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發展創科、發揮基礎研究優勢等官方口號早已呼喊了多年，但至今似乎仍然未能找到一條適合的道路，導致過去多次錯失先機，例如在1998年提出、耗資100億元的「矽港計劃」，就胎死腹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十四五」規劃）表明，將會加快佈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神經晶片及DNA儲存等前沿科技（尖端科技），有意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香港，是否具備成為「國家科技先鋒」的條件，又能否借勢打造「世界新矽谷」？
香港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及多位專家接受《香港01》專訪，指出香港必須糾正缺乏研究院、去科技化及頂層設計不足這三大弊端，方能為創科發展闖出一條血路，在尖端科技領域為國家盡一分力。

缺研究院之痛 ：
容不下科學家 談何十年磨一劍？

香港城市大學電子信息工程碩士譚柱光（阿光）介紹了自己從攻讀博士學位到退學的經歷。阿光碩士畢業後接到教授電話，問他是否想攻讀RISC-V（開源晶片架構）方向的博士。「當時博士生競爭十分激烈，教授在一大疊CV底下找到我，因為我沒有出過paper（論文），是靠GPA（績點）高入去，而且教授想收個local（本地）學生。」

阿光指出，中學數學教育與大學斷層，而年輕人入讀工程科大多因為「夠分」，並非真正感興趣，這令不少人在學士階段已被「打殘」，「我認識不少本科生都不知自己學了什麼！連基本的『快速傅立葉運算』都不熟，談何科研？」相較之下，入實驗室攻讀研究生的非本地生對工程學的掌握水平高於本地學生，「工程在內地本身就是『神科』……有同學讀控制技術出身，我讀電子出身，我們一起讀電子碩士，他們和我『有得揮』，甚至打贏我。」

阿光認為，內地做科研的應用場景比香港廣闊得多，學生科研水平自然高，「內地本科生的科研成果可以做到我們碩士的級數。我當時往哈爾濱工業大學交流，學生的成品會拿去酒泉（衛星中心）做發射，真是不得了！」

很可惜的是，在入讀博士兩個月後，阿光選擇了退學，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經濟壓力」。阿光解釋，學校現時會為博士學位設立獎學金，但必須要以GPA作標準，否則須自付學費。「做科研、出paper，有時很難保證GPA可以去到那個水平，但如果少了這筆收入，那家庭的經濟狀況就會很差。」阿光無奈感嘆，能讀到博士的人已有一定歲數，家庭內難免「有聲音」，「真是會令好似我這種公屋出身的人有所『卻步』。」

回報需時機會少 誰來「坐冷板凳」？

阿光所言不假，香港真的沒有太多大學畢業生願意繼續深造，導致科研人才不足。據《2020年世界創新指數》，香港每百萬人口的研究員數目為4026.5位左右，在發達經濟體組別中表現弱勢，與韓國相比更是相差近一倍（見表一）。另據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牽頭智庫「團結香港基金會」的研究報告《釋放香港科創潛能 構建國際研發之都》（下稱《研發之都》），香港2018年的教育界別研究人員數目不及倫敦的三分之一，其中雖然教授數量相仿，但研究生和研究員的數量之差相距甚遠（見表二）。

「亞洲電動汽車之父」陳清泉的觀察則是，香港學生十分聰慧，但大多認為攻讀博士難有出路，所以學士畢業後不再深造。作為香港回歸後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可謂見證了香港科研界大大小小的發展，亦親歷了國家科學的騰飛，即使年過八旬仍活躍於科技前沿，例如日前便參與成立「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集合在港院士為特區政府發展科創建言獻策。

「科研人員申報項目等花費時間太長，靜下心『十年磨一劍』的太少了。」陳清泉說，「應該摒棄急功近利的思維模式……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他曾撰寫《給科研人員創新提供從0到1的原創性氛圍》，提到回報需時：「基礎類研究成果由於其研究的自由探索性，其理論價值的顯現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評價時可適當延長評價周期，擴大國內外同行評議的範圍，重點考察其理論價值和學術價值，尤其是對應用研究的支撐和引領作用。」

可惜，在急於求成的香港，無論教授還是研究生，似乎都不太願意「坐冷板凳」。據教資會數據，2019/20學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課程，亦即坊間所稱的「學術型研究生」，非本地生人數為6,864人，佔總學生人數82%，按此推算，本地學術研究生只有不足1,400人。

但話說回來，「急功近利」是人性使然，在資本主義社會更大行其道，問題是特區政府曾否針對有關問題為研究人才提供足夠誘因、大興產業提供足夠職位？答案無疑令人失望。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創校校長倪明選早前接受《香港01》訪問時，也難掩對科研人才不足的遺憾之情：「我培養過很多優秀的畢業生，留在香港的並不多。」他指出，土地限制、基建落後、房價高企等外部因素都阻礙香港高校培育和挽留人才，例如學生若想留校任教，就因教席不足而流向外國；若想創新創業，則只能北上突圍。

那麼，內部癥結何在？首先，是香港政府對高校研發投入、教育投入過低。以尖端科技必備的晶片為例，「三十年前，科大是中國唯一一個可以做晶片的地方。」倪明選說，這三十年來，政府沒有資助高校更新相關設備，設備亦已經落伍，「香港已經錯失機會了。」另據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香港「人力資本投資倍增計劃」的建議》一文指出，香港的公共教育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GDP）比重只有3.3%，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平均5.1%的水平；產業部門、政府和大學的研發支出總和只佔GDP的0.8%，OECD成員國平均值達2.4%，「是香港的3倍」，「相比之下，韓國和以色列的研發支出在GDP的佔比均超過4.5%，瑞典、日本也有3%。」

其次，在資源已然短缺的情況下，大學為了獲得更多資源而追逐排名，導致同質競爭嚴重、缺乏合作。香港科學院院長、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早前接受《香港01》訪問時曾形容高校追逐排名為「必要之惡」。例如各校有學科差異，但教資會卻無視差異套用同一考核框架，「用文章數字等方法去評價大學的研究水平，而且評出來（的結果）是整間大學都通用，名次排得高就可以分配多些學生、撥款。」在這種行政主導的管理機制下，追逐資源、排名的壓力層層下放，大學教授以發表論文為目標，難以靜下心來做棘手的前沿科技研究。

不過，資源確實有限，但潛力卻是無限。今年3月全國「兩會」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十四五」規劃），當中明確專攻「前沿科技」（尖端科技），包括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腦科學與類腦研究、基因與生物技術、臨床醫學與健康、深空深地深海和極地探測——擁有五所世界排名前百名高校、基礎研究優勢明顯、具備國際化制度和環境、聚集了大批世界知名學者的香港，似乎是全國當中最具能力從事這七大尖端科技研究的城市。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指出，香港在「十四五」規劃所列的六大科技領域上是「大有可為」。他將國家規劃所列的科技分為兩類：一類是「卡脖子」技術，即外國做得好但中國較為落後的科技領域，如集成電路（即晶片、傳感器等）；另一類是「未知」的技術，即各國都在摸索的科技領域，如量子計算。香港可以集聚現有優勢，配合國家的需要集中攻關「卡脖子」問題，積極參與「未知」的科學研究。

黃錦輝以現時最熱門的「卡脖子」技術——晶片為例：晶片技術分為設計和生產兩方面，香港的「晶片設計」水平是世界一流，電子電氣工程專業在世界上更是「數一數二」。

根據2021年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香港科技大學的電子電氣工程學系位列全球第20位，而全港有五間高校的電子系入圍世界前一百（見表三）。可以說，香港在電子系的學術積累優勢，放在亞洲都是無出其右，甚至與以晶片產業為主的韓國不相伯仲，且遠勝於台灣（見表四）。

需集聚資源　建研究院方能解困

「香港科創界想要對『卡脖子』技術作貢獻，第一件事就是要給科研人員寬鬆的環境。」陳清泉一針見血地說，科學家不應該受評價體系所限制，現時的評價體系「強調論文數量」，不利於「從0到1」的原創性研究，而歸根究柢，應該從建立「研究院」開始突圍。

目前，香港高校研發資金主要來自於政府資助，大學同質競爭、研究人才流失可謂是公帑運用效率低下的表現。若要打破這種僵局，必須要從制度上有所改變，要將尖端科技研究最依賴的資源充分調動起來，包括資金、知識、人才——而「研究院」就是最佳所在。

「搞高科技產業有四大要素。第一是名牌大學，產生科學的地方；第二是研究院，產生技術；第三是企業和市場；第四是金融。」陳清泉指出了香港創科目前的痛點：「香港有名牌大學，沒有研究院，所以大學產生了科學、理論，但產生不了技術。」他提議香港成立專門的「研究院」，例如「矽谷裏也有國家實驗室」，以建立完整的科研生態。

黃錦輝亦認為，香港須建造「灣區超級科研機構」：「建立大型科研機構已經成為了全球趨勢，為長期和大規模的前沿科研合作提供一個穩定的平台，以及充足的資金支持，這不僅有利於吸引國際頂尖的科技人才，還可以為博士後研究員提供職業發展路徑。」

「學生讀了博士想任教，大學教授名額是有限的。接着去讀博士後、做研究助理，都是拿項目的錢，是『soft money』，不是職業啊！項目沒有了，錢也沒有了。」陳清泉又指，香港學生喜歡做醫生、律師、金融，相較之下，「理工科那麼辛苦，賺不到快錢、娶不到老婆、買不到房子……這都是因為香港缺乏研究員這種明確的職業道路。」陳清泉希望，中國科學院能在香港分設機構，令有志從事科研的青年有處可去。

此類以「科研」為業的研究院、研究所，更能夠打破大學同質競爭的現狀，建立學科間、學校間的合作平台，而這對推動尖端科技研究至關重要。陳清泉表示，「現在只有從事跨學科的研究，才有希望在學科中打造領導地位」，皆因普通的科技已被發明出來了，所以就要去跨學科領域中探索，「要敢於進入無人區。」

陳清泉舉例，國際前沿的科技工程教育已經率先採用了「跨學科」的機制，例如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而科大（廣州）亦採用了這種模式。只是，跨學科的教育制度要求學校打破傳統的學院學系，這對本港那些歷史悠久的大學而言，未免太過「傷筋動骨」，但若然有新建的「研究院」，便可以打破壁壘，勇於嘗試。黃錦輝就建議，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可率先合作在河套區建立大型科研機構，匯聚人才、集合資源，「為攻克技術難關、掌握核心前沿技術積聚力量。」

香港也有研究機構，自2006年起就建立了不少研發中心，包括汽車科技研發中心、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以及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然而，香港現有的研發中心規模較小，合共聘用研究員的數目不超過400人（見表五），而且各研發中心背後依託大學的實驗室，要主攻領域和主題，難以進行跨院校、跨學科研究。政府應該考慮整合資源，從制度上設計出合作攻關尖端科技的平台。

例如上述《研發之都》報告指出，近年在科學領域領先的英美等經濟體已經開始建立跨機構的大型研究機構。在美國，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設立旨在促進深度的跨學科、跨組織及跨地域合作研究，以解決當今複雜的生物醫學難題。而大型研究機構的長遠及持續發展，離不開政府大筆和經常性的投入，以博德研究所為例，美國聯邦政府每年會資助約1.5億美元來支持其研究工作。

去科技化之痛 ：
「矽港」胎死腹中 陷入惡性循環

香港要打造高科技產業的另一障礙是高科技企業不足。「香港有三個中心，航運、貿易和金融中心，但只有這三個中心是不健全的。」陳清泉說道，「要把高科技企業也放進來，比如傳感器、醫療科技之類高附加值又不佔土地的企業。」

香港曾經集聚大批國際高科技企業乃至工廠，例如飛利浦（Philips）、摩托羅拉（Motorola）等過去電子行業的龍頭，都在香港設立過亞太區研發中心和工廠。交疊着「解殖」和「回歸」，香港的經濟板塊歷經了大規模的「去工業化」，大量工廠遷離，科技企業的研發、測試部門亦隨廠北移。

留不住先進科技生產線

回頭看，香港失去的遠不止「工業」，相伴而來的「去科技化」影響深遠。科技企業、工廠曾培養出大量富有經驗的工程師，他們失業、轉行、離港；高校內培育的創科種子因缺乏工業而選擇北上落地，本地難造「獨角獸」；中層藍領崗位大減，不止阻礙了向上流動、加劇了貧富差距；年輕人進入科技行業的意願亦大減，理工科人才出路渺茫⋯⋯

「我以前日日對住幾十萬張8051晶片，你夠我熟？」恆光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劉振韜說。他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入讀香港大學電子電氣工程系，後任職摩托羅拉在香港分設的工廠。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近年重新創業，研製晶片控制的六相直流無刷電機技術。劉振韜在訪問中親切地稱呼摩托羅拉作「Mo記」，又時常回憶起香港在晶片行業的「威水史」，最後只得感嘆香港如今「大勢已去」。

小小一塊晶片，為何能夠引起國際「科技戰」？劉振韜道出其中原因，晶片別名又叫「集成電路」，就是將繁複的電子線路集成在面積小、成本低的晶片之上，「你可以用很多大件的零件去實現，亦可以用一粒很慳位、便宜的晶片去做。」選擇後者是科技發展自然之舉。劉振韜指出，晶片的材料成本並不昂貴，「原料是沙而已」，但研發成本比較高，且工序中涉及的設備、人才要求都比較高。由此可見，晶片產業其實是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屬於高增值工業，亦貼合香港邁向高增值知識型經濟的轉型。

事實上，香港曾經擁有亞洲首屈一指的晶片產業鏈。據1992年美國國會代表團考察報告《Oversight Visit to the Pacific Far East》記載，摩托羅拉半導體香港有限公司在1967成立，是摩托羅拉亞太區半導體部門中心。1982年，摩托羅拉在葵芳搭建了生產測試中心和工程實驗室；1986年加建先進集成電路設計中心；1988年，全自動集成電路組裝中心開始運作，同年開啟「矽港中心」（Silicon Harbour Center）項目規劃；1990年，大埔「矽港中心」建成，為二十一世紀初時亞洲第二大的半導體測試裝配工廠，每周能測試520萬晶片。

摩托羅拉等外資公司在香港設立的生產線，培養了大量有經驗的工程師，亦造就了香港盛極一時的電子行業。「工程不需要天才，但需要經驗。」劉振韜將自己創業的底氣歸功於「Mo記」：「普通人研究六相電機發現少塊晶片就放棄了。但我們做工程的不是，發現市場上沒有，我們識寫，就是商機了！」

劉振韜憶述，彼時摩托羅拉有Technical Ladder（技術梯級）的晉升渠道，「我非常『buy』這個概念。」他解釋，入廠後從工程師做起，升到第六級後若不想做管理，可繼續走Technical Ladder，繼續做第七級的工程師，一路升職，「保留了很多有經驗的人才。」

但是，由於土地、人力成本急劇上升，摩托羅拉工廠於2002年宣布關閉，生產線遷往天津、吉隆坡，後來「矽港中心」亦被改建為鳳凰衛視的辦公樓。劉振韜認為，工業出走背後是「政治因素」和政府「懶理」：「英國人知道1997年要歸還，他們不會做長遠的投資，加上香港政府又側重一面，工業就再沒發展了。」

事實上，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並非不重視科技及工業。董建華上任之後，隨即任命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前任校長田長霖擔任香港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推動了數碼港、科學園等項目的落成。晶片方面，董建華亦曾向政府官員點名留下首鋼集團旗下的光掩膜（晶片設計中的關鍵部件）項目，以鞏固本地晶片設計業。

既然特首已然表達對科技的重視，那問題出在何處？陳清泉道出了真相。回歸伊始，他任香港工程師協會會長，帶隊考察新加坡、芬蘭等國家的工業發展，更於芬蘭向諾基亞（Nokia）拋出橄欖枝，邀其來愉景灣建廠。而田長霖亦計劃推動科技股票市場，「類似現在的『科創板』，特意邀請了徐大麟給我們作報告，講述他如何在矽谷投資成功。」

徐大麟是科技創投公司漢鼎亞太（Hambrecht & Quist）的創始人，以投資亞太晶片行業成名。1999年，徐大麟提出要在香港建立六間晶片廠的「矽港」計劃，希望和台灣半導體工程師張汝京合作，把台灣科學園區的發展經驗移植至香港。

但田長霖、陳清泉等一眾科技專家辛苦推動的一系列高端科技、高端工業項目，最終卻因為政治阻力而未能成事——項目推動過程中遭到了「三司」中兩位司長帶頭反對。「那些高官，對於科技根本就沒有認識！」陳清泉如今談起此事，仍然忍不住大拍案台，「你不是問我摩托羅拉嗎？那家台灣晶片公司也想來香港，最後就因為香港不給地而去了上海。要求土地不是很常規的事情嗎？但那些高官就反對！」

2000年，徐大麟表示漢鼎亞太放棄在香港推行「矽港」計劃，將計劃搬往上海執行。他表示，這主要是因為上海願意以近乎免租的條件提供土地，兼且首五年免稅，其後五年稅款減半，但香港政府不願退讓。

結果，「矽港」在上海落地後更名為「中芯國際」，四年後在香港聯交所和紐約倫敦交易所上市。如今，中芯國際已成長為中國唯一能量產14納米的晶片製造商，亦是全球前十的晶片製造商之一。去年7月，中芯國際從紐交所回流上交所上市，上市首日大漲202%。據中芯國際2020年年報，截至年底，中芯國際市值達2,602億港元。

舊人轉行離港　新人不願入行

在產業結構大規模洗牌後，香港的科技發展亦跟着「去工業化」走向下坡路，這最先反映在科技行業的人力資源上。

「九十年代，我四十多歲，公司開七位數字人工挖我。」劉振韜自豪地說，這是「一分錢一分貨」，人工高皆因他能夠將營收從6,000萬美元做到3.9億美元。彼時，行業內技術剛從模擬轉數碼，劉振韜在港大電子系選讀數碼方向，他從集成電路的基礎知識開始學起，經驗扎實。「你現在要考我邏輯門的三十幾個部件編號，我都可以答你！」劉振韜舉例，自己入行後解決了一個摩托羅拉美國總部用兩年都無法解決的問題，「你想像一下，以前香港有一班好似我這種級數的人！」

記者隨即問：那這班人是否還在香港？劉振韜答道：「好像我那麼『憨居』做工程的人『冇』啦！」他說，在摩托羅拉離開香港之後，這些工程師轉行做管理、從商、從政，像他一樣願意留在香港電子工程行業而「還沒餓死」的人，已屈指可數。

劉振韜又提到，新加坡於八十年代開始推動晶片業發展，來香港「撬」工程師。「我同事一過去，（住）2,100呎（的房屋）啊！」劉振韜回憶，其所入職的Chartered Semiconductor，後被世界第三大晶片製造商Global Foundries收購。他感嘆，明明當年新加坡的薪酬水平低香港兩倍有餘，如今時勢卻逆轉。

更令人唏噓的是，香港失去的遠不止富有經驗的工程師，連願意入行的年輕人亦愈來愈少，理工科課程難度較大，就業前景卻遠不及金融、醫科、教師等專業人士。培育科技行業和培養科技人才之間已然陷入「雞先還是蛋先」的「惡性循環」，雖然政府高喊推動創科發展的口號，亦難以改變現狀。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鄧希煒在《香港極需第三次經濟轉型》一文中指出，本地大學生為求穩定高薪選擇修讀醫科、教育或工商管理，而非有助驅動經濟增長的科學或工程學，「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市場並無給科學、工程學畢業生提供學以致用的機會。」

何謂沒有「學以致用的機會」？不妨看一組就業情況數據。現時，公立院校依然保留了大量工程學系，所以畢業生並不少。在2018/19年，工程及科技科的畢業人數佔比超過兩成（見表六），但畢業後從事工程師的人數僅佔7.3%（見表七）。

反觀工商科、醫科、教育科的畢業生分別佔20.8％、8.9％、2.9％，相關就業人數佔比卻位居前三位，分別為19.3%、8.9%和8.31%。簡單而言，商科畢業生能找到對口專業工作的成功率高達九成，但工程科只有三成左右。

再從薪酬來看，熱門行業依然遙遙領先。據求職網站JobsDB發布的《2020年大專生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起薪點最高的行業中，工程和資訊科技分列第六及第九位，但與醫科、地產金融等行業仍然有較大差距（見表八）。報告亦指出，政府及公營機構連續兩年成為整體受訪同學的就職首選，佔14%，其次為銀行業，佔8%。

恆光公司技術總裁李展陞是與劉振韜一起出身自『Mo記』的工程師。歷經科技發展黃金時代的他，如今已為人父母。李展陞對電子業的看法亦隨着香港「去科技化」的進程而「由明轉暗」，「我現在見到小孩數理『叻少少』，我都有些擔心。」他無奈地說，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動STEM教育，例如砌Lego和機械人，「你叫這班真的喜歡STEM的人遲些可以投身什麼事業？我做父母的，見到小孩拿起螺絲批，都拿間尺打他手板啦！打到他『驚』為止，打到他『唔敢拿起』為止。」

再思「再工業化」　應推動再科技化

工業和高科技企業是唇齒相依，失去工業等於失去了發展創科的產業環境、企業及人才。2016年，特區政府首次將「再工業化」納入《施政報告》之中，但五年過去了，據政府統計處2019年的數據，製造業GDP佔比僅為1.1%。香港的工業發展依然不成氣候，遑論為創科環境帶來變化。關鍵痛點在於，香港只是為了響應「再工業化」的世界潮流而搖旗吶喊「再工業化」，但實際上既沒重新檢視香港的工業土壤，又不明白「工業」與「科技」之間唇齒相依的關係，結果做來做去也不過是把低端製造業升級，而非「再科技化」的「再工業化」。

「再工業化」一詞在2016年的《施政報告》中首次被提起：一方面是傳統工業的轉型升級，用智能生產、數碼化等方式提高傳統行業的生產效率；另一方面則圍繞科研優勢、高增值產品所打造的先進製造業，例如香港具備優勢的醫療科技、先進材料、精密儀器等。

雖然兩者都被納入「再工業化」，但目標完全不同。前者的重點在於提高生產力，後者的重點則是創造新產業，對接上游的科研優勢，難度亦較前者為高。話雖如此，發展先進製造業的重要性、長遠效益都較傳統工業升級更高，亦更切合香港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目標，皆因其不止能承載高級研究人才、工程師，還能聚集企業力量共同攻關尖端科研。

只是，五年過去了，香港目前的「再工業化」項目大多集聚在傳統工業升級，而在推動先進製造業方面，資源投放不夠全面，基礎設施建設緩慢，所以很多從大學實驗室走出來的創業團隊都選擇了北上，「科技」依然難以作為產業為香港GDP作出貢獻。

在資源投放方面，創新科技局於2020年7月推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為香港企業提供三分之一（上限為1,500萬元）的智能生產線資助。生產力發展局首席數碼總監黎少斌算了一筆數，若按滿額計算，計劃的20億元能夠資助約130間企業搭生產線，而按每條生產線為一億元產值來計，「香港製造業GDP能上升五成左右。」然而，尖端科技產品主要來自於高校、研究院內的研發專利。高校創業團隊資金向來短絀，如果希望將這些項目落地香港建立生產線，難以承擔那剩餘的三分之二建設費用。換言之，「資助計劃」惠澤的將是擁有良好資金流或一定財力的公司，忽略了擁有尖端科技卻財力短絀的初創企業。

例如，在上文中，陳清泉提及「傳感器」是一款在香港有條件建立生產線乃至產業的科技產品，皆因其產值高、佔地少。脫胎於香港中文大學實驗室、主打工業氣體傳感器的朗思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在科學園和深圳前海都有分設公司。公司CEO許可向記者介紹，在國家提出「碳中和」之後，內地石化、電力等重工業對氣體傳感器的需求大增，公司目前主打的這台多氣體同測傳感器成本在20萬元人民幣左右，售價約50萬元人民幣，對標的是Figaro、ABB、Areoqual等工業技術巨頭所提供的價格兩倍有餘的氣體監測方案。

朗思科技的傳感器可謂是兼具「尖端科技」和「高增值」的本土科技產品，但最終亦沒有選擇在香港落地生產。許可表示，當時要建生產線，首先考慮了香港，因為產品激光零部件須從國外採購，又適逢中美貿易戰，香港「相對比較安全」。公司落地之後，許可與生產力發展局、幾個本土朋友都探討了在港搭生產線的可能性，「結論是，我們這種產品不太容易在香港做封裝。」許可表示，貿易戰畢竟是短期影響，而產品的零件亦正謀求國產廠商替代供應，「那一陣子過去後，香港的優勢又不那麼明顯了。」

許可指出，主要限制是土地和產業環境問題。土地方面，若要獲得政府或科學園的場地資助，公司須達一定體量，「樓下做機械人的公司就可以在香港封裝，但對於我們這種擁有核心技術的創業新人，是不太現實的。」產業環境方面，許可解釋，創業公司須跟時間賽跑，更看重「當下資源」，自然傾向在具備成熟工業環境的深圳落地，「我們在內地可以找到很多共享生產線，不需自己從頭搭，直接改造就可以。」反觀香港，工業已被全面淘汰，不具備上述條件。

除此之外，還有「應用場景」的問題，皆因朗思的產品主要面向石化、電力等重型工業行業，但香港沒有此類工廠，朗思的產品測試主要在內地進行。「你在實驗室完成一台機器，可以做得非常好。但如果你把機器放在現場，要考慮工廠環境、工人使用機器習慣差異等。」許可強調，若要設計出「可量產的標準化產品」，必須去更多應用場景中「實地測試」和「收集信息」，以尋找共性、逐步優化，「這對我們是至關重要的。」

據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持續發展中心《香港再工業化需要更清晰定位》一文，「電氣、電子及光學製品」獲批的創新及科技基金金額最高，達37億元（佔比達31.6%），但其對製造業GDP貢獻僅為13億元，幾乎是貢獻最低的行業（見表九）。文章指出，「創新基金專注提升本港企業及科研機構的研發意欲及能力，而沒有同時提供足夠支援把研發成果轉化成為可以實際應用的產品」，這導致不少研發項目最終未能「工業化」，亦未能推動各製造業改善生產力。朗思科技的工業傳感器已是最好例證，這類從實驗室走出的尖端科技產品根本無法在本地「工業化」，「再工業化」中的科技業產能自然不斷流失，遠離「再科技化」的目標。

除了科技工業的產業配套缺失，「再科技化」的版圖中亦缺乏大中型科技龍頭企業。「我們怎麼融入大灣區的生態，香港佔哪一塊位置？」倪明選也疑惑：「香港學校多、基礎科研好，可是基礎科研是投入、給錢買設備、請人。到了產出的、賺錢的那一部份就跑到別的地方去了，我們是不是有點虧？」他希望香港為高科技公司提供優惠條件，吸引它們在香港設置總部。

陳清泉亦回憶，在新加坡調研科技時，發現當地不惜土地以吸引煉油龍頭企業來設廠。「官員跟企業說，你要地可以，但你要為新加坡培養人才。」陳清泉解釋，作為交換土地的條件，新加坡要求煉油公司在本地設立研究院，並派專家來培養當地青年，「五年後知識也更新了，公司還要派新的專家來。」

兩位學者的一番話，不約而同指出了科技龍頭企業對於香港發展創科的重要性。例如，過去有「Mo記」為香港培養人才、貢獻產值、促進科技和經濟發展。只是，如今的香港對科技公司態度難言積極。在2020年的《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為了強化金融中心功能，為金融公司提供了多項優惠政策，例如放寬房託基金的限制、為私募基金提供稅務寬免、又專設市場團隊宣傳來港設立家族辦公室等。但談及創科，卻只得「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這兩個人才計劃，並沒提到任何面向科技公司招商引資。

缺頂層設計之痛：
香港頻與科技騰飛擦肩而過

從政府到市民，都對發展科技有過太多遲疑。中芯國際、大疆科技和數不清的北上港企，太多發展科技的機會曾擺在香港政府眼前，卻沒有珍惜。港人普遍相信「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的玩笑，眼見新加坡厚積薄發實現經濟奇蹟、深圳GDP反超香港，卻依然不相信科技能在香港激起水花。

香港是個高度經濟化社會，前沿科研偏是最難談經濟效益的事情。「內地的科技發展在講『十年磨一劍』，香港根本不敢做，甚至不敢想。」黃錦輝慨嘆，「過去三十年，我們還是比較短視一些。」他把這種短視歸咎於港英時期形成的思維，「因快回歸了，大家就想搵錢盡快走，太長遠的投資都不去想，所以就搞服務業，做『炒賣』⋯⋯這種風氣應被糾正。」

研究「十年磨一劍」的科技，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從不只是大學和科創界的責任。這當中不止需要商界轉變對科技投資的模式，更需政府在「頂層設計」上有前瞻佈局、政策傾斜和財政投入，制定藍圖，以「長遠規劃」對抗市場中追逐經濟效益的「短視風氣」。

市場短視保守　執政者官僚僵化

黃錦輝所言的短視、保守風氣，在科技投資上可見一斑。許可和劉振韜作為同出身於科技園的創業者，在內地、香港和海外均接觸過不少投資機構。許可形容，「香港投資者對技術的質疑較少，但拍板時，膽子也沒那麼大」，最後還是願意「投」自己看得明白的商業模式。他舉例，像科大李澤湘的團隊，就會選擇投資「成熟模式下的微創新」，如無人機改造技術，而不會投「超出認知範圍的硬技術」。許可結語：「香港的投資者稍微沒有內地投資者那麼勇敢。內地投資者就算看不懂權威機構、技術原理，也較勇於去投。」

劉振韜憶述曾在矽谷出差，發現美國的創投氛圍更大膽。「矽谷投資很簡單，投十間（初創公司），中三間，就可賺錢。因他們贏過，所以不會每間都『啄』。香港一次都沒贏過，當然會保守！」他形容香港人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創科投資的氛圍，在科技方面的風險投資知識更是落後，「你與基金談，他們不相信你會成功，覺得你在騙他。但做生意必然有風險，不然什麼叫風險投資？買層樓好過啦！」

不止是商界，陸港兩地的政府和公營機構對科技初創的態度和管治模式亦大不同。自「十四五」規劃定調要發展尖端科技後，類似朗思、恆光等擁有半導體專利的初創公司不止早成了內地投資機構的「兵家必爭之地」，更是內地地方政府眼中的優質資源。劉振韜舉例，他率領團隊前往內地參加科技比賽，在比賽之前，無錫市和寧波市政府的官員來與各團隊開會。「無錫政府開聲，無論明天比賽輸贏，在座33個隊伍，只要願意落戶無錫，政府即刻給1,000萬元（人民幣）！然後寧波政府又走過來，講了同一番話！」他表示，針對半導體企業，南京、烏鎮、合肥三個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力度都很大，還有購房補貼和子女教育補貼等，「加起來不會少於2,000萬元（人民幣）。」說完還不忘提醒記者，「你一定要寫給香港政府看，這是現實中正在發生的事情！」

許可則以「深圳天使母基金」來闡述內地政府的清醒和積極，「深圳政府非常好的一點，在於他們清楚意識到深圳本地科研資源是不足的，所以會用『天使母基金』來吸引研究資源、科技資源。」深圳天使母基金是深圳市政府投資發起的科技風投基金，規模達100億元人民幣。天使母基金與深圳本地部份科技創投公司簽約，實行1：1的資金配套，戰略性投資一些深圳短板的初創企業。朗思科技日前獲得來自於「英諾天使基金」的數百萬元融資，該機構亦是與天使母基金簽約的公司之一。許可透露，深圳天使母基金希望吸引「硬科技」項目，更看中香港有強大的基礎研究優勢，因此在招攬香港團隊方面「專設指標」，「這就是老有人聯繫我們的原因。」

相較之下，港政和科學園的資助機制顯得僵化和保守得多。劉振韜形容科學園的入駐程序極其繁複，「其實搞工程，官僚真是無用的！拿文件去管真的沒用的！」他感嘆，填寫文件對他們而言簡直是「負累」，是在discourage（不鼓勵）有志創業的人。許可亦表達了相似看法。朗思科技是從大學中孵化出來的初創，拿到了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TSSSU）的頂額資助後「免試」進入科學園，但同樣需填寫考核計劃、經費預算等。「科學園這個（計劃）是我創業那麼久寫得最詳細的一個，真的非常煩！」許可邊說邊搖頭。

李展陞舉了具體例子，恆光公司曾因申請企業支援計劃（ESS）而填寫過一份計劃書，當中最難理解的是要填milestone（里程碑），「計劃書要我寫兩年內會發生的事」，何時完成什麼目標。劉振韜批評，科研本身就是一個探索過程，「創科是『創』出來的」，很難預知未來的事。「如果發現新突破，那我要不要繼續研究？你要我先做了寫好的東西，假如做新發明，又不符合milestone，到時revisement（評估）又不過關，那還是算了吧。」他批評這種管治方法既不利創新，亦不科學，「技術層面輪不到文官指指點點。我尊重你有管理能力、經濟思維，但你亦要尊重理工的經驗和知識。」

劉振韜慨嘆，若不是無錫離港太遠，他確實考慮過搬公司過去，「掉轉頭講，如果香港有這樣的條件，我還用想着走？」他說，內地官員是「行過來，很sincere（真誠）地提出幫忙」，香港則是眼花繚亂的「申請程序」，「你真的不能怪那些人才讀完書就回內地，你的政策都不favour（鼓勵）這件事！」

「香港要有自己的科技和人才」

由此可見，缺乏創投氛圍其實不止是商界的問題，很大程度源於香港由上至下、由政府至商界乃至普通市民，都缺乏對科技價值的共識，亦不相信香港能做出自己的科技、帶來巨大經濟效益。

陳清泉前往新加坡調研之時，是香港回歸初期，一切都是探索階段。他憶述當他拜訪新加坡負責規劃科技發展的官員時，對方向其強調「現在香港不是殖民地了，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香港要有自己的科技和人才」。

這是一句人盡皆知的大道理，可惜過往施政者們沒有理解其中精髓——要將發展科技作為經濟體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特區政府眼中的「科技」，只是大學高企的排名，是提高生產力的營商模式，是國家化的智慧城市，從來不是一個「未來產業」，亦不清楚科技能為經濟體增加多少競爭力、為社會結構帶來何種變化。所以，回歸後的二十餘年，香港眼見先進製造業和高科技企業大量北流而不懂出手挽留；矽港、數碼港等一系列科技藍圖不是因政治阻力而「胎死腹中」，就是因政府換屆而淪為「地產項目」，靠收租扭轉盈虧。發展金融、貿易、航運、旅遊四大傳統支柱產業的重要性和優先度亦遠遠置於發展創科之前。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陳清泉明確批評，香港的領導人不但應該展示出對科學、科技的重視，更應拿出「頂層設計」。何謂「重視」和「頂層設計」？他以自身舉例，從學生到院士，他曾歷經中國科學發展的「三個歷史時期」，在現場感受到三位中國領導人與科學人員的交流，分別是：時任總理周恩來在1956年全國知識份子會議提出的「向科學進軍」的口號；時任副總理鄧小平在1978年全國科學技術大學提出「四個現代化」和「科學是第一生產力」；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6年兩院院士大會上提出「科技強國」的目標。

陳清泉以這三個歷史時期為例證，敦促香港的領導人應「從思想到規劃」形成發展科技的「頂層設計」，「中國有『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還有『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規劃』，這就是頂層設計，香港也要開始有這些。」

劉振韜以更淺顯易懂的比喻來解釋，「以前城門河污糟邋遢，政府扔錢入去，鏟起整個河底，現在才有魚、有雀仔。你要打造生態環境，一定要這樣做。」他指出，政府若想推動科技發展，必須「大幅度改革」，長期佈局科創生態和制定鼓勵政策，「投資都是跟政策來的，如果政策不鼓勵，企業、工廠是不會落地過來的。」他解釋，科創行業與其他行業不同，回報周期相對長，「若沒有一個很強勁的支持，那些公司分分鐘『死咗』。」

陳清泉總結，若香港想發展尖端科技，邁向「國際創科中心」，就要在規劃層面做到「三個了解」。其一，香港要了解自身，「要理清楚香港在科技方面有哪些優勢和短板，才可以去做頂層設計。」其二，香港要了解國家的需求，「以前殖民地時代，香港對科技沒有需求。大公司需要技術，可以從外國買，所以（大學）都在寫論文。但現在國家有需求了，香港要根據國家的需求來發揮優勢，補短板。」其三，了解世界的發展方向，「世界上有四個灣區，矽谷是高科技加金融，紐約是金融加服務業，東京是金融加高端製造，而我們粵港澳大灣區，無論經濟總量還是面積都比它們大很多。中央決心很大，要把大灣區變成世界上最好的灣區。」

【編按】
本文原刊於第27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21日出版），可點擊同期周報閱讀以下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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