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也好，倫敦也罷，每當一位西方領導人踏上中國的土地，一種熟悉的焦慮便會準時在大西洋兩岸的評論版面上瀰漫開來。

德國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尚未動身，該國發行量最大的商業類報紙《商報》便急不可耐地發出警世恆言：「千萬不能示弱叩頭。」 這讓人想起不久前訪華的英國首相斯施紀賢（Keir Starmer），他剛因帶回一份涉及威士忌關稅和免簽的成果清單，就被保守黨領袖柏丹娜（Kemi Badenoch）嘲諷為「除了行李箱裏的Labubu玩偶，什麼也沒帶回來」，甚至惡毒地建議他檢查一下玩偶裏有沒有竊聽器。

西方輿論陷入對中國的「叩頭」焦慮

這種近乎條件反射般的輿論造勢，已經成為西方政治中的固定劇目。它揭示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對於許多西方政治精英而言，一趟「成功」的訪華之旅，似乎不再是談成了什麼，而是證明了「沒跪下去」。默茨的顧問們給出的錦囊妙計也遵循同樣的邏輯——必須給中國市場設定條件，必須充滿自信地問「你們（中國）能為我們做什麼？」

若僅從媒體報道描繪的畫面看去，北京彷彿是一個排滿了朝貢使節的紫禁城。中國官員被描繪成「自信爆棚，連路都不會走了」，而西方領導人則像是在排隊等候召見的請願者。中國的國家媒體更是被指責「不無自詡地宣稱，西方各國首腦目前正在排隊來北京朝聖」。

然而，這種敘事與其說是對現實的客觀描述，不如說是西方輿論場為國內消費而精心編織的一場精神防禦戰。

中國從未要求任何領導人「叩頭」，無論是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首腦，還是來自全球南方的發展中國家領袖，中國始終以大體相當的禮儀待之。真正讓西方焦慮的，並非中國接待方式的親疏冷熱，而是自身面對談判桌時，突然發現劇本已不在自己手中的不適感。當他們習慣於以「教師爺」的姿態登場，如今卻發現自己需要「敬仰」中國的宇樹科技機器人時，心理的失衡便轉化為對「卑躬屈膝」的病態恐懼。

更有趣的是簽證這面鏡子。此前中國已向絕大部分西方國家實施簽證免簽政策，預計將在默茨訪華期間進一步優化並延長對德免簽政策，繼續向德國民眾敞開大門；而德國乃至神根區對華簽證卻依然關卡重重。這種單方面的便利，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並非合作的誠意，反而被解讀為中國「有所求」的證據——他們既想要這份實惠，又嫌棄這份實惠弄髒了他們的尊嚴。

西方政治與輿論一直在宣揚中國是一個落後貧窮，且是一黨專政，集權統治的恐怖國家。就是這樣一個非常「奇怪」的國家，他的人民滿世界跑，現在單向大開國門歡迎西方人的到來！

西方心態的三次誤判與演變

德國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教授曾精準地總結過西方對華認知的「三步誤判」：第一步，認為中國的制度無法創造財富；第二步，認為經濟增長必然帶來西式民主化；第三步，試圖指導中國按西方規則行事，卻發現中國已足夠強大且傾向於走自己的路。這三次誤判的相繼破產，正是西方心態從傲慢走向焦慮的根源。

曾幾何時，西方領導人訪華更像是一場「授人以漁」的佈道。他們帶來的不僅是資本和技術，更有一種制度上的優越感。而今天，當德國總理的行程中赫然列着參觀宇樹科技時，當施紀賢在上海驚歎於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速度時，這種「取經」與「傳經」角色的悄然互換，刺痛了西方最敏感的神經。

《商報》評論酸楚地提到「工程師之國——德國總理都要來敬仰中國造的高科技」，這種酸楚恰恰暴露了心態天平失衡後的傾斜。

於是，一種扭曲的心理補償機制開始運轉——既然無法在實力對比上維持俯視，那就要在道德姿態上佔據高地。 因此，任何尋求合作的務實姿態，在國內政治光譜中被迅速解構為「卑躬屈膝」；任何經濟利益的交換，被簡化為原則的喪失。

西方媒體熱衷於炒作中國官員的「自信爆棚」或「排隊朝聖」等帶有羞辱性的意象，實則是在用一種反向的修辭來對沖內心的失落。這種敘事的潛台詞是：雖然我們可能需要中國的市場，但我們絕不承認需要「求」中國，我們要以一種「受迫害者」的姿態去「談條件」。

這種心態將演變成什麼？它極有可能演變成一種長期的、非理性的對華政策內耗。如果西方不能擺脱這種「要麼我教你，要麼你壓我」的二元對立思維，如果每一次高層互動都淪為國內輿論關於「是否叩頭」的朝堂辯論，那麼西方將錯失真正「了解整頭大象」的機會。

正如桑德施奈德教授所言，現在的中國比德國更願意保持對話。當西方忙於給來訪的領導人打上「是否軟弱」的標籤時，他們或許忘了，真正的軟弱並非坐在談判桌前尋求共識，而是除了歇斯底里地高喊「別跪下」，已拿不出任何應對世界變局的建設性方案。

中國有句古話：「實墨無聲空墨響，滿瓶不動半瓶搖。」那些關於「叩頭」的喧囂，恰恰映照出西方內心深處那瓶「半瓶醋」的晃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