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精虎猛|讓人人保持身心健康的「靈丹妙藥」

撰文:戴小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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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之下,踏入壬寅虎年,「身體健康」、「龍精虎猛」、「虎虎生威」等和「健康」相關的吉祥祝福話語別有一番意義。一般人以為,「健康」是自己的事,只要個人擁有較高的健康意識,也就較願意注重飲食和鍛鍊,並且投放更多提升健康品質的醫療資源。不過,從事「健康不平等」研究逾四十年的倫敦大學學院流行病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健康公平研究所聯席所長馬穆(Michael Marmot)指出,「個人健康」與「社會地位」息息相關,因為後者嚴重影響社會資源分配——除非你是處於金字塔頂端,否則普羅大眾都難免因為飲食習慣、生活環境、工作狀況等等層面的資源差異造成生理和心理傷害,是謂「健康不平等」。

「個人健康」與「社會地位」息息相關,即社會地位愈低的人,所享有的資源愈少,健康狀況也愈差。(資料圖片)

社會地位影響個人健康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定義,「健康是生理、心理與社會層面的安適,不僅只是免於疾病或衰弱的狀態」;而不同人口群組受不同因素影響所造成的健康狀況差距,就被稱為「健康不平等」。馬穆在去年底出版的中文版《致命的不平等:社會不公如何威脅我們的健康》一書中強調,除非你屬於最頂層1%的那群人,否則健康不平等的問題都與你有關。

馬穆在1967年的第一次「白廳研究」(Whitehall Study)中,追蹤一萬多名二十歲到六十四歲的英國公務員,對他們的職級進行排序,研究發現基層員工的死亡率是高層官員四倍,而且不同職位職員之間存在明顯的健康差異,較低職位職員的死亡率總是高於更高級別職員。

他由此提出「社會梯度」的理論框架,認為「社會地位」與「個人健康」呈現正比關係,即社會地位愈低的人,所享有的資源愈少,健康狀況也愈差。也就是說,社會因素才是影響健康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若要改善健康不平等,就要改善資源分配的不公義。

馬穆指出,從社會頂層往社會底層走,地位愈低的人,健康愈差。(中文大學網站)

香港深陷健康不平等

作為資本主義橋頭堡的香港,貧富懸殊極為嚴峻,資源分配差天差地,自然深陷健康不平等。

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2021年11月16日發表的全港首份《健康公平報告》顯示,「地區家庭收入」與「平均預期壽命」形成正比。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黎子俊接受《香港01》訪問時解釋:「(在香港)地區家庭入息中位數愈低,該地區的平均預期壽命愈短,入息中位數最低的深水埗和觀塘區,跟最高的中西區及灣仔區,預期壽命的差距可達兩至三年。」

當人們討論到健康問題時,通常將它歸結為個人選擇的結果,例如很多人認為社經地位較低人士較易忽視身體健康,但公共衞生專家、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副所長鍾一諾並不認同:「表面上看是出於個人的決定,但實際上卻是社會綜合因素的產物。」

鍾一諾指出,個人健康是社會綜合因素的產物。(資料圖片)

窮人難以為個人健康負責

飲食習慣、生活環境、工作狀況等等層面的資源差異,都會對人們的身體造成生理和心理傷害。

在香港,食物佔窮人開支高達50%,為節省開支,基層更多只能吃罐頭、加工食物、高熱量但營養價值低等較便宜的食品,也就較易患上高血壓、高血糖或高膽固醇等慢性疾病。在住屋環境方面,中大一項實證研究顯示,住屋負擔能力愈差的人,其生理及心理健康愈差,而且住屋壓力大的人面對生活必需品匱乏情況更多。至於工作狀況,基層員工在職場中本就備受各種壓榨,付出最多的勞力卻無法獲得合理的報酬,往往需要額外借貸才能應付生活所需,例如樂施會調查指香港在職貧窮率高達13.6%,而基於生活成本過高,他們大多數入不敷支,難以單靠就業脫貧,惟政府援助亦不足夠。

健康不平等也體現於患病率的高低。以新冠病毒為例,上述中大報告指出,疫情對少數族裔、基層勞工等弱勢群體影響更大,因為他們多從事服務行業,難以在家工作,如侍應、司機等還要與大量顧客接觸,感染風險明顯較高。再者,新冠病毒對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有更高致命風險,而基層勞工本就較易患上這些慢性疾病,上述《健康公平報告》調查發現,患上新冠肺炎後,基層群體的病情亦較富裕群體患者更加嚴重。

黎子俊指出,兒童學習質素更差,就會影響升學,到最後會直接影響生活。(鄭子峰攝)

跨代貧窮延續健康不公

更加值得社會警惕的是,若放任社會資源一味向上層階級傾斜,恐會禍及下一代,無限延續健康不公。

在先天因素方面,兒童早期的社會和認知發展,直接影響到成年後的健康,而基層家庭的兒童在胚胎發育時就可能因為母親居住環境糟糕,營養供給不足等原因導致先天的健康水平低下以及抵禦健康風險的能力差。至於後天影響,馬穆在其著作《致命的不平等:社會不公如何威脅我們的健康》中提到,父母的就業條件、家庭收入、居住環境和社區以及生活方式等都對兒童的健康和發展產生影響。

本港有逾八成貧窮兒童每星期平均要消耗10個小時照顧家庭,這些兒童因過度參與家務更頻繁出現休息、精神不足問題,更沒時間做功課,「學習質素更差,就會影響升學,升學有問題就會影響工作,後面影響收入,收入影響生活。」黎子俊提到,當這些基層兒童進入學校時,其個人、社會和情緒發展,以及溝通、語言及讀寫技巧,較來自富裕家庭的孩童表現通常更差。

另外,兒童的社會交往相對單一,主要來自家庭和朋友。而家庭經濟地位越高的家庭,父母與孩子的監管和互動就會越頻繁,這些家庭的小孩子更可以通過較高層次的活動、興趣班等方式結交好朋友。馬穆也曾指出,基層兒童可能因結識存有不良習慣的朋友而受到類似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