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香港之於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意義就是「一國兩制」的實踐，但如果有一天，「一國兩制」的兼容性、創造性和先進性不再需要透過香港就能呈現，那麼香港還能怎樣為國家作出獨一無二的貢獻？答案恐怕難以想像，但這正是橫在眼前的巨大挑戰。
中共中央及國務院上周先後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及《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兩份重磅文件，很多人看完後的最直接觀感是，「橫琴」有可能變成另一個「澳門」，但「前海」並不會成為另一個「香港」，而是直接晉身「一國兩制」在內地的「試驗田」。
因為《橫琴方案》提出粵澳兩地政府「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全新體制，當中澳門政府稍佔主導，而《前海方案》則要求前海當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推進與港澳和國際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香港只能被動配合——無可否認，這兩種管治模式的確豐富了跨境協同發展模式的內涵，更意味以往只在港澳地區實行的「一國兩制」開始進階至可在內地城市試驗的「兩制一體」，但並非由最有經驗的香港帶領。
若問箇中原因何在，那就不得不對香港精英進行一場關於改革意識到發展理念的拷問。

《橫琴方案》和《前海方案》無疑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自2019年2月中旬公布以來最為關鍵的兩大篇章，外界至今可能仍然未能好好消化。但相對於這種突如其來的「震撼」，其實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今年6月早於中共黨刊《求是》雜誌撰文透露端倪——他在《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一文中提到，將會「緊緊圍繞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這一主線，將其作為推進橫琴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而「明確了橫琴進一步開發開放的總體要求、主要任務和保障措施」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等政策舉措正在加快出台；同時，亦會制訂《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繼續「以現代服務業這個香港的優勢行業為切入點，進一步促進粵港、深港深度合作，努力將前海打造為拓展香港發展空間、進一步深度內地改革開放的新高地」。可見中央的統領大局和按部就班。

橫琴與澳門實踐治理融合

有關方案出台之後，內地及澳門輿論普遍將之視為「一國兩制」的新實踐，因為它們都在不同層面上豐富了「一國兩制」的內涵。例如《橫琴方案》不但指明要「為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創造條件」，更會注重「推進粵澳深度合作」、着力「建構琴澳一體化」，從而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注入新動能」；《前海方案》則要在「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致力透過與港澳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以「豐富粵港澳協同發展模式」、「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從而「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和競爭優勢」。

而且，兩套方案所提出的「治理模式」明顯有別於內地其他特別發展區域，無疑為「一國兩制」對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帶來更多「跳出框框」的想像。例如《橫琴方案》的最高行政機關「合作區管理委員會」將實行史無前例的「雙主任制」，由廣東省省長和澳門特首共同擔任，並由澳門特區派出一名常務副主任，再由粵澳雙方協商確定其他副主任——可見澳門政府稍佔主導；《前海方案》則是繼續「推進以法定機構承載部份政府區域治理職能的體制機制創新，優化法定機構法人治理結構、職能設置和管理模式」，並由前海合作區自己「履行主體責任，加強統籌協調，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勇擔重任」——可見前海試驗空間無限。所以，不少人最直接觀感是，「橫琴」有可能變成另一個「澳門」，但「前海」並不會成為另一個「香港」，而是直接晉身「一國兩制」的內地「試驗田」。

「過去我們一直說『一國兩制』在港澳，現在進入了一個比較高級的階段，就是『兩制一體』，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融合在一起進行試驗。如果成功的話，將為進一步提升『一國兩制』、為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提供幫助。」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學術）盛力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提到，《橫琴方案》賦予粵澳雙方極大政策自主權和共同決策權，將大大增強合作區的資源調動能力和政策協調能力，相信能夠藉此解決以往粵澳或珠澳合作過程當中的各種矛盾，諸如為誰而建、由誰而建、收益誰屬等等不易磨合的問題。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也認為，《橫琴方案》預示了「一國兩制」融合發展的全新制度探索方向，而且是由粵澳雙方相互向前邁進，有望「在立足一國、介乎兩制的深度合作區的治理模式上，創新出一套經驗、一套辦法」，而如果這套「橫琴治理模式」行得通、成功了，相信將來可在前海的發展中採取一些借鑑和複製。

不過，相對於借鑑或複製其他成功路徑，雄心勃勃的深圳更加享受充當深化改革和創新試驗的「先鋒」。正如國家發改委區域發展戰略中心戰略一室負責人張燕所指，《前海方案》將為深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建設提供全新引擎，並為國家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供全新試驗平台，所以「改革創新是根本動力，圍繞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科技發展體制機制創新、營商環境建設、合作區治理模式創新等重點領域，方案賦予前海合作區更多更大的改革創新試點任務，以推動其持續發揮改革開放優勢、強化示範引領作用。」

事實上，去年10月中旬深圳舉行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前後，無論是中共中央發布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還是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習近平南下深圳所發表的重要講話，都充分肯定深圳以往實踐「改革開放」的成就和推進「一國兩制」的作用，並且就此賦予深圳更多權力和責任，例如要求當地完善市場配置和創新環境機制，包括深化土地管理制度、強化高端人才引進制度等等，力求推動深圳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城市範例，甚至寄望深圳積極推進與香港的經濟融合，共同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一起締造「一國兩制」的新典範。有了如此重大的使命，深圳自然不會怠慢，而《前海方案》可以說是上述《試點方案》當中的「試點方案」。

香港在孤芳自賞中失去動能

有趣的是，在香港輿論場中，當時就沒有太多人明白深圳與「一國兩制」到底有何關聯；至《橫琴方案》和《前海方案》出台後，更加沒有沒有太多人會把它們上升至「一國兩制」的進階實踐層面，相信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首先，從普羅大眾到管治精英，社會上下並不真正了解「一國兩制」的宏大內涵和深遠意義，也就看不到當中所體現的「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的兼容性、「不拘一格、敢試敢闖」的創造性、「對立統一、辯證唯物」的先進性，而是簡單地理解成「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河水不犯井水」，向來懶得理會深圳河以北所發生的一切。

其次，即使廣大市民只把「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簡化成「資本主義制度」，但大家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卻又相當膚淺和僵化——例如，錯誤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對於能夠管理社會轉型的產業政策和分配工具幾乎一無所知，所以無法實事求是地提出今時今日香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施政舉措；又如，錯誤定義特區政府對於經濟發展的角色與作用，總以「積極不干預」和「自由市場」為由縱容「產業結構的單一」和「分配結構的扭曲」，根本無法保護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再如，錯誤理解香港在區域乃至全球經濟發展進程當中的角色與關係，持續沉醉在昔日的輝煌當中，完全忽視其價值鏈從上游到下游都需要與周邊經濟體有機結合方能形成內生動力才能繼續繁榮發展的現實，所以遲遲未能積極重構港深的競合格局，繼續閉門造車、窄化視野、冷待危機。

再者，在香港經歷東方和西方的互相衝擊和雙向塑造的殖民過程當中，內地也發生了不少矯枉過正的政治事件，導致大量反共恐共人士逃難來港，並把他們對中共的不滿和怨恨口耳相傳到二代三代，當中少不免對中國和社會主義的「污名化」，甚至強調一種必須與中共所統治的深圳河以北等地區劃清界線的「區隔意識」，所以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往往僅限於「香港這一制」。

最後，基於上述的各種認知偏差、傲慢心理和區隔思維，過去二十四年來香港人所習慣的「一國兩制」便是消極的、被動的、區隔的。社會上下甚至對於能夠歸屬資本主義體系產生一種優越感，會很自然地把香港的現代化成就與資本主義聯繫起來，並且極為支持資本主義制度在香港的無限延續，甚至認定香港必須繼續依附英美等西方主流勢力及其普世價值。

有了如此固化和狹隘的「一國兩制」觀念，也難怪主流民意總是把鄧小平和《基本法》所提出和承諾的「五十年不變」，誤解為「資本主義」的「什麼都不變」，以為只要教條地延續自由放任的經濟邏輯和單一固化的經濟結構，不需進行任何改革，就能維持香港輝煌；不料，我們卻因而忽略這一經濟體制的缺陷，遲遲無法紓解自殖民時期累積至今的深層次結構矛盾，甚至捲進意識形態衝突的洪流，無法擺脫「變與不變」的糾纏，陷入由盛轉衰的困境，導致經濟發展欠缺新增動力、階級向上流動停滯、貧富懸殊極為嚴峻。

因此，就算港深兩地唇齒相依，就算明明可以借助與深圳的有機結合驅動自身發展，但所謂的「港深合作」，從回歸至今的二十多年來仍然只停留在非常淺薄的層面，無法形成經濟一體的共生關係，最直接的結果就是香港逐漸失去競爭力——例如，「前店後廠」模式加快了深圳工業化進程，為製造業升級和產業轉型提供相當的基礎，而香港雖然藉此轉型為低端服務和金融服務業，但過程中並沒有提升自身技術，也沒有輔助產業升級，更沒有培訓高端人才，反而導致製造業空心化和金融地產泡沫化，為經濟停滯埋下隱患。

「唱好前海」遮掩不了同床異夢

智經研究中心曾於2007年發表《建構港深都會》研究報告，提到早在回歸之前，穗港深三地專家已經熱烈討論將來「港深經濟」的關係應該是「合作」、「銜接」還是「融合」。報告認為，「合作」層次較低，只要求生產資源互相配合，但表述上最為「政治正確」，相對而言不會觸動港人抗拒內地的敏感神經；「銜接」屬於中間層次，指經濟運行機制的互相配合，包括基礎建設、管理體制和法律配套；「融合」的層次最高，意味經濟一體化，要求兩地的發展進程相對脗合，才能進一步促進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暢通無阻。不過，報告最終未獲港府重視，所謂「港深關係」的推進也不了了之。

如果說在2007年，港深之間仍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差距，實在難以深入合作，那麼在2021年的今天，當深圳GDP已經超越香港，而且發展勢頭強勁，香港還有什麼拒絕與深圳達致「經濟融合」的理由？尤其是當香港亟待「三轉型」的機遇——既從「單一城市」轉向「大灣區城市」，也從「國際金融中心」轉向「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更從「服務性經濟」轉向「高端知識型經濟」——所以，無論是拓寬市場、開闢發展空間、改革創新制度、發揮協同效應，港深融合都是大勢所趨，而為了促進生產要素流動、強化產業競爭合作，簡化通關程序甚至取消港深關口、建設城際快軌直通兩地甚至大灣區其他城市、由香港機場牽頭落實港深珠澳四地機場一體化以統合市場互相分工、還有網絡數據的互聯互通，都是不可迴避的發展方向，也是港深共同成為大灣區「核心引擎」的基礎，更是持續發展以延續「一國兩制」的關鍵。

問題是，香港精英們可能仍然未有這種思想高度和改革意識。以《前海方案》為例，包括特區政府和政商人士在內的香港精英們，幾乎都是千篇一律地「唱好前海」，認為將為香港諸如金融和專業服務等優勢產業帶來更大空間、給予這些專業人士更多發展機會、有助港資港企開拓更闊發展前景云云，而特首林鄭月娥更是一副「熱烈歡迎」和「全面配合」的樣子——好像只要前海發展面積擴大，好像只要高端企業和專業人士到了前海，就能夠解決香港本身的各種問題。

更別說，要奢望這些香港精英們，深刻明白《橫琴方案》和《前海方案》之於「一國兩制」的全新嘗試，無疑是在鞭策香港必須急起直追。正如習近平去年南下深圳講話，在盛讚深圳改革開放成就、賦予深圳全新歷史使命的同時，兩度談及「一國兩制」，明顯意在香港：首先，賦權深圳深化改革，為現代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尋找範例；其次，賦權深圳代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制，與香港資本主義一制相互促進、融合發展；最後，賦權深圳積極推進與香港同城，共同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締造「一國兩制」新典範。

自我革新才能展現香港價值

不少人定會疑惑，「一國兩制」向來被視為香港與澳門的事，究竟與深圳何關，又何須依靠深圳「全面準確貫徹」、「豐富事業發展的新實踐」？然而，這種靜態思維其實無法深入領會「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所以更加意味深長的理解應該是，在「一國兩制」之下，內地、香港和澳門三地，共同擁有且在不同程度上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特區特色資本主義，並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修正和更新——也就是說，無論內地或港澳，理應同時實踐兩種制度，當然程度的多少有所不同——從發展方向而論，港深融合是「一國兩制」的最佳縮影，具有辯證互補的長期優勢，而最終發展方向既不是過去想當然的「大陸香港化」，也不是反向的「香港大陸化」，而是香港與內地共同面對全新改革任務和全球化挑戰的互動融合；至於政治哲學層面，港深關係具備「一國兩制」轉型發展的方向性意義，體現「一國」對「兩制」的包容、創新、辯證的憲制秩序的生成過程。

不過，這對香港精英而言可能是「對牛彈琴」，所以由去年至今也未見他們對於港深經濟融合的態度有什麼明顯變化。也因此，在最新出爐的《前海方案》當中，主要是鼓勵前海當局自主擔責，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先行先試，推進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豐富協同協調發展模式，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不斷構建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說白一點，就是嘗試在前海融合陸港制度，令「一國兩制」繼續保持生命力，而這個過程其實不太需要香港。

「香港面對的是一個非常強大、且具有非常強的創新能力和國際化發展能力的合作者——深圳。所以兩強合作，香港要考慮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做大蛋糕，而不是帶着傲嬌或者俯視的心態。」田飛龍認為，《前海方案》對香港來說的確有所挑戰，但香港也需要習慣於用更加平等、合作以及尊重內地的心態去參與前海的創新開發。他又相信，在一個高水平改革開放的競爭格局之下，只要大灣區內的每個城市都能夠卸下包袱、重新出發，而港澳又能在發展思維、管治哲學和產業戰略視野等方面跟上國家節奏，定能在促進地方轉型發展的同時增加國家整體競爭力。

當然，如果香港想為國家作出更加獨一無二的貢獻，就不能僅限於此了。與其「躺平」等待國家發落，不如主動做好「港人治港」—— 重拾政府主導權力，推動社會經濟改革，促進資本主義進步，保障人人共享繁榮，成為「一國兩制」的模範生，令這種成功實踐可以「複製」開去，既為將來收復台灣作準備，也促使更多城市學習「一國兩制」的互動發展經驗，從而實現「國家對地方的高度自治授權」與「地方對國家的持續性貢獻」之理性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