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林鄭有心 後生無夢 不是寫給香港青年的青年政策
個個都說關心青年，難道個個都懂得關心青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年中訪港，要求各界「關心青年」，特首林鄭月娥自施政報告提出青年政策後，上月底更連推三招以示回應青年訴求；然而， 民間質疑當局只是重施港英時代的「行政吸納政治」維穩術。究竟是政府制定青年政策思維出錯，還是香港青年難服侍？而青年所面對的問題，究竟是他們有問題，還是社會出了問題？
今年2月3日，林鄭月娥在會展舉行參選特首的造勢大會，當時她難得脫下旗袍，換上桃紅色打底襯衣，再套上印有「同行WeConnect」的淺藍色T恤，在年輕競選團隊成員簇擁下登場，承諾會與青年同行。
一個月後林鄭發表競選政綱，開出擴大青年參政議政的支票，強調會拉近與青年的距離。至10月中，林鄭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提出青年政策，制訂「三業三政」方針，以關注青年學業、就業及置業、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政。
相隔半個月，當局即相繼推出三個聚焦青年發展的措施：（1）將中策組改組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高薪招聘年輕人參與政策研究及統籌跨局政策等工作；（2）於明年初把青年事務委員會改為「青年發展委員會」，加強政策統籌及跨部門協作，有效研究及討論青年議題，另推出「委員自薦試行計劃」，暫以五個委員會為試點，鼓勵18至35歲青年加入諮詢架構；（3）推出「青年共享空間計劃」，與商界合作推出9萬平方呎已活化的工廈和商廈單位，以低於市價租賃予青年人創業及文藝發展。
林鄭月娥雷厲風行落實政綱，其誠固然可嘉，但坊間的「冷水」也值得當局反思以下三大問題，究竟鼓勵青年走進熱廚房，是有心聆聽他們的意見，還是只為「找數」的門面功夫？
充權還是去權？
改組後的中策組將易名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職能包括為「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提供秘書處支援，統籌由行政長官和各司長選定的重要跨局政策，資助各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公共政策研究，推動實證為本的政策研究，與本地及海內外學術界智庫之間的政策討論，提供更多機會給青年人直接參與制定公共政策。
外界普遍認為，政策辦主要職能是為政府所擬定的政策提供研究背書，因為受聘的青年人雖成為制定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但只限於政策研究，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並沒有話語權。就連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也指，中策組改組並不是用來吸納青年意見，只是提供一個平台與階梯給對公共政策研究有興趣的青年人去參與其中。
增強還是限制影響力？
現時政府委員會內青年佔整體委員的比例僅得8.4%，新一屆政府提倡青年委員比例升至不少於15%，以擴大青年人在各個諮詢委員會中的聲音，並對特定的政策擬訂提出意見。然而，政府提出的試行五個委員會似乎與香港青年並不「貼身」，即並非對準林鄭提出扶助青年的「三業」方針。
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及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關學聯）於2016年的調查發現，最多青年關注的是房屋（置業）、教育（就學）及社會參與（參政）。不過，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首階段的五個試行委員會，卻分別是禁毒常務委員會、公民教育委員會、環境運動委員會、將於2018年上半年成立的青年發展委員會，以及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當中僅青年發展委員會算是回應民調提及的青年訴求，這難免讓人懷疑今次計劃名大於實，即名義上要吸納年輕人聲音，實際卻分派他們到「不痛不癢」的諮詢組織內，令青年議政只限於討論層面，不能直接影響制定青年政策。
用人唯材還是唯親？
林鄭月娥雖然公開表示，政治立場並非當局招聘時的考慮因素。不過，青年與政府的鴻溝並非一時三刻可以拉近，立場偏黃的青年是否願意加入政府，仍是未知之數。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上月底發表最新特首民望評分，發現愈年輕的受訪者給予林鄭月娥的評分愈低，18至29歲屬青年組別的人士平均僅給林鄭50.9分，當中66%反對她出任特首。當青年對政府愈不信任，自然愈是不願意走進政府體制內，因為一旦加入便要跟隨主旋律，難以明言反對政府施政。
據去年統計處的中期人口統計，香港總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約701萬，當中18至35歲的人口約165萬，佔23.5%。今次林鄭月娥所提倡在諮詢委員會中最少15%的青年委員比例，而中策組所聘用的也不過是20至30位青年，名額顯然不符人口比例。由於能走進政府的青年只是極少數，假如受聘者中又以親政府背景人士為主，將會淪為政治酬庸「分豬肉」，也會令一眾有意加入政府卻無任何政治背景的青年卻步，失去計劃希望吸納不同聲音的原意。
首位推出具體青年政策的特首
翻查資料，港英時代已有不少與青年相關的政策，但在施政報告中真正以青年為核心的青年政策，林鄭月娥是第一人。六七暴動後，「青年」首次走進施政視野，當時政府報告書把問題歸咎年輕人，認為參與暴動的青年「缺乏適當的康樂活動」，但僅建議舉辦「新潮舞會」讓年輕人發洩旺盛精力，並在各區設立青年中心，提供多姿多采的青年活動。
至1986年，中央青年事務委員會成立，並就應否推行青年政策進行研究及諮詢，兩年後公布《青年政策報告書》，建議港府制訂包含青年發展原則的青年政策，但最後只以成立諮詢組織青年事務委員會了事。
回歸後的青年政策亦一直滲透於教育政策當中，至上屆特首梁振英，雖然一直把青年政策掛在嘴邊，但始終走不出前特首曾蔭權的套路，仍以扶助青年就學就業為主，較為亮眼的是協助青年創業的青年發展基金及協助青年計劃未來的生涯規劃，但他處理以年輕人為主要參與者的雨傘運動時，卻沒有正面回應佔領青年對改革政治體制的訴求，亦未有積極解決青年對政府施政的怨氣。
世代差異促政策思維改變
「我們認為『三業三政』反映政府在制定政策思維上的改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兒童及青年服務）姚潔玲指，「過往我們看政府很努力去推出措施，部門各自各去處理自己份內事，有時卻欠缺一個整體藍圖，究竟我們是希望如何去培育下一代？各個政策局的鴻溝是很難打破的。」
姚潔玲認為，改變是基於政府意識到青年對社會的訴求更多、對當局的要求亦更高：「這一代會有更多培育及見識世面的機會，教育令他們的思辨能力更高；與此同時他們眼見社會不公，會渴望發聲。」昔日青年可能只求溫飽，但年輕人與社會一直在進步，若要推動社會改變，政府有必要邀請年輕人一同想辦法，而不是只要求他們接受政策，「以往亦有不少青年政策推出，但為何年輕人仍然有不滿？或者是因為那些政策『搔不着癢處』。」她不禁慨嘆道。
問題與資源為本並行
中文大學生活質素研究中心今年8月公布最新的香港青年生活質素指數，顯示青年整體生活質素是2013年以來最高，但28個分項指標當中，由青年在運動參與、社會服務和對政策之影響等方面的滿意度，卻錄得五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反映青年對自身發展漸趨不滿。
姚潔玲指出，市民必然期望當自己遇到問題時，政府會出手幫忙解決，因此「三業三政」是一個很好的契機與方向，原則上以「三政」解決「三業」問題。往屆政府雖有提出針對青年的措施，但目標卻是以管理青年為本，如集中處理吸毒或雙失等問題，往往只「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未有全盤解決青年問題。從事青年工作多年的姚潔玲回望過去政府針對青年的措施，感慨地說：「當青年對升學感到迷惘，不懂得如何決定將來的路時，政府便推出生涯規劃；當年輕人自殺問題嚴重，政府便增加資源予學校提升輔導工作。」政府一直抱持家長式心態，解決青年問題永遠停留於表面，而沒有真正去理解青年的需要，即便投放多少億元也只是藥石亂投，這反映政府捉錯用神，錯判青年的需要。
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於2012年出版的《Investing in Youth Policy》，總括了亞太地區的青年政策有兩種：一種是「問題為本」，青年政策是針對青年的缺點而設，故政策多具懲罰性。另一種是「資源為本」，肯定青年是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重要資產，政策以激發青年自身的潛能而設。
那麼政府制定青年政策的思維，應該以「問題為本」還是「資源為本」呢？姚潔玲認為兩者是沒有排拒性，因為總有年輕人處於較弱勢，難以自行解決困難，「當處理問題時，我們與其只單純給予他們方法，或是邀請年輕人一同思考辦法？為何不可邀請他們參與政策的釐定，措施的設計等，這可更加貼地去滿足青年需要。」
政府誠意有待觀察
綜觀今屆政府的青年政策，均以賦予青年機會為定調，揚言為青年提供進入體制為港出謀獻策的途徑，但青年本是自主性較強、勇於發聲的一群，他們早已將對現況的不滿和未來的焦慮宣之於口，青年要的不是任官機會，而是向上流動的機會、看到前路的機會，單純邀請他們加入政府，象徵式地討好青年，只是將問題簡單化，未能解決根本問題。更甚的是，政府聲稱不論政見只談能力，但單看政府近年表現，政府的包容力之低，從取消議會參選人中可見一斑，在代議政治下政府連不同立場的青年也不能容納，難免讓人質疑政府開出的是空頭支票，無意真正將他們納入體制之內，此舉反映政府政策貫徹行政吸納政治作風，只是把對象換成青年。
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與青年同行」，洋洋灑灑寫出2,500字闡述她對青年人的期盼及青年政策，可見她有心修補與青年族群的關係。她今次提出的三項舉措，顯然是希望扭轉過往流於口號式的青年政策目標，轉化為實質的政策，不過最終能否如她在施政報告中所言，與青年人同行、擁抱希望和分享快樂，則仍然有待觀察。
上文刊載於第85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1月6日），相關文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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