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周年的國慶日（10月1日），回望我們自強不息的奮鬥史，相信沒有一個中國人會不自豪——從一個積貧積弱、百廢待興的落後國家，發展成為擺脫了絕對貧困問題、擁有着全部工業門類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正在以自信昂揚的姿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為有着一種勇於直面問題、勇於修正錯誤、勇於尋求突破的自我改革精神，年近「八旬」的國家顯得朝氣蓬勃，不僅能夠與時俱進，而且可以走在時代前列，引領全球發展變局。然而，當我們將視線拉回香港特區，難免產生一種反差感，因為一群上了年紀的傳統精英，以及那個港英遺留的官僚體系，正陷入了一種「停在過去」的迷茫，不知何去何從。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選委界馬逢國等資深建制派議員宣布不再競逐連任，引發政圈討論其餘10名「七旬一代」會否相繼退位讓賢。不過，真正決定他們去留的，或許不是生理年齡的「老化」，而是從政思維和治理意識的「過時」。香港的傳統精英，不管是行政機關還是立法機構的，不論是來自政界還是商界的，他們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大多是在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中所鑄就的。那個時代，有其特定的政治對立格局、經濟發展模式和文化優越心理。而他們在那套舊秩序中如魚得水，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和管治技巧。

然而，新時代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沖刷着那套舊秩序的根基。政治上，「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使得昔日那套以對抗為核心的議會生態蕩然無存；經濟上，「新質生產力」的衝擊和「全球產業鏈」的重構，正深刻地挑戰着香港的傳統優勢和發展慣性；文化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持續完善，也要求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不斷自我改進，更加公平正義。舊地圖自然無法指引新航程，但不少精英卻選擇以不變應萬變。

有些人，在少了「反對派」之後，就變成了徹底的「應聲蟲」，對如何解決自由市場機制的失調、財富分配結構的失衡、市民生活品質的下降和社會集體焦慮的累積等老問題束手無策。還有些人，選擇退守與觀望，口號喊得響亮，行動卻很畏縮，害怕改革觸動既有利益的格局，動搖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石。於是，有了這樣一個弔詭的現象：當國家以宏大的視野，清晰地擘畫着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路徑時，香港的每一步都充滿了猶豫和爭論。

為什麼「年近八旬」的國家，顯得比「正值壯年」的香港特區，還要年輕、更富活力？

因為國家勇於直面問題，香港卻習於繞過問題。 「改革開放」至今，國家從未迴避過自身的深層次矛盾，從國企改革的「下崗潮」陣痛，到「壯士斷腕式」的反腐鬥爭和環境治理，無一不體現出向死而生的巨大魄力。反觀香港，單單以房屋問題為例，面對全世界失控的樓價炒賣難題、面對「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的發達城市哀歌，那些管治精英依然堅持那套以置業為主導的房屋政策，有意抑制公營房屋供應，長期讓地產商家予取予求，導致越來越多人無法擁有安身之所，如今甚至出現要「夠窮」才能不被「迫遷」的公屋悲劇。他們的選擇很明確，任何可能動搖土地利益格局、挑戰既有規劃思維的大膽方案，都會輕易地在無休止的「利益拉扯」和「程序迷宮」中被消磨殆盡。

因為國家勇於修正錯誤，香港卻囿於路徑依賴。 國家的發展道路，從來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個不斷試錯、不斷修正的過程。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粗方式增長」到「高質量發展」——每一次路線調整，都是一次痛苦而深刻的自我揚棄，需要大膽破除舊有思想、放棄舊有方法、改變舊有路線；也正是這種不斷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勇氣，才讓國家始終保持活力，得以擺脫一個又一個困境，抓住一個又一個歷史機遇。而香港呢？面對第三次社會大轉型，卻表現出極為固化的思維定式和永不認錯的防禦心態——每一次出了問題，官僚體系就會搬出所謂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規，卻無法識別有關工具早就不合時宜，更不願意承認他們引以為傲的「程序正義」已經淪為「成果不公」。正是這種自我感覺良好，使得從「主要官員問責制」到「部門首長責任制」都形同虛設。

因為國家勇於尋求突破，香港卻安於坐吃山空。 面對「科技封鎖」，國家仍能憑藉全球最完整工業體系、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並且在5G發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等製造業核心競爭力領域實現「彎道超車」；面對「去全球化」，國家先是提出促進各國發展戰略對接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後又陸續提出多項公共產品，堅持國際秩序公平正義、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已然成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重要力量。至於香港一些傳統精英，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只會反覆強調香港在金融和法律等方面的傳統優勢，對如何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點總是缺乏足夠的想像力與行動力，甚至堅持政府不能干預市場運作的自由放任經濟，遲遲不願規劃產業政策，導致香港落後多少創新競賽，直到現屆政府上場之後、在中央治港體系的建言之下，才有了明顯的積極的轉向。

可以說，若是敢於革新、擁抱未來、不斷學習，那麼無論年齡多大，都是年輕氣盛的；反之，那些思想僵化、固步自封、沉溺過去的，即便年華正好，也已是暮氣沉沉了。特首李家超上任以來，確實非常努力帶領治港階層提高治理能力、改善治理效能。接下來，他能否領導傳統精英和官僚體系勇敢改革、破舊迎新，將是香港可否浴火重生、煥發活力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