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法國】為了家鄉的丈夫子女：在巴黎「站街」的東北女人
在巴黎的貝爾維爾區，法國第二大唐人街街頭，人群中，你會看到一些華人面孔的女性，有男人會主動走過去詢問，女人伸出手指比劃出一個數字，兩個人或開車或走路直接離開……她們中的一些人，來自中國東北。
90年代末，東北地區出現大規模的下崗潮，失去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女性，沒工作後，她們為生計發愁，跟丈夫鬧矛盾，為孩子的學費擔憂。她們聽說去法國當保姆很賺錢，但到了巴黎後卻發現，現實大相徑庭。在殘酷的現實下，「站街」成了她們的唯一出路。
編輯：東寧、石鳴（一条）
一次偶然的機會，比利時導演奧利維耶，遇見了這群在巴黎街頭的東北站街女。他憑著拍攝紀實影像的直覺經驗，對這一女性群體展開了調查，並找到中國導演王小帥擔任監製，電影《山楂樹之戀》、《分手合約》的編劇阿美擔任中文聯合編劇，拍攝出電影《下海》。
片子在芝加哥、釜山、羅馬電影節展映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巴黎從事性服務行業的中國東北女性群體，再次走入了人們的視野。
巴黎唐人街的站街女
巴黎，貝爾維爾區，法國史上第二大唐人街街頭，站著一群東北女人。
她們看上去並不特別，寬鬆的外套遮住了大部分的身體，黑色漁網襪，妝容的顏色有些怪異，脖頸間塑料質感的長項鏈隨著呼吸起伏，還有一頭染了很久的頭髮，髮根是黑色，發尾是黃色，醜得有點顯眼。
有男人會主動走過去詢問，女人伸出手指比劃出一個數字，兩個人或開車或走路直接離開。
比利時導演奧利維耶梅斯（Oliver Meys）走在巴黎街頭時，被這些女人圍住，幾個回合的攀談，奧利維耶恍然大悟，她們是一群「站街女」。
無數問號在奧利維耶腦海中蹦出——她們是誰，為什麼都是中國人，為什麼在巴黎站街，她們在這裡如何生活……
奧利維耶是個紀錄片導演，2000年從比利時藝術傳播學院畢業後就去了中國，感受了中國的經濟騰飛和社會變化，拍攝了一系列反映中國社會現實的紀錄片：審視河南愛滋病患者狀況的《發高燒》（2001）；有關農民工題材的《地下四季》（2006）；以及記錄北京前門地區拆遷改造工程的《前門前》（2009）。他熟悉中國文化，看到過無數中國人群，卻第一次和巴黎街頭的中國人產生交集。
他憑著拍攝紀實影像的直覺經驗，對這群性工作者展開了調查。
這些「姑娘」的故事要從90年代末說起。那個時候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東北地區成了工業轉型的前沿。國有企業的改制引起了一場規模浩大的下崗潮，失業率一度高達30%，其中大部分下崗職工是女性。
因為失去工作，經濟困難，她們與丈夫的矛盾不斷升級，又擔心無法支付孩子的教育費用，於是選擇鋌而走險，到巴黎尋找工作機會。
都說國外的錢好賺，法國作為21世紀初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成了東北下崗女工腦海中的撈金目的地。
為了出國，她們花光了積蓄，甚至借遍了親戚。可是到了法國才發現，別人口中描繪的機遇只是假象，曾經幻想的天堂原來是人間煉獄。
「文化和人是我和中國關係的基礎，我跟中國打了18年的交道，單純地拍過很多中國人。這次我想把中國和歐洲結合在一起，拍攝我的第一部電影故事，一部關於女性尊嚴的電影。」
奧利維耶找來了中國編劇阿美一邊寫劇本一邊繼續自己的田野調查，塑造了理想中有血有肉的女主角麗娜——一個為了實現自認為美好的未來，在巴黎「下海」的女人。
電影《下海》（Bitter Flowers）
「下海」是行業的黑話，說的是女子從事娼妓行當的第一次。
《下海》也是奧利維耶第一部長片電影，只是沒想到這部處女作在釜山、芝加哥、羅馬等地的電影節展映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巴黎從事性服務行業的中國東北女性群體再次走入了人們的視野。
電影中的大部分情節是根據奧利維耶和阿美的真實體驗改編的，奧利維耶特地使用了紀實的拍攝手法。「我希望這部片子強調的是真實，希望大家更認真的關注角色的故事和情緒，所以用了相對自由的拍攝手法，手持拍攝，鏡頭會有些抖，希望可以將虛構植入現實，讓現實更有力度。」
片子的女主角麗娜和大部分的站街女有著相似的境遇，三十多歲，在國內有一個孩子。
她們都聽過類似的謊言：「法國有的是賺錢的機會，到了巴黎，找個華人家庭當保姆，一個月就有一千歐元。」法國的最低工資確實是每個月1457歐元，只是這個標準是針對法國公民制定的。
沒有身份的麗娜第一份工只有500歐元，支撐日常生活開銷已經很是勉強，更別提寄錢回家。好不容易做滿一個月，僱主還因為一個打碎的花瓶剋扣了整整100歐元。
她沒資格討價還價，沒有法國身份，僱主一個電話就可以讓她被警察帶走，無奈還是辭掉了保姆這份工作，另尋出路。
有人說現實情況如此，回國不好嗎？只可惜真的回不去，不要說回國找不到賺錢養家的工作，當初為了到法國，麗娜和大部分人一樣是借了高利貸參加高價旅行團來的，回了國這些錢誰來還。
一邊是找不到「賺錢」工作的現實困境，一邊是遠洋電話那頭丈夫焦急的催促。麗娜看著街頭攬客的「站街女」，咬了咬牙，下海了。
和很多站街女一樣，麗娜第一次「下海」什麼都不懂，她不敢告訴任何人，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的自尊心。直到因為沒有經驗，被「客人」錄視頻，因為反抗被打到遍體鱗傷，她才放下包袱，在其他姐妹的懷抱中痛哭。
這種現象在站街女中屢見不鮮。
2014年，法國媒體曾輕描淡寫地報道過一次慘案。4月份，在巴黎十區，一位55歲的中國性工作者被嫖客捅了十多刀後死亡。警察破門而入時，死者赤身裸體，滿身鮮血。
因為沒有有身份而不敢報警，越來越成為被人利用的缺陷。佔了便宜不給錢的大有人在，使用暴力的也不少，就連鄰居也會赤裸裸地威脅搶劫，不給錢就報警，她們別無選擇。
2016年4月6日法國議會正式通過有爭議的打擊嫖娼賣淫法案。該法案內容包括對嫖客處以1500歐元的罰款。法國兩萬名性工作者上街遊行，捍衛自己的權益。Sex work is work！性工作也是工作！
遊行當天來自東北的性從業者帶著面具，舉著「鏗鏘玫瑰婦聯協會」八個大字在街頭吶喊助威。為自己爭取最後的生存權利。
最要命的是，因為知識的匱乏，這些性從業者完全不懂得保護自己。麗娜受傷後不敢報警，也不敢去醫院，是已經熟悉巴黎性工作行規的東北女人帶著她找到了公益組織「荷花車」。
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開始為巴黎市區日益增多的性工作者提供免費的健康諮詢和治療，「荷花車」這一針對中國性工作者的公益組織應運而生。
2014年「荷花車」抽樣調查了1300多位中國站街女。其中80%的人獨自生活，也就是說她們並非受到非法組織的控制。她們的平均年齡42歲，90%的人在中國至少有一個孩子。
超過三分之一的被調查者承認，她們曾經有過傳染性性病。46%的婦女沒有定期做婦科檢查。70%已經遇到接待客人時沒有安全套的情況。
更不要說接近一半的人從未做過愛滋病病毒測試。她們中的大部分人認為，只要做陰道沖洗就可以避免愛滋病的感染。
像大多數從業者一樣，她們不願意面對自己的工作，「下班後」一群人躲藏在不到20平的地下室，沒人願意了解她們的生活，她們也不喜歡被打擾。
她們有著共同的目標——攢錢！回家！單親媽媽，攢的是女兒上大學的學費；年過半百的老母親，存的是幫兒子買房娶媳婦的錢。
所謂「逼良為娼」，她們本質善良，面對生活中的苦難，被逼進了最陰暗的角落。
「我希望大家可以抱著尊重的態度，冷靜的態度看待她們，不管怎樣我們都不應該把她們放在陰影之中，藏得越深問題越是沒有辦法解決。」
或許就像奧利維耶說的，她們不需要同情憐憫的異樣眼光，她們需要的是真正的理解和尊重。
回不去的家
其實麗娜與很多站街女不同，她去法國前擁有一個很幸福的家庭，丈夫體貼溫柔完全不希望妻子離開，兒子聰明乖巧也很捨不得媽媽。
可是麗娜還是有些不甘心，一家三口擠在50平的小房子裡，過著看不見未來的日子。丈夫可以安於現狀，但她不想，也不能，面對生存的壓力，女人渴望改變的勇氣比男人大多了。
為了這個家她還是毅然決然地走了，為了這個家她站在了法國的街頭為了一次40歐元的報酬，忍受著各種各樣的「客人」。她沒得選，異國他鄉，沒有護照，不會法語，沒有專業技能，想正常打工卻被無情排斥，站街是巴黎留給她的唯一出路。
為了讓家人安心，麗娜把苦硬生生吞進了肚子。她每次都體體面面地準時出現在電腦前面，騙家人她在巴黎找到了一個善良的華人家庭，拿著很高的工資，逢年過節還能收到100歐元的紅包，開心地向丈夫講述自己在巴黎的「美好生活」，只報喜不報憂。
唯一一次巴黎觀光和埃菲爾鐵塔合影也是為了讓家人相信她在法國過得很好。錢一次一次地寄回國，視頻那頭的丈夫喜笑顏開，欠下的債都還清了，還換了大房子，丈夫打算用剩下的錢買個店鋪，做點小生意。麗娜終於可以回家了。
《下海》的英文名字叫做Bitter Flowers，取自於「梅花香自苦寒來」這句中國古詩。麗娜從巴黎回國與丈夫和孩子團聚，兩個人見面時默默無語，丈夫眼中滿是心疼和憐愛，「我的老婆太不容易了。」都說女人是朵美麗的花，卻很少有人看得到盛放背後經歷的嚴寒與苦難。
更沒有幾個人真的能理解這份苦。得知麗娜買房開店鋪的錢是靠站街賺取的，丈夫勃然大怒，轉身離去。
「我在中國時發現每個中國人都在渴望一個美好的未來，為了實現夢想願意作出讓步和犧牲。社會會給人的生存帶來壓力，但是選擇權在自己的手中，很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對自己而言什麼才是最重要的，是家，是夢想，還是別的更無關緊要的事情。」
不管你在社會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是每個人都必須思考的問題。
【本文獲「一条」授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