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與伊朗的戰事進入第二個月，一個熟悉的問題再次出現在西方輿論場的中心：誰是贏家？

最新一期《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以「中國希望如何贏得這場戰爭」為封面主題，援引多位中國官員、外交官和學者的話指出，北京在這場衝突中奉行一條被歸於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的古老格言——「當你的敵人犯錯時，千萬不要打斷他。」文章稱，這場戰爭是美國的嚴重錯誤，中東衝突將加速美國的衰落，使其無暇顧及東亞，而中國則坐收漁利。

這種敘事並不新鮮。從俄烏戰爭到中美貿易戰，西方輿論場始終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傾向——將每一個國際事件框定在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的座標系中，然後追問「誰贏了」。當問題被如此設問時，答案似乎也順理成章，美國陷入中東泥潭，自然是中國獲利。然而，這種看似合乎邏輯的推斷，恰恰暴露了西方思維與東方戰略邏輯之間最深刻的差異——一種對「贏」本身的不同理解。

「贏家論」的反直覺真相

如果僅從表面看，「中國贏家論」似乎並非沒有道理。

從軍事角度看，美國與以色列的空襲雖然重創了伊朗的大部分彈道導彈、發射器和相關工廠，但伊朗仍保有相當數量的打擊能力，持續通過導彈和無人機進行反擊，其政權也未如預期般崩潰。

從戰略層面看，這場戰爭確實將美國的注意力和軍事資源重新拖回了中東。截至3月底，駐紮在中東的美軍總兵力已超過5萬人，較常態水平增加了約1萬人。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Pete Hegseth）甚至公開表示，美國的「首要任務」是尋求一項協議以結束與伊朗的戰事——這本身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信號。當美國忙於在波斯灣滅火時，它在東亞的戰略資源自然被稀釋。這似乎是「中國贏家論」最有力的論據。

然而，將「分散了美國的注意力」直接等同於「中國贏了」，是一種過於簡化的因果鏈條。 問題的真正核心在於——中國想要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美國？

不是衰落，而是不可預測

這正是《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近期一篇重磅文章試圖糾正的認知偏差。該文指出，華盛頓決策層普遍存在一個基本誤判，即認為中國旨在取代美國成為全球主導超級大國。三名來自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阿聯酋沙迦美利堅大學和喬治敦大學的學者，在研究了數百份中國官方歷年主張並對照中國實際行動後得出結論：「中國並不是一個試圖大幅擴張實力、重塑世界秩序的國家。」

這一判斷看似反直覺，卻有着深刻的歷史和邏輯基礎。中國對美國的真實訴求，遠比西方想象的更為複雜。幾十年來，中國領導人一直希望美國足夠強大，能夠維持全球經濟運轉、防止系統性崩潰，但又不能再以任何方式限制中國的崛起。換言之，北京要的不是一個衰落的美國，而是一個仍然有助於穩定世界、同時又無法遏制中國的美國。

這一訴求的微妙之處在於，它既不是零和博弈中「你輸我贏」的邏輯，也不是單純的權力制衡。北京發展出一套日益複雜的經濟外交手段——利用國內市場準入、稀土供應鏈的主導地位、貸款和投資協議以及出口管制等強制手段——但這些手段都建立在一個關鍵前提之上，國際體系保持穩定、可預測，並由規則而非蠻力主導。

當這個前提被打破時，一切機遇的基礎也隨之動搖。

近期一個被廣泛引用的細節，恰好從側面印證了中國的這一戰略心態。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在2025年11月APEC峰會期間首次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面時，習近平用了十多分鐘專門說明他期望的私人互動模式。據卡尼回憶，習近平告訴他，他希望「不要有任何意外」，如果有什麼對加拿大來說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明確」告訴他。卡尼的理解是，中方不希望加拿大在私下溝通之前就將問題公布於媒體、被公開指責。

這種「不要意外」的訴求，本質上是對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的追求。對於中國來說，任何外部力量的不可預測行為——無論是關稅突襲、軍事冒險還是單邊制裁——都會對以穩定為前提的發展模式構成威脅。

這正是中國在面對美伊戰爭時真正的戰略考量。中國在這場衝突中承受的是可控的壓力，而可能獲得的是更大的戰略迴旋餘地。 但這種迴旋餘地的價值，恰恰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美國不會因為這場戰爭而變得更加不可預測、更加冒險。

西方思維與東方戰略的錯位

《經濟學人》的封面文章，與其說是對中國戰略的準確描述，不如說是西方思維自身投射在中國身上的鏡像。它將中國描述為一個精於計算的「旁觀者」，坐等美國犯錯、從中漁利。這種敘事符合西方對「地緣政治棋手」的想象——冷靜、自私、機會主義。但問題在於，這種想象恰恰源於西方自身的戰略文化。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論中國》一書中曾用圍棋與國際象棋的比喻，深刻揭示了中西方戰略思維的差異。他指出，中國流傳最久的圍棋藴含着戰略包圍的意味，棋盤上每落下一子，雙方的實力對比就略有消長，對於一個外行人來說，並不總能看出哪一方是贏家。而國際象棋的目標是決戰決勝，目的是把對手快速將死。

這一比喻的核心在於：西方戰略思維追求的是明確的結果——贏或輸、勝或負；而中國戰略思維更關注過程與格局——積小勝為大勝、在長期博弈中逐步確立優勢。在這種邏輯下，「贏家」不是一個可以在戰爭中期就輕易判定的概念。正如基辛格所言，中國在陷入衝突時極少會孤注一擲，而是依靠多年形成的戰略思想，強調巧用計謀，耐心累積相對優勢。

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的「中國贏家論」本身就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前提上，它假設中國與美國一樣，時刻在計算「誰佔上風」。但中國的戰略邏輯可能完全不同——它不是基於輸贏的二分法，而是基於穩定與發展的長遠考量。

事實上，中國精英層對這場戰爭的判斷並非毫無保留的樂觀。《經濟學人》自身也承認，中國方面存在一種「隱隱的不安」：如果戰爭持續下去，即使其他國家遭受的損失更大，中國及其出口受到的損害也會不斷加劇。更根本的是，中國思想家不願考慮美國充當「流氓國家」、破壞其自身建立的國際秩序的情景——因為一個不穩定的世界，對中國來說將是不利的。

這恰恰是中國與美國最大的不同——美國可以在動盪中維持霸權，通過軍事幹預和金融霸權轉嫁危機；而中國的增長模式高度依賴全球貿易體系的穩定運行。全球動盪會削弱出口導向型增長——這對一個以繁榮和穩定為合法性基礎的政治體系來說，是無法承受的風險。

西方需要放下零和濾鏡

《經濟學人》的文章試圖回答「中國希望如何贏得這場戰爭」，但它真正揭示的是西方主流媒體仍未擺脱「誰贏誰輸」的零和思維框架。在這個框架裏，每一場地緣政治危機都是一場棋盤上的博弈，而中國總是那個坐在角落、等待對手失誤的冷靜棋手。

但真相可能更加微妙。中國想要的，從來不是一個實力削弱的美國，而是一個仍然有助於穩定世界的美國。一個日漸衰落的美國或許能為中國創造機遇；而一個動盪不安的美國則會摧毀這些機遇得以實現的條件。北京所擔憂的並非華盛頓的權力衰落，而是它會以令世界局勢更加難以駕馭的方式運用其剩餘的權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誰是贏家」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陷阱。它迫使人們用西方的邏輯去解讀東方的戰略，用短期的得失去衡量長期的佈局。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或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當西方還在執着於追問「誰贏了」的時候，中國已經在對「贏」的定義本身進行重構。

對於西方決策者和輿論界而言，這或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警示：如果你總是用零和的眼光、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思維框架，以及所謂美中兩國集團（G2）共治的邏輯來審視世界，你最終看到的世界，也只能是零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