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反思百年社運 鄭家朗:思想感召效果更勝武力

撰文:莊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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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這場影響中國一個世紀發展的學生愛國運動,對今日政局紛擾的香港有何意義?《香港01》訪問了兩位政治光譜南轅北轍的年輕從政者--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和香港眾志常委鄭家朗,一起尋思這個問題。
年僅20歲的鄭家朗一直關注中學歷史教育,教科書中對五四運動的解釋,亦經常是他掛在嘴邊的話題。他說,其實五四運動與5年前的香港的雨傘運動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是由青年人發起,也都擁抱民主自由的價值」。
不過,100年前的學生,在抗爭過程中,亦不乏「勇武之舉」,如火燒曹汝霖公館、拳打駐日公使章宗祥。鄭家朗說,尊重那些用武力抗爭表達情緒的人,因他們的情緒,同樣出於對自己家園的愛;但他同時認為,在五四運動中,胡適、陳獨秀等人筆戰中的思想,以及北大校長蔡元培保護學生的道德感召,這一切帶來的效果,遠比武力更具威力,「(雨傘運動)很多人facebook轉載了黃絲帶,很多人被情緒動員,但沒有論述支援」。他認為,這是香港的民主運動所必須反思的。

鄭家朗認為,在五四運動中,胡適、陳獨秀等人筆戰中的思想,北大校長蔡元培保護學生的道德感召,這一切帶來的效果,遠比武力強。(梁鵬威攝)

5年前的雨傘運動爆發時,鄭家朗才14歲。中學時他,選修了近年越來越不受學生歡迎的中國歷史科,但他對五四運動的了解,卻不全然從教科書上得來。

課本難了解真相 網上花功夫自學

「(年輕人)六四都未必記在心上,一件相隔100年的事,他們更加會覺得陌生,只當學習的其中一個課題,未到覺得需要銘記的地步」,鄭家朗說。數年前有中學生接受訪問時,將五四精神答成是「尊重和包容」,引起社會熱議,鄭與當年那位「答錯」的學生年齡相若,他認為現時的教育,無法讓學生很理解五四運動的精神:「我個人的了解,也不是來自讀過的中史或通識科……你要花好大力氣,在網上氾濫的官方說法中去找事實,包括五四運動的思想如何與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扣連」。

鄭家朗表示,自己對五四運動的了解,並非從課本上得來。(資料圖片)

至於學校的老師,也不會太多提及運動背後提倡的「德先生、賽先生」以及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如何擁抱西方那個自由、民主、開放的價值觀,去打破封建和專制。「我對於五四,第一個印象就是來自課堂,是愛國的、民族主義的、外爭國權,最後燒毀趙家樓,成功迫使政府不在巴黎合約上簽字。」這是鄭家朗的回憶。

而鄭家朗這代青年,經歷了或許是香港民主運動史上最標誌性的事件,雨傘運動。

古今社運異曲同工 思想力量更勝武力

五四運動、1976年的天安門四五運動、八九民運和香港的近年的政治運動都有相似之,鄭家朗表示,雨傘運動和五四運動一樣,擁抱民主自由,也都是以較少思想束縛的學生作先鋒;八九民運反官倒,而雨傘運動同樣表達了對各種官商勾結和政府施政的不满。

五四運動中,學生群情激憤,也有不少激烈舉動。(資料圖片)

某程度上,2014年由學生衝入公民廣場所出發點的佔領運動,醞釀於更早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和平抗爭沒有贏得「真普選」,有不少新生代,轉向想像勇武抗爭的可能性。五四運動中,學生同樣有激烈舉動,火燒趙家樓、毆打官員,連官員的姨太太也被掌摑。鄭家朗坦言,自己支持「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但一場公民運動,沒有一個威權領導,你無法控制群眾的走向,這就是公民社會的最大價值,它是多元的,有人會選擇以武制暴的抗爭方式,也只能尊重個體的選擇,但我們可考慮這種方式是否適合,是否不應該和暴政走同一條道路,是否應該用信念和和價值觀去抵抗暴政?」

鄭家朗說,自己本身亦是受非暴力抗爭感召,才走上抗爭之路。(梁鵬威攝)

鄭家朗說,自己本身亦是受非暴力抗爭感召,才走上抗爭之路。他解釋,五四運動中,道德感召和思想的影響力所帶來的效果,也比武力行動更強,「胡適和陳獨秀的筆戰,我們到現在還會閱讀……運動除了面對政權,也是面對人民,用價值觀和理念影響其他人加入,從這個角度看,非暴力抗爭遠遠沒有走到盡頭。」他認為,今時今日的民主運動,組織者除了抗爭手法,也應更多思考如何深化論述,做好價值的傳承,「當年很多人被情緒動員,但最後沒有論述的支撐,這一點必須思考。」

「五四精神被抽空 需重新理解愛國」

有人指五四運動的核心定性為「愛國主義」,鄭家朗如何看愛國?他不諱言道,自己的身份認同,除了是香港人,同時也是中國人,「愛國與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沒有必然矛盾……愛國是對一個地方的歸屬感,感受到人民的苦難,想要為人民爭取更多權益,去改變制度,解放人的自由。」他反問,「五四運動的時候,政權也未必會認同當時的學生是愛國的吧?」恰恰相反,正正是因為新的文化,新的價值觀帶來衝擊,讓知識分子覺醒,才達致社會和文化顛覆,「並不是死守原本的東西,才是愛國。」

對於中國人的身分認同,鄭家朗自言在朋輩中或是異類,但他認為,就算國族身分不同,民主運動參與者,都不應落入被操控和挑撥的「國族身分矛盾中」,「在語言上,威權會將國族身分定義成必須認同它的體制,但我們必須懂得區分。」

鄭家朗認為,愛國應是對一個地方人民的關懷,而非向威權的盲從。(圖為八九民運期間,上海市民上街示威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資料圖片)

除了對五四精神被扭曲的痛心,鄭家朗亦為今日的為人師表搖頭慨嘆。正就讀樹仁大學,擔任學生會評議會主席的他,曾在樹仁大學民主牆風波中,與校方較勁,他說,「當年學生被捕,(北大校長)蔡元培攬學生,但現在香港的大學校長,似乎只對學生不斷壓制。」他認為,現時有的大學校長,只關心爭奪研究經費,而非利用高等學府的影響力,支持學生推動社會進步,與一百年前的蔡元培等不可相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