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難產」，終於有了結果。10月21日，日本舉行臨時國會首相指名選舉。19日，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就聯合執政達成一致，20日簽署協議，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基本確定勝出。
10月4日，高市早苗被推選為自民黨新任總裁。但是，與自民黨合作26年的公明黨表示，由於未獲得自民黨整改「黑金政治」問題的令人滿意答覆，決定退出自公執政聯盟，在首相指名選舉中將不會投票給高市早苗。於是，高市早苗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的前景變得不明朗起來。
但另一方面，在野黨陣營難以形成合力，都在為抓住政權更替的良機而掙扎。變動不居的日本政治，該如何是好？圍繞這一問題，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學術院教授長谷部恭男、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教授杉田敦以及東京大學教授加藤陽子——三位專攻憲法、政治、歷史的學者進行了對談。

「反彈」之後的「首位女性總裁」

杉田敦：高市早苗是首次當選為自民黨總裁的女性，但其後公明黨宣布退出聯合執政，導致政界陷入了混亂。自民黨總裁直接成為首相的格局被打破了。

就高市而言，女性走上最高領導崗位本身值得肯定。但令人擔憂的是，日本政界似乎形成了只有極端強硬的女性才有出頭機會的結構。在壓倒性的男性中心社會裏，似乎女性若想要得到認可，就必須呈現出強硬、有威壓感的面貌，這種「壓力」落在了女性身上。只要這一壓力存在，就未必真能通向實質性的女性活躍。

加藤陽子：自民黨是帶有家長制色彩的政黨——直白點說，就是存在男性世襲議員偏多的情況。毋庸置疑的是，出身中產階層的女性站到頂端是劃時代的喜事；不過，要把高市放在與土井多賀子同一承續脈絡中來理解，恐怕並不容易——後者於1986年出任社會黨委員長，掀起「麥當娜熱潮」，並出任首位女性眾議院議長。

與其說這是這三十餘年間逐步發生的變化，不如說是在經歷了一場針對高市支持者主導的「男女共同參與」的反彈（backlash）之後，才出現了這位首位女性總裁——這一點應當作為前提加以把握。

在勝選過後，高市關於「捨棄工作-生活平衡」的發言遭到了質疑。這是一種軍隊的「連長層級」的思路，而且還是敗軍的思路。只能靠展示「捨身的覺悟」來維持隊伍統率，實在令人遺憾。談到女性領導力，至少在反撲發生之前的社會，高市女士的這種狀態本不應作為選項存在。

長谷部恭男：自稱「熱愛《教育敕語》」的高市，恐怕懷抱着對「企業體國家」的憧憬。戰前的日本正是如此：全民共享一個目標，國家替個人決定活法；化作「一億火球」，不分公私從早到晚為天皇效力。正因如此，日本才打着富國強兵的旗幟，很快成為了世界「一等國」，卻又「為了天皇陛下」暴走，陷入一場必敗無疑的戰爭，進而把國家逼至滅亡的邊緣。現行日本憲法應運而生，將國家形象從企業體國家轉向「廣場型國家」。這是一場革命性的變化。

「廣場型國家」並沒有甚麼「全民共同目標」。國家只負責制定參加廣場活動的人應遵守的規則並處罰違規者，僅此而已；至於在規則之內該如何生活，由每個公民自己決定。然而，隨着特朗普總統的出現，本應作為廣場典範的美國正在向企業體轉變。日本如果只是停留在廣場形態也不行，這種焦慮與逞強滲透在高市女士話語的字裏行間。

杉田：在廣場裏作為個體去生活並不容易。對那些不能或不願自己決定「如何生活、如何行動」的人來說，「企業體國家」在某些方面更易於生存。歸根結底，自民黨及其周邊恐怕只剩下這樣的想像力：為了出口將本幣匯率極度壓低，在進口糧食與能源價格之苦中遵照長官的號令加班直到倒下，這就是日本的繁榮之道。

這一次，公明黨在歷史認識、外國人政策之外，又在「政治與金錢」問題上提出要求，最終選擇退出執政聯盟。眾所周知，聯盟破裂將對自民黨席次造成沉重打擊：組織票減少，小選區也會連敗。即便如此仍選擇高市，說明他們已經只能以極其狹窄的視野判斷「戰況」。連解黨式重啟的動力都不復存在，只能固守自身，退回到舊自民黨。這種沒落，幾乎令人不忍直視。

長谷部：一切都始於把石破茂塑造成「替罪羊」這件事上。這隻「羊」並沒有做錯甚麼，所以面對「石破下台」，社會出現了「沒必要辭職」的反應，內閣支持率上升；至於對錯，實際上無關緊要。關鍵在於大家達成了共識，「就讓他背全部的鍋吧」。

所謂解黨後的重新出發，從一開始就沒有人在認真考慮，總裁選舉的候選人齊聲高唱「黨內融和」，論戰也並不活躍。接着便以「我們的罪都由那隻羊背了，祓禊已畢」為由，涉黑金的議員們推舉高市為總裁，讓「瑕疵品」（名譽受損者）擔任黨內要職。這在他們看來順理成章。但如此只講自家邏輯的任性做法，終究還是行不通的。

杉田：主導「倒石破」的那批人，顯然是在謀求所謂「安倍政治」的復辟。石破偏離了安倍晉三鋪設的軌道，傳統支持層便流向參政黨；他們以為只要復位，就能拉回票倉，回到從前那個強勢的自民黨，因此在五位候選人里選擇了與安倍最接近的高市。高市主張積極財政，然而在安倍路線下已然膨脹的國債真的還能繼續加碼嗎？

長谷部：看NHK放送文化研究所每五年一次的「日本人的意識」調查，2013、2018兩年（安倍政權期）九成以上的人表示對生活滿意，自民黨每次都能在選舉中取勝也就不奇怪了。但這筆「賬單」如今正集中到期：日元貶值帶動了物價高漲，國民生活受到重創。不可能、也不該再回到「安倍政治」，否則國家就要垮掉了。

加藤：安倍作為岸信介之孫、安倍晉太郎之子，在自民黨內天生具備一種「正統性」。高市沒有，卻還要模仿安倍，這就危險了。最糟的是，她對概念的界定極其狹隘，論域也極為有限。

比如當被問到參拜靖國神社時，她笑着說「靖國是戰歿者慰靈的中心設施，是和平的神社」。和平的神社？那是高市任性的定義，在國際上完全行不通。美國認為正當的慰靈場所應當是千鳥淵戰歿者墓苑，而非靖國。為推動《日中聯合聲明》與《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中日兩國為拔除靖國這根刺傾注了多少外交心力；她對這些外交積累既缺乏敬意，也缺乏理解。在已無法像以往那樣一邊倒依賴美國的背景下，日本必須與亞洲打交道，而她這番話的惡劣程度卻近乎扇了亞洲一記耳光。

瞬間加速的排外潮流

杉田：在總裁選舉過程中，可能會煽動排外風潮的外國人政策被推到台前，這一點也不容忽視。

19世紀英國的白芝浩（Walter Bagehot）歸納出了政治的兩種功能：「實務」與「威嚴」。制定法律、推動政策的「實務」當然是必須要做的，然而若是僅靠這些的話，人民也是不會跟隨的，因此還要通過展示「大英帝國的強盛」來贏得忠誠、統合國家。

問題在於，當下全球範圍內的「實務」幾乎全部失效，只能把移民當成替罪羊、從而勉強表演出「威嚴」，以求整合人心。日本也是同樣——主張「日本人優先」的參政黨崛起，自民黨被動搖並被牽着鼻子走，因此排外潮流立刻就加快了。

加藤：選高市為總裁，是否意味着自民黨放棄了「包容型政黨」的定位？過去他們還會顧及黨內外共識，在利益分配上多加留心，以撐起「大帳篷」包容多元意見；如今卻像是收起帳篷，附和黨內部分「無責任的民粹主義」。

長谷部：我認為當下日本政治的特徵是虛無主義。「掌權」本身被當作目的，而「為何掌權」的目標與價值卻憑空蒸發了。在上次參院選舉中，席位增多的小黨黨首擅長討好選民，卻描繪不出應有的社會圖景；他不過是覺得權力遊戲好玩，因而沉醉於其中而已，再加上還有政黨資助金這筆巨額的「獎金」，就更停不下來了。

杉田：即便自公聯盟在國會參眾兩院成了少數，在野黨和媒體仍難擺脫「以自民黨為中心」的思維，這正是日本政治停滯的重要原因。

社會上常說，在憲法、核電等政策上完全達成一致才能聯合執政；然而放眼世界，即便是分歧不小的政黨，也能限定爭論焦點從而達成聯合。對意見不同的議題，維持現狀即可，比如以減稅作為核心議題來組閣就行。目前為止，我們都缺乏這種構想。這次即便公明黨與自民黨分離，在野黨的行動也相當遲緩。這是因為他們對政黨政治的理解淺薄——更直白地說，他們依然對自民黨給予了過高的評價。

加藤：石破先生於10日發表了戰後80年的感想。他從國內政治體制失靈出發，探究未能避免戰爭的原因。他以國務大臣單獨輔弼制、統帥權獨立等制度缺口為前提，認為在日俄戰爭前由元老、至1930年代由政黨來彌補這些缺口並承擔「政策整合」之職——這一理解，是有紮實學術支撐的解讀。

然而，本可實現「政策整合」的政黨，卻在同英美的裁軍與對華的止戰方針上屢屢敗給軍部的統帥。其特點在於，一邊舉出吉野作造、美濃部達吉、齋藤隆夫等批判軍部者的名字，一邊從背面來書寫這一過程。這也解釋了為何石破的感想在表面上似乎並未觸及日本的對外過失。首相表示：唯有國民持續從歷史中真誠學習「為何未能止戰」的原因，才能奠定和平國家的基石。面向關注日本前途的世界，我想這一表述是符合日本國民整體利益與福祉的。

杉田：反對石破發表經閣議決定的「戰後80年談話」的政治家們，究竟想捍衛些甚麼呢？他們把安倍「70年談話」中那句「不能讓與那場戰爭毫無關係的後代子孫背負繼續謝罪的宿命」理解為「可以不再道歉」的宣言，因此不願意被「80年談話」所覆蓋。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把戰爭之「罪」分為四類：①法律罪責——由戰犯承擔，而與後代無涉；②政治罪責——由全民承擔，並由後代繼承；③道德罪責——由良心審判個人支持或旁觀戰爭的行為；④形而上的罪責——人類作為會引發災厄的存在而背負的罪。

戰後40年的1985年，西德總統魏茨澤克據此提出：雖然①的罪責無法由後代承擔，但「無論有罪無罪、年幼年長，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為過去承擔責任」，從而宣示了對罪責的承繼。而安倍談話則只揀了①，幾乎等同於在說其餘諸罪並不存在。此次石破在感想中提出的「通向那場戰爭的統治機制缺陷」，我認為說得很好，但也很是在意那些在安倍談話中被忽略的、其他的罪責。

政治，乃「可能性的藝術」

長谷部：把④換成海德格爾的話，就是「負疚/負累」。它無法否認、也不能當作沒發生過，之後更不可能擺脫。馬克斯·韋伯在《以政治為業》中談到「責任倫理」：政治家要為行為後果負責，但結果優劣的判斷終究只能訴諸選舉。為了免於被追責，就必須贏得選舉、維持政權，於是有些人不惜篡改公文書，還在國會上撒謊。我不清楚安倍本人都下達了怎樣的指令，但「安倍政治」的確是靠這種方式維持的。自民黨內對此並無反省，甚至還認為沒必要解決企業獻金、舊統一教等問題——高市及其支持者恐怕真的是這樣認為的。結果就是，他們成了韋伯所說的、負面意義上的「職業政治家」。

杉田：關於政治是甚麼，大體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德國思想家卡爾·施米特所說，政治就是「戰爭」。近來這種政治觀在全球蔓延，而特朗普是為其典型——他不只與政敵作戰，還與大學為敵，甚至否定立憲主義、與法官作對，並把外國人一概視為潛在的敵人。在日本，這類變體版的政治家也頗受歡迎。

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政治以多元意見為前提，通過協商達成某種共識與妥協；在某種意義上，這也被視為保守主義的本來面目。但包括石破在內，如今似乎不擺出「戰鬥姿態」就難以獲得人氣。

加藤：我並不否認擺出戰鬥姿態本身，但堅守立憲主義是最後的底線。破壞了立憲主義再來談所謂的未來願景，這分明是毫無意義。

長谷部：政界常說「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我們需要超越黨派的框架，找回想像力與構想力，為日本政治走出停滯狀態探尋方法與路徑。在維護法治、承認事實這些最低限規範之上，還必須提出超越稅制與社保微調的、關於日本社會的大視野大圖景。

杉田：今後的走向尚難預料，但若通過與部分在野黨聯合而誕生高市政權，那麼除了不可持續的經濟政策之外，近來產業與學術的軍事化恐將進一步加劇。高市多次表達過推進「反間諜法」的意願；一旦立法，媒體機構以及同海外有着聯繫的團體可能會被無端地視為間諜，因而存在人權狀況惡化的風險。這很可能意味着，日本徹底轉向將政治視為「戰爭」的政治觀。我希望各黨派以公明黨的提問為契機，發揮想像力，並提出新的政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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