚至動搖現代印度的立國根基。例如，印度官方長期不願公布OBC確切人口比例，政策意圖就是為了避免擴張配額制度。

從這個角度看，莫迪政府近期選擇打破慣例引入對「所有種姓」群體的統計，是一個重大政治決策。

根據印度內政部的說法，進行種姓普查是為了準確掌握各類社會群體的結構與分佈，以便為未來福利政策、教育資源、財政轉移、就業計劃等提供數據支撐。這種「數據驅動治理」的邏輯在理論上合理，但其真正動因與潛在後果遠不止如此——這背後至少還有三重壓力。

二、推動普查的現實動因

首先，莫迪政府推動種姓普查，是對近年來印度內政變局的直接回應。

在2024年大選中，印人黨雖然贏得連任，但席位大幅下滑，且未能實現單獨多數，而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在北方邦、比哈爾邦等OBC人口密集地區表現不佳，特別是在傳統中低種姓群體中的支持率下降。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國大黨牽頭的在野黨聯盟「印度國家發展包容性聯盟」（INDIA）則旗幟鮮明地提出「人口占多少，權利給多少」的動員口號，獲得大量中下種姓支持。

這種基於規模的平權訴求嚴重挑戰了印人黨標榜的「發展優先」敘事，直接推動印人黨更加嚴肅對待中下種姓群體有關代表性與資源分配的要求。莫迪政府正在籌備將種姓數據與身份識別系統（Aadhaar）、社會福利卡等數字身份整合，以形成跨部門的分層治理數據庫。這種數據治理思路，將種姓普查從政治禁忌轉化為精準資源分配與財政計劃編制的變量。

其次，即使莫迪政府按兵不動，各邦也已開始各自行動。

例如，種姓議題影響力巨大的比哈爾邦早在2023年就已完成邦內的種姓排查，其數據顯示OBC和處境更加惡劣的「極端落後種姓」（EBC）合計人口占比高達63%，遠高於全印配額的27%。此後，馬哈拉施特拉邦、奧里薩邦、泰米爾納德邦也紛紛提出希望進行地方種姓普查，並爭取擴大相應的配額。

在這種局面之下，如果印人黨和中央政府不統一開展種姓普查，就有可能因為缺乏最新數據，失去政策主導權，導致種姓政治的議程控制力被地方碎片化勢力所分食。面對反對黨的地方攻勢，印人黨選擇「搶佔議題」，通過領導種姓普查強化莫迪政府「親下層」形象，而普查數據可用於擴展針對中低種姓的福利方案，包括額外配額等，從而鞏固支持。

最後，莫迪政府行動也受到制度性時間表倒逼和催化。

根據印憲法規定，全國議會席位劃分被凍結至2026年，此後必須依據最新人口普查數據重新分配。如果按照此時間表重劃議席，未來十年各邦議席數量、政黨權力結構以及財政轉移支付的基礎將受影響。換言之，人口數據是否包含「種姓訊息」，會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決定未來十年資源分配邏輯。

因此，印人黨希望儘可能控制數據主動權，避免發生打破50%配額上限的激進改革，並將種姓數據與經濟社會發展指標掛鈎，弱化在野黨單純基於規模的種姓動員。

三、印度教右翼的立場與盤算

值得注意的是，印人黨的政策急轉也獲得了其意識形態母體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的支持。

RSS作為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長期視種姓為印度教內部的分裂因素，反而強調「印度教特性」（Hindutva）以超越種姓、語言、階層等狹隘身份認同。反對種姓普查的立場反映出RSS的長期關切：種姓數據可能強化身份認同，削弱其構建統一的印度教選民集團。

然而，近年來RSS轉變立場，開始支持種姓普查，甚至視之為促進「社會和諧」的契機。

在2024年的一次全印幹部會議上，RSS最高領袖巴格瓦特公開表示：「若要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Samajik Samarasata），就要認清現實的不平等，並據此採取補償性政策。」這類表態可以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軟着陸」，標誌着RSS不再將種姓討論視為分裂性議題，而是作為實現包容性國家認同的必要代價。

RSS甚至希望通過普查推動「種姓融合」，如鼓勵跨種姓婚姻和教育改革，以服務其長期目標——構建統一的國族認同和強大的印度教國家。

四、普查的風險與挑戰

然而，莫迪政府推動全印種姓普查也可能遭遇多種風險挑戰。

首先是全國級別的種姓數據一旦公布，勢必引發全印社會各階層不滿與對立情緒。

此前由於缺乏權威的全國種姓數據，不同種姓群體在爭取自身權利時仍然處於較為模糊的狀態。一旦數據公布，實際人口少於預期的種姓群體可能對此強烈反對，而規模龐大卻仍然落後的群體又將迫切要求政府進一步增加配額與福利，這種「高種姓剝奪感」或「低種姓配額擴張恐慌」，極可能引發法律訴訟、街頭政治、集會抗議，甚至流血衝突。

例如，如果OBC人口確實超過50%，但當前中央配額制度仍為27%，則在政治層面勢必引發「規模與福利適配」的浪潮。這可能迫使莫迪政府對最高法院判例提出的「50%配額上限」進行修憲或替代安排。

其次是如何保證數據本身的質量與權威性。

2011年印度進行社會經濟與種姓普查（SECC）時，大量自創種姓名稱及訊息重複導致460萬條記錄無法校正，最終官方並未正式發布結果。本輪普查雖已明確採用AI去重和數字化工具，但能否成功避免類似的質量問題仍是未知數。

例如，種姓名稱地域差異、自創自報名目龐雜、自報職業數據本身質量偏差等問題普遍存在，如果算法與人工校正能力不足，將嚴重打擊莫迪政府的公信力，也使後續的政策實施變得異常困難。

另外，這次普查的數據還可能衝擊印度經濟運行。

在選票壓力之下，公開的種姓數據為印各級政府面向私營部門設置「軟性配額」創造條件。在高等教育、上市公司、公務員招考、政府採購等事項上，可能會出現更多「社會代表性審核」的條款，這將挑戰印度當前由「市場效率」主導的企業招聘與人力資源模式。

例如，國大黨已經公開提出，要推動私營企業實施種姓配額制度，這勢必增加企業合規與人力成本，進一步加劇市場經營環境的不確定性。在印度工業化現代化處於關鍵爬坡階段的背景下，這類政策對經濟運行的衝擊不可小視。

五、數據驅動的「雙刃劍」

儘管面臨風險不小，但莫迪政府決心已下，未來一段時間將迅速推動相關數據採集、核驗和發布，而地方邦發起的政治博弈也將圍繞種姓數據展開。2027年後普查得到的數據將為重新劃分印議會席位、再分配央地財政資源、調整配額政策等提供依據，而印度的政治版圖與公共治理模式也可能隨之發生重大變化。

從更長遠的視野看，如果莫迪政府能真正做到「數據驅動的精準治理」，利用種姓數據精準扶持基層、強化技能教育和就業機會，或將緩解種姓矛盾，逐步推動印度社會真正走向更加公平和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但這也存在另一種可能：加深社會撕裂、加劇碎片化，危及印度民主基礎和經濟運行。

歷史性地推動全國種姓普查，考驗的不僅是莫迪政府的治理能力，更是印度社會自身應對敏感議題的智慧與決心。它不只是一次統計行動，更是一場關於「誰屬於國家、誰享有權利」的深層次社會對話。

對印度來說，種姓普查可能是機遇，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