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泛民十五載協調路 民動鄭宇碩:「盡做啦!」

撰文:林立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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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動力2003年至今,合共八次協調較大型泛民選舉。創辦人兼首任召集人鄭宇碩感嘆,十五載協調路挑戰多,今日成果得來不易,而是次泛民初選得以確定「311補選」代表,更是踏出一大步。泛民議會路收窄,但鄭宇碩不感絕望,反而寄語一句:「盡做啦!」今次泛民初選造成的風波,再次暴露泛民之間協調困難,也許大家應重新思考,民主派未來應該怎樣擴大團結的對象。

民主動力創辦人鄭宇碩感嘆十五載協調路挑戰多,今日成果得來不易。(吳鍾坤攝)

甫見鄭宇碩,儘管他滿面滄桑,仍笑容親切,不失活力。他2015年退下火線,將協調泛民的重擔交給年輕一代,如今只是民主動力的普通成員,但仍心繫民主。例如是次補選風波,他努力遊走於各方、參與斡旋,一如15年前的第二屆區議會選舉。那時,剛於2002年成立的民主動力初試啼聲,協調民主黨和民協開拓議席、減少撞區。

回想當年,「何俊仁和劉慧卿想我負責,咁我捱吓義氣啦。搵我都好容易理解,民主運動中我年紀較大,輩分比較高,投入時間長,1970年代尾做香港觀察社主席。而且(我)呢個人比較老,又唔會去選立會,又唔會做政黨主席,咁就去做啦。」

當年乘着反廿三條及七一大遊行之勢,民主動力於2004年促成泛民200多名候選人簽署「聯合民主政綱」,以團結各派為區選造勢。然而,臨近選舉前,甘乃威指摘聯署候選人戴卓賢是「忽然民主」,又揚言若不把戴剔出名單,就會連同「中西區民主動力」成員退出聯合名單。民主動力協調各方顧全大局,最後兩人均留在名單中,並成功取得議席,而民主派合共有174人當選,與取得189席的建制派相當。

泛民黨派缺權威制約

不過,像首場般的「顧全大局」,在往後的協調路上,已不可多見,因為泛民協調只靠道德及輿論規範,一旦候選人或政黨退出,機制就失效,加上民主派內部的衝突,亦往往令協調受到挑戰。例如2004年立法會選舉,經過大半年協調得出的名單,曾被中大學者蔡子強批評過分高估泛民實力,更諷刺是,名單不消一天就因民協廖成利棄選九龍東而生變,最後泛民僅取18個直選議席。鄭宇碩當時曾慨嘆,民主派選舉機器落後。至2010年「五區公投」,由於民主黨主張與政府談判,鄭家富指摘其沒有積極參與公投,與廿多名改革派退黨自組新民主同盟;到2011年區議會選舉,社民連因不滿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退出協調機制,人民力量更發起「票債票償」,狙擊民主黨行動。

談及民主動力一路走來的風風雨雨,鄭宇碩的言語中略帶無力感。他直言,協調至今的成果得來不易,泛民亦的確曾團結不足,又缺乏核心政治人物的領導,甚至有部分派別,不認同泛民的基本信念,發起狙擊民主派的意識形態之爭等等,這已不是協調機制所能涵蓋的範圍。儘管如此,他仍希望泛民各黨盡力而為,理性商議協調爭取更多議席,至於要如何吸納不同政治光譜,就要透過接觸而互相了解。他舉例,當初社民連由攻擊民主黨,到後期大家互相理解,甚至達成協議,作資訊交流等,這都顯示泛民各黨派推動民主的方向仍然一致。

民動前召集人、現任執委的蔡耀昌指協調泛民最大困難在於領導各政黨作一共同決定。(資料圖片/鄭劍峰攝)

說起協調的艱困,曾於2010年擔任民主動力召集人、現任執委的蔡耀昌也指,協調最大困難在於每個政黨,雖然均有委員會及執委會等核心組織,卻沒任何機制可約束這些組織,或領導各組織作一個共同決定,而每一次協調都是基於過往的基本共識作依據,即使有人不遵守,也毋須問責。雖然如此,蔡耀昌態度仍然樂觀,他相信,民主動力並非完全被動,該機制運行了十多年,有一定的信譽,又得到泛民共識和市民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可制約拒絕「坐低傾」的人。
  
泛民協調目的是集中力量對抗建制,卻一直事與願違,即使有聯合組織出現,也未能大幅扭轉兩級議會的劣勢。以2007年區選為例,泛民組成「泛民區選同盟」,派出超過200人參選,將「撞區」數目由30個減至7個,但最終民主派仍是兵敗如山倒,所得議席由2003年的174席銳減至109席,就連當時負責協調選舉的蔡耀昌,也不敵新論壇的龐愛蘭。

 

2016年立法會選舉,泛民過多候選人同區參戰,工黨李卓人(中)最終飲恨,連任失敗。(資料圖片/黃永俊攝)

本土派崛起吸納傳統泛民票源

協調過程和戰績不似預期,某程度上是由於「龍頭大佬」民主黨萎縮,加上新興民主黨派及本土派崛起,吸納傳統泛民票源所致;因此,擴闊政治光譜是泛民協調的新方向。鄭宇碩以2015年區議會選舉為例,當時泛民曾與俗稱「傘兵」的傘運組織成員協商,成功減少「撞區」數目至六個。蔡耀昌則認為,協調的目的是找出最具廣泛認可的代表,民主動力可利用平台統合各派意見,和將他們納入初選機制。不過,有人曾批評協調是為民主黨服務,以增加其選舉勝算,但鄭宇碩否認此說,指參與協調的組織,在過程中也是平起平坐,均有一票否決權,加上「第一共識就是不挑戰現任區議員,區選議席較少的小黨有優先選區權利,民主黨等大黨在協調機制下沒有優勢」。

翻查民主動力的協調工作,區議會選舉成績似乎比立法會選舉成功得多。鄭宇碩解釋,區議會是「單議席單票制」,不論候選人票數相差多少,都是勝者全取一個議席,但立法會是「比例代表制」,即按參選名單的得票比例分配比例相若的議席數目,故可能出現得票率與議席數目不成比例的情況;理論上,只要泛民各名單配票得宜,即使沒有取得最多選票,也可取得議席。然而,要精準配票,又談何容易?例如2004年立法會選舉,即使泛民在港島區獲得逾20萬票,遠超建制派的14萬票,但民建聯蔡素玉仍以800多票些微之差擊敗排在余若薇名單第二位的何秀蘭,取得議席。回想「甩轆」往事,鄭宇碩笑言是泛民各黨過於「禮讓」所致;但其實當時,是源於「余何配」的鑽石名單具強大吸票力,導致多個民調顯示排在民主黨楊森名單第二位的李柱銘有機會落敗,民主黨因而大打「告急牌」,何秀蘭便與議席擦肩而過,當時鄭宇碩曾批評,有政黨動輒「告急」,打亂了整體部署。

須拓議會外力量支援

繼後的立法會選舉,仍然呈現泛民政黨互相狙擊、同區混戰的亂象。例如2016年立法會選舉,民主黨尹兆堅、民協馮檢基、街工黃潤達等同一區出選,以致何君堯以數千票之差擊敗工黨李卓人。港大法律學者、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的「雷動計劃」,便是基於立法會議席投票制度制定「策略選民」,但最終效果不彰。

至於是次因「311補選」而衍生的泛民初選,也並非什麼新鮮事,早在2007年期間,時任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馬力病逝,泛民為取得該補選議席,經協調後舉行初選,最終由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勝出,代表泛民參選。與之不同是,現時政治局面已有重大轉變,特區政府出擊遞奪議員議席,導致泛民抗爭方式收窄,甚至要制訂相應的替補方案。

港大社科院講師丘梓勤指出,泛民議會抗爭之路愈來愈難走,議政空間不斷收縮,泛民要更大程度在公民社會和非政治層面,擴大社會自主性,例如在文化、宗教等專業層面、區內自發組織監督政府,增強社會上非建制派的力量,以支援現時的議會路線,以確立日後民主運動方向。雖然泛民議會路收窄,未來更難走,但鄭宇碩不感絕望,反而寄語一句:「盡做啦!」

上文節錄自第98期《香港01》周報(2018年2月5日)《泛民十五載協調路逆難而上 民主動力鄭宇碩:「盡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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