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僱主陪伴撐過乳癌電療　單親外傭媽媽：她給我第二人生

最初知道自己患乳癌時，Amelie（化名）只是紅了眼眶，但她的僱主Joy（化名）比她更快湧出了眼淚。從診所到醫院的一程地鐵裡，兩個女人無法自控地落下淚來。
Amelie七年前從菲律賓來港工作，第一個僱主便是剛剛懷孕的Joy。患癌之前，Amelie照顧著Joy的子女長大，從不覺得日子難過。她要儲錢，為了家鄉患病的兒子寄醫藥費。患癌之後，她請Joy千萬不要終止她的合約，想不到對方生氣了。她從來沒有想過要解僱她。

（確診一刻）我很震驚，又想表現得勇敢，我不喜歡她看到我傷心。但Joy哭了，所以我也哭了。

與僱主在地鐵上同哭

四月初，Amelie步出醫院，流著滿身汗，因為兩頰瘦削，上下兩排牙齒在她苦笑時顯得突出。接受荷爾蒙治療的乳癌病人不少人會出現潮熱情況。「接下來五年要食荷爾蒙藥，吃藥後，感覺很熱，晚上在庇護所睡不著覺。」醫院裡坐滿了等候覆診的人們，她想起在菲律賓公家醫院也像香港，平民百姓總是要等很久才獲得治療。

確診患癌是去年9月的事。一切來得很快，她洗澡時摸到乳房有硬塊，便告知僱主Joy。Joy的親人也有相關病歷，她立即請假帶Amelie去看醫生。等了兩三日，兩個人去取報告，未入門，醫生已衝口而出：「壞消息，是癌症。」

「我很震驚，又想表現得勇敢，我不喜歡她看到我傷心。但Joy哭了，所以我也哭了。」Amelie跟Joy搭地鐵去醫院，Joy把位置讓給她坐。兩個人一個站著，一個坐著，不顧途人目光就雙雙哭起來。

僱主：「從沒想過解僱你」

在香港，Amelie的身份是一名外籍傭工。38歲菲傭Baby Jane Allas今年二月確診患癌後被僱主解僱，帶起立法會對於政府應要求僱主為外籍傭工購買醫療保險的討論。政府今年四月呈交立法會文件，指香港公營醫療服務基本上優先照顧符合資格人士的需要；如外傭沒有有效的香港居民身份，醫管局會收取適用於非符合資格人士的費用。

僱主Joy（化名）說：「之前若果沒有你，我們不能工作，你替我們看顧小朋友，是我們的朋友和家人，不只是工人。」

這也是Amelie害怕Joy終止她合約的原因——現行法例下，只要外籍傭工被解僱，就會失去公營醫療福利，並須在兩星期內回到菲律賓。Amelie的親人在菲律賓私家醫院治療過癌症，費用大概是40萬元。腫瘤每天擴大，她等不到當地公家醫院。

但僱主也有難處。Amelie請求Joy不要解僱她，想不到她生氣了，「她說她沒這樣想過，她一直fight for me。」Amelie患癌後，Joy的朋友責怪她為何繼續探望Amelie，為何不與她斷約，說Joy也不是很有錢，只會給自己添麻煩。「Joy說：『之前若果沒有你，我們不能工作，你替我們看顧小朋友，是我們的朋友和家人，不只是工人。』」Amelie抑壓自己的激動：「她盡了力，我很感激。」

「我不壞，為何遇到這種試煉？」

僱主沒有解僱Amelie，也有為她買醫保，Amelie於是在香港接受治療。Amelie不想僱主忙於照顧自己，也不想小朋友看到她病倒，便到外傭庇護所Bethune House（白恩逢之家）暫住。

她確診患乳癌第二期。右邊乳房腫瘤長4cm，醫生曾建議她切除乳房後做重建乳房手術，但她想到要幾個月才康復，就拒絕了。「我說ok，不用重建了。」於是切去了右邊乳房。

用作術後消除殘餘癌細胞的輔助性放射療程為期四次。「第一期療程，哇，我超級累。晚上我想起床去廁所，但我又暈又痛，很想嘔，受不了噪音，只想獨自一個人。我無法形容那種痛，感覺很孤獨，那段時間我以為我會死。」每次覺得無奈，Amelie便笑，笑到慢慢溢出淚花。

治療比想像中艱難和反覆，最後一次她後背痛到無法躺下，走路時腰直不起來。她以為切除手術後無後顧之憂，結果因有血塊而再度開刀。「我大喊：不！我已經痛過了，又要再開刀？」她問自己也問天主：「我不是壞人，為什麼我會遇到這種試煉？」

在別的國家做手術很不容易，沒有家人陪你。情感上、身體上都很痛，我解釋不到。

不再完整的女性軀體

一天一天掉落的頭髮堵塞了浴室去水位，Amelie乾脆剪去長髮。庇護所的朋友建議她留下頭髮紀念，她當時只一心想完成療程，「每日都在倒數，想快點完結。」切除一邊乳房後，傷口橫跨胸前到腋下，她看著鏡子，感覺自己不是自己。「看到鏡中的自己很傷心，我覺得自己不完整。」

直至她臨入手術室前，一個護士摸摸她的頭顱說：「沒關係的。」「突然我就哭起來。在別的國家做手術很不容易，沒有家人陪你。情感上、身體上都很痛，我解釋不到。」她說。

庇護所較多菲律賓宿友，她感覺如回鄉，放鬆下來，不時哭。電療後她想練習乏力的右手煮飯，「那樣我才能回僱主的家工作。」宿友不想她操勞，她暫時只能呆在床上看電視，有時讀玫瑰經。在這裡她聽到宿友的遭遇，有被欠薪、被虐打的人，她想到自己的僱主：「常聽到各種被終止合約的原因，我不能判斷誰是誰非，但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我僱主很明白我。」

單親媽媽：死不可怕，最怕比兒子早死

Amelie有一個12歲的兒子，曾有兩個不知原因夭折的兒子。到第三個兒子，醫院終告知她兒子患上一種原發性免疫缺陷病（X-linked agammaglobulinemia），最多活到九歲；還好沒有成真。現時兒子在菲律賓醫院接受治療，每三星期要服一劑5ml、約8,000港元的藥物，得基金幫助，兒子三個月能服藥一次。

工廠工作無法支持她負擔兒子的藥費，所以她來港做家務工，每月人工一半給兒子，八百元留給自己，其餘的寄回家鄉建屋，沒有儲蓄。「我想兒子生存下去。」

對我自己，患癌是OK的，但如果我死了，我兒子怎辦？

丈夫在她出國後外遇，是Amelie意料中事。「現實是女人出國工作，男人便找另一個。」她走前甚至跟另一個女人攤牌說明，自己不想家庭破碎。結果兩人分開，對方沒分擔兒子任何醫療費，但也沒離婚；離婚費貴，她寧留給兒子治病。她說：「我不恨他金錢上不支持兒子，我只恨他不去探望他。」

她最怕比兒子早死。「對我自己，患癌是OK的，但如果我死了，我兒子怎辦？我想他先走，或者我倆一起走。」

我13歲打工到今天，承諾了自己50歲回到兒子身邊，但突然患上乳癌。

「僱主給了我第二人生」

患癌前，她的退休計劃是回鄉後跟兒子住在家鄉小屋，「小屋在山附近，好靜，好多樹木圍繞，有點涼。」如果那時兒子終於能回學校上課，她便在屋前開雜貨店，賣醬油、咖啡度日，姐姐和大哥住在旁邊。

現在計劃要延遲了，還不是回家鄉的時候。「我13歲打工到今天，承諾了自己50歲回到兒子身邊，但突然患上乳癌。以前我一直很健康，從不覺得自己會有病，不曾感到什麼痛……」現在回想一直以來的背痛也許就是身體的最後警告。

她每天想著如何有力拿起一隻鑊鏟，重新回到別人的家工作。僱主的子女有次衝上前想抱著剛覆診完畢的她，「他們會問我痛不痛？還能抱起他們嗎？我說暫時不能，他們便說Okay。」僱主知道她兒子患病，說如果兒子有天到香港，想請兩母子去迪士尼玩。「七年了，我覺得自己是家庭一員，很喜歡跟他們待在一起。」

這些患病的異鄉人有些被解僱後回鄉去，在菲律賓醫療制度底下生死未卜，也乏人問津。畢竟，他們被國家計算為勞動力輸出各國，當失去工作能力，於香港或菲律賓而言就毫無價值。Amelie自覺是不用走上這條路的幸運兒，她重覆又重覆地說：「僱主給了我第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