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綁老人.一】從抗拒到親手綁人 安老院舍護理員:好快會慣咗

撰文:謝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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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最後一段歲月,你會想在哪裡渡過?與家人共聚天倫,還是獨居於社區裡?老人院會是你的選項嗎?現時香港大約有8%的65歲以上長者居於院舍,並以安老院舍為主。說到老人院,許多人都會眉頭大皺,傳說老人院剥奪一個老人的尊嚴與自由,方法可以很多。除了身、心虐待之外,還有一種叫做「綁」——老人被穿上「安全衣」或手套等,綑綁在床上、輪椅上,或用枱面夾在「大班椅」內,為的是限制老人的活動,行內稱之為「約束」。然而,2016年,香港一間安老院舍提出了一個反思:「老人住進老人院,是不是為了等死?」後來,這間院舍率先試行減綁老人,成為本地首間「不綁老人」的老人院。「不綁老人」的範式轉移,何時才能在香港院舍普及?攝影:高仲明(不綁老人系列專題七之一)

點解媽媽要咁樣畀人綁住?
安老院舍前線保健員 陳影梅

約束,一個表面安靜、其實那麼暴力的動作。但在老人服務的專業世界,這卻是一種「照顧」方法——只要你會拔喉、騷癢令皮膚破損,或者有滋擾別人的行為,為了安全、為了方便院舍照顧的「大局」著想,便可能日復日、年復年被綁。

但香港有一間安老院舍,年前推行減綁老人,他們掀起了一場安老院舍的革命,一場對老人照顧觀念的反思。其實在歐美國家,甚至日本、台灣,早已察覺「約束」這種消極的照顧方法,並不為現代價值觀所接納,護老業界必須迎接觀念轉變的新時代。

影梅在母親離世後,立即辭掉銀行工作,決心入行做老人院服務,希望照顧長者。(高仲明攝)
影梅說,最初學綁老人,技巧都是由院舍的師姐傳授。(高仲明攝)

「點解媽媽要咁樣畀人綁住?」陳影梅十年前因為母親在老人院被綁,心中冒起了這個問題。

陳媽媽罹患癌症,最後的一段人生路,就在安老院舍渡過。母親被綁的一幕,留給影梅心底一個很大的疑問。母親離世後,她立即辭掉銀行的文職工作,決心要到老人院工作,由雜務、護理員(PCW)做到今天的保健員(HW),「因為我不停想這問題,然後覺得,可不可以找個途徑入行試試?」最後,因為工作需要,她也成為了綁人的那個人。

影梅記得第一次在老人院「綁人」對象,是一個擒床的婆婆。「她八十幾歲,好精靈,所以先要綁。」擒床與老人跌倒,在老人院常被認定有因果關係;而另一個「定理」是,綁了等於可以防止跌倒。

綁人初體驗,影梅記得原來做法好簡單,「就是著安全衣,然後(將安全衣的繩)綁在床下底,之後再帶手拍(即手套),綁在床兩邊。」都是院舍的「師姐」傳授的心得。「但綁完,轉頭佢已經甩咗。」婆婆精靈所得到的下場是:「我們將高背椅,拍在她的床欄,頂住佢,等佢拆唔到(繩)。」

本地研究 七成老人曾被綁香港大學與理工大學一項跟進10年的研究,發現本地院舍約束老人的情況愈趨嚴重。研究於2005年至2015年間,跟進本地10間長期護理服務院舍使用身體約束品或藥物約束的情況,發現2,896名長者中,遭受身體約束的比例,由2005年的52.7%,急增至2015年的70.2%,原因與年老、生活或認知功能受損、大小便失禁、腦退化症及負面情緒有關。研究團隊認為,香港急需適當的員工培訓及政策改變,以確保長者得到以尊重、尊嚴、同理心及惻隱心為前題的照顧服務。

影梅入老人院工作,初衷是想幫助老人,但在綁人這件事上,她發現理想原來會敵不過行規與習慣,「照做囉,唔通話咁綁唔得㗎?人哋都做咗咁多年,咪跟住人哋做囉。」有沒有一刻覺得不忍心?「初入行時會,但後來都慣了。綁完我都走咗,你咪繼續喺張床度鬧囉。」替一個人上綁,起碼要用10分鐘,老人會掙扎、員工(有時甚至要數個)要出力控制場面,是一場身體與情緒上的角力,「有啲院友會用粗口鬧你,但我慣了。」

多久便習慣了?「嘩,好短時間就習慣了。個幾月就慣了。」

「雖然老人家有腦退化,但他們知道的。點解會同你掙扎?咪就係因為知道你綁佢。」影梅說。

對被綁與綁人者,這肯定是場噩夢。直至三年前,有個消息在職員之間傳開,改變了大家的命運——

院舍決定,以後要綁少一點老人家。

被綁老人的感受,有誰關心過?(高仲明攝)

患癌母親插喉後被綁陳影梅今年五十歲,在長洲長大,父親在她讀中五時已過世,身為獨女的她,多年與母親相依為命,感情深厚。陳媽媽十多年前患上癌症,當年影梅在銀行借貸部做文職,朝九晚五,工時穩定,在母親患癌最初的兩、三年,都是由她一力照顧。可是隨著病情惡化,媽媽要插胃喉來餵飼,需要的護理複雜了,她再不能靠自己硬撐來照顧。

「當時不懂得問人,親人都沒此情況,就自己做。」替母親洗澡最困難,有好一段時間她都是自己「輪輪盡盡」地做,「完全唔識,好坦白講,搞唔掂。」

「我性格正面,覺得有病就醫。但只我一個又要上班,沒可能丟低工作去照顧她。因為已經覺得好辛苦,沒辦法便去老人院。」十年前的長洲,安老院舍選擇不多,政府津貼院舍只一、兩間,排期路遙遙,最後她選擇了一間私營院舍。入住不久,護士、護理員指其母親插喉後試圖自行離床,為了限制她的活動,需要綁手在床欄,平日坐「大班椅」(院舍常用的高背椅)亦要穿上約束衣,交叉綁結在椅背。影梅形容當年「好多嘢唔識」,面對這樣的「照顧」通知,她只懂說:「哦,係呀,照做啦咁。」

莫家豪認為,要在安老界廣泛應用科技,中間便需要一個過渡去教育及培訓前線員工。(資料圖片 /高仲明攝)

今天回想,女兒的心底話是:「在院舍見到其他老人可以行行企企,點解只我媽媽要咁樣綁住?」母親住院舍沒幾年,來不及輪候津院宿位便因病離世。母親住進老人院期間,影梅仍然天天探望,陪伴著母親走過慢慢衰退的最後一段路,「如此陪伴她離開,會比較接受到。」

母離世後強大信念:學懂照顧其他老人

母親過世留給她的不是打擊,而是人生的啟發——把喪事辦好後,她辭掉了銀行的工作,決心要找一間老人院,入行打工。

「見媽媽咁,好想入行,睇多一點。」人到中年,由寫字樓轉職老人院,沒經驗沒訓練,第一間願意聘用她的是社福機構辦的津貼院舍,職位是雜務工,負責日常清潔打掃,若有院友離世便去執床消毒。院舍環境不俗,氣氛亦佳,她印象中也有約束老人,但未到影梅的職級去做。她曾把自己與媽媽的故事與院舍護士分享,同事被她強大的信念觸動,鼓勵她進修考牌做護理員。

「那時課程不多,等了一年才開班。」她用了半年,半工讀個人護理員課程,班上同學有的因為工作需要、也有為照顧家人而來進修,更有男士想做照顧者。畢業後,她應徵這間由佛教團體開辦政府津助院舍「竹林明堂護理安老院」,正式當上個人護理員(PCW)。她在這院舍工作至今逾七年,每天都落手落腳照顧老人,由餵食、穿衣、洗澡、起床扶抱到簡單活動都要參與,而另一日常任務,竟然是當年媽媽經歷過的——綁老人。

時間都浪費來綁人

影梅工作的院舍共有三層,她負責腦退化症(又稱認知障礙症)長者的樓層,入職不久便開始學綁老人。「那時許多都要綁,寫簿時(做記錄),一間房五張床,基本上三個都要綁。」綁人幾乎已成常規工作:「總之朝早幫他們起床,或晚上落床瞓的時候,都要花時間去綁。」穿安全衣、帶手拍、床下底打個結,綁一個人起碼花上10分鐘,一間房便用上半小時。

新丁如她「大開眼界」,但好些老人已經被綁多年,「他們會和你鬥力,大家互扯。」每天都在如斯暴力的環境下工作:「都幾唔好受。雖然他們腦退化,但都知道你綁佢。」影梅最初入行,一心想將所學的知識用來好好照顧老友記,看為是使命感也好,是為了療癒當年照顧母親的感受也好,總之不是想天天與老人家為了綁這件事去惡鬥一場。

未來的老人照顧,將更著重長者的自主權與自由。(高仲明攝)

照顧與被照顧者的轉機,就在2016年底——院舍的年輕院長梁曙㬢與管理層商討後,決定推行「減綁」老人。消息先在院舍同事間傳開,然後管理層與前線職員一起開會,分析每個樓層的被綁長者個案,選出估計較易執行的來試行。其中一個伯伯,由影梅入職時已因為晚上擒床而被綁,他幸運地被選中試行鬆綁的個案,「我們開始替他試,將床尾升高少許,承高雙腳,人便不容易起身。」一個簡單的方法,試驗一星期後,果然解決了伯伯擒床的問題。「他之前在私營院舍已被綁,來到這裏便繼續。我估他被白白綁了五、六年了。」

伯伯鬆綁後,有一晚,影梅發現原來他懂得自己轉身,「識郁㗎喎!」她為了老伯這個簡單的動作展露燦爛笑容,「因為覺得好開心囉!」一個老人懂得轉身,代表身體尚有肌力,員工替他更衣、洗澡都會順利一點,「否則啲工夫都係番我哋身上。」她說。

「如果沒有人back up我們,做來幹麼?」

不綁老人,許多人都認同是好事。只是老人院也是職場,問責風氣很重,若有老人跌倒,前線職員往往首當其衝被投訴、被怪責。影梅卻從院舍開明的管理文化中,得到很大信心為老人減綁,她沒有為「安全」而濫綁老人的壓力。「如果沒有人back up(撐)我們,做來幹麼?」從減綁省下來的時間與心神,她用來與老人相處,觀察他們的需要,了解家屬與老人的關係。「家屬會見到你是用什麼心態去對待老人。」

回想十年前,影梅從母親的經歷,看到本地安老院服務強差人意;到今天,她看見行業有轉變的可能,「厭惡只因你覺得他們乞人憎、好衰、令我感覺好差,覺得我唔願接受。但我不是。」照顧摯親,無限愛心可以解決問題,但當變成工作,讓她最心甘情願去做的,始終是使命感。「爸爸在我中五時已不在,只我和媽媽相依為命。入這行,可以接觸老友記,我想幫吓佢哋。」當照顧工作不再用綁這類消極的方法,影梅看見自己每天工作的價值,「最想會有更多人願意入行。」

上文刊載於第11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19日)《不綁老人 一間香港安老院舍的改革》專題中的〈安老院舍護理員:從抗拒被綁到親手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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