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修訂逃犯條例而牽起的連串風波，自去年6月9日起爆發，為香港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動盪和衝擊。修例風波迎來一周年，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接受《香港01》專訪，回顧了過去一年的種種社會事件。葉劉形容，修例風波是一場歷史性、劃時代事件，「很多人都說經歷這件事後，香港已回不去6月9號前的日子，香港已失去了最純真的年代」。身為行會成員，葉劉說自問在為政府解說條例上，做得較主責官員還要多，「我做幾多外媒、內媒、本地傳媒嘅訪問，去到美國幫你解畫喎，自費喎，對得你住啦」。她又透露，作為特首林鄭月娥的智囊，16位行會非官守議員曾私下討論應否總辭，認為若對事情有幫助，他們並不介意辭職，但最終卻不被林鄭批准。

去年一場修例風波，令香港社會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時間回到6月9日前的香港，葉劉坦言，最感失望的是，政府無辦法及時回應市民的恐懼，「既然開頭咁有決心做，但最後卻沒有堅持，依家陳同佳案又解決唔到，又得罪晒市民，條例最後又立唔到，造成三輸局面」。她認為，市民對條例所產生的恐慌主要基於誤會，若政府堅持立法，配合解說工作，市民就會明白對他們並無實質影響。

泛民主派在修例風波中，「線上線下」進行鋪天蓋地式的的文宣工作，葉劉同意政府的解釋工作相形見拙，認為政府低估了對手實力，加上過往少用新媒體，在澄清及反駁工作上處於下風，未有及時釋除市民疑慮，導致最後兵敗如山倒。

「如果你有膽做，你就係唔夠堅持、唔夠能力去推銷，如果你係早知自己做唔掂嘅，就應該早啲撤回，唔好等到兵臨城下先至撤回，見到多人吹雞就縮沙，咁樣對政府管治好有影響」，葉劉如是說。

行會曾私下商討應否總辭　林鄭拒答應​

至於為何政府不早早撤回修例，葉劉認為政府或有其歷史原因考慮。作為2003年為政府力推《基本法》23條立法的主將，葉劉憶述當年也沒有正式「撤回」，只是由時任特首董建華宣布「暫緩」，即使如此，及後已沒有人上街，七一遊行也是和平地舉行。她慨嘆，事態發展至今已不是因在9月才撤回修例，反而在撤回時，社會繼續高呼五大訴求，就代表撤回都無用。「五大訴求根本無辦法達至，邊個政府可以容許特赦，你問下特朗普可唔可以？」葉劉形容，整場運動及後已經變質，有人想爭取獨立、分裂、推翻現有政府，已帶有革命色彩，目的不再是撤回修例般簡單。

作為特首的智囊團，一眾行會成員在修例風波中扮演着甚麼角色？葉劉說，行會各成員都曾就條文內容給予意見，「比較熟悉呢類條文嘅議員，即係我同湯家驊，幫政府解畫方面都做了很多，仲多過啲官員。你知唔知我做了幾多外媒、內媒、本地傳媒嘅訪問，去到美國幫你解畫喎，全部自費，對得你住啦」。

她又透露，行會16名非官守議員曾私下商討應否總辭，「如果我哋辭職對整件事有幫助，我哋都冇所謂，但行政長官話唔關我哋事，因為條例是官員主導，只不過徵求我們意見，我們對此表達支持」。

認同鄭若驊捍衛條例少　但執行官員罪不至死

修例風波影響蔓延至今，社會要求官員問責下台的聲音從無休止，特別是主責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葉劉坦言，「（問責）或許係時辰未到啦，又或者政府要搵人替補都好困難，事實上這兩個位置要搵人也不容易」。但她其後以自己在2003年的經驗為兩人辯護，「其實話佢做錯也不太公平，因為是行政長官指使他們做，正如當年我推國安條例時，也有人跟我說，這條並非『葉劉淑儀條例』，而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我代表政府去推動，」認為兩人只是負責執行的官員，罪不至死。

但葉劉同意，作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較2003年的梁愛詩「捍衛條例上做得較少」。她憶述，當年與梁愛詩「拍住上」，直至整條條例審議完畢為止，至少開了100小時會議，「各界別叫我去解說我都有去，七間大學去了五間，中文大學更送了一條『精忠報國』錦旗給我，傳媒組織、金融界等，我全部做足工夫，自問也盡忠職守」，憶起當年，葉劉也恍如昨天般道來，可見23條一役對她影響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