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連結｜月娥凝聚民意群聚集會挑戰廠商？香港1970年代左翼小說全劇透】

據法國左翼思想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指出，在資本主義裡，一切的地理空間，都成了（社會）生產的場所，空間不單是生產活動發生的場地，而是在資本主義的系統裡，「空間」本身也將會被生產和再生產。

文：《新蒲崗地文印記》編輯　｜　來自《新蒲崗地文印記》「香港三部曲」中空間性的社會關係

一般來說，人們使用一個地方詞彙，例如飯店、酒樓、銀行， 目的是為了與其他地點進行區分，所謂飯店，就是不同於酒樓和銀行， 供旅客住宿的場所。人們為生活中的地點下定義，往往就是建立一種語言符碼，為某個地方界定其社會功能。而列斐伏爾更指出，各種社會空間能開始產生規範性的秩序，也是由於人類的語言開始運作。

書籍簡介｜本書整合了多個新蒲崗地誌文學作品，以多個面向切入，糅合了文學賞析與文化理論，呈現出新蒲崗在推動香港工業發展的重要角色，以及相關地誌文學在香港文學史上的位置。新蒲崗這個小社區是香港社會的縮影。編者引領讀者穿越到上世紀的香港，在地誌文學作品中尋覓歷史的足跡，本土文化情懷躍然紙上。

香港作家筆下的月娥與空間

空間可以被作家閱讀或解碼，就意味著， 這個空間早已經過一系列的象徵過程而被社會了解，而這種語言、這種規範性秩序，才是讓資本主義生產機制順利運作背後的文化邏輯。由此觀之，無論是惡托邦式的現實描寫，還是烏托邦式的敘事時間觀，小說能否充分地呈現地理空間背後的種種象徵、符號特質，比單純地否定或肯定香港的社會環境，更能成為理解這種左翼文學價值取向的重要準則。

書名｜新蒲崗地文印記
出版｜水煮魚文化（2018.07）

工廠，這個代表香港戰後勞工階層的社會空間，其所產出的，既包含被生產的東西──香港的製造業出口產品，亦指涉各種包圍著他們共存和共時的社會關係。列斐伏爾稱這些社會關係為空間性，並由「空間實踐」、「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三種面向所形成，而這些空間的歷史，則存在於它們之間各種對立統一的辯證動態過程。

敘事者講述月娥和旺娣在木屋區的維生狀況

「空間再現」是指一種透過專業知識、規劃理性的概念所塑造而成的空間特質，一方面雖然聯繫生產關係，另一方面也與控制知識、符號及符碼、控制解讀空間的方法相關。這個概念空間依靠符號系統與規範論述建立起來，知性面向很強，主導著社會秩序的推行。「再現空間」則是透過意象或象徵、直接生活出來的空間，既是居民的實際生活環境，也是文學家經營的創造所在。「空間實踐」則是透過人的介入，把以上兩種面向混淆、不斷修改的過程。

小說常借用基層工友之口，對社會提出種種帶有左翼角度的控訴，接著敘事者更透過故事的推進，以第一身全知觀點，進一步分析資本主義的剝削模式，如何透過當年香港基層市民的生活空間而構成，例如在小說前部分，談到月娥和旺娣所住的木屋區，作者花了不少篇幅描寫當時婦孺老少在居所進行的剪水口工序——

對門何家，老人家年老力衰而小孩子又多又上不起學，房子裡「推」（按：應作堆）滿了這種半成品的膠料呀碎布呀甚麼的，簡直變成了貨倉，走路時要把貨物撥開才可以插腳。徙置區比木屋區略勝一籌，因為徙置區到底還有一條公共走廊和樓梯間，是大家有默契作為公共工場用的地方。

利用家庭式手工業的傳統基礎和習慣，把工業上最浪費人力和最浪費廠房的工作，例如塑膠業的剪水口，製衣、製鞋、製手套手袋以及小五金業的某些瑣屑加工，把它從工廠轉移到木屋區徙置區去。經過一層中間剝削者的手，由一些承辦包工的工頭用大貨車把這些貨物運去發落，用打發小孩子買糖吃的代價去解｢决｣（按：應作決）了一個很令廠家頭痛的問題。這可算得是一樁大發明，既合經濟打算， 又可免觸犯童工制度及迫使老年人工作的不人道指責。有些「無煙囪的工廠」，索性購買半成品分發出去加工，不僅不需要煙囪，簡直不需要廠房。但這種小國寡民的小局面，肯定捱受不起大魚吃小魚的風浪。官府工廠數字上今天關閉五千明天開業一萬的皆大歡喜宣傳資料，主要就是拿這些小魚小蝦裝飾門面。認眞値得誇讚的應該是製衣業。除了權威的恤衫廠牧童褲一類大廠外，一般時裝女服大中小廠都盛行一部分甚至全部貨物分發外出，整件完成。女紅本來是中國婦女專長，所以製衣廠的化整為零經營方法非常成功。旺季趕貨自然有人肯賣命晝夜兼程開工，八小時工制或甚麼保護婦女童及的。

——伍蘩：《香港啊香港》（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5 年），頁169-170。

敘事者本就講述月娥和旺娣在木屋區的維生狀況，卻透過引入木屋區與徙置區有否「公共走廊」的比較，引出當時的工廠經營者如何利用「家庭式手工業」的市民傳統，以及「打發小孩子買糖吃的代價」，把「工業上最浪費人力和最浪費廠房的工作」外判至這些基層市民的居住空間之中，敘事者戲稱此為「一樁大發明」，一方面指出了這本源於廠方用以牟利的規劃理性，但與此同時，敘事者的那種略帶距離的視點，以及對木屋區生活環境的仔細鋪陳，又讓人想到，這種所謂的剝削模式，是透過一種存在於這些家庭裡的規範性秩序才可達成。而這種規範性秩序，一方面來自基層市民的傳統生活習慣，另一方面，亦得透過木屋區或徙置區生活空間的佔用，才能順暢運作。

月娥與膠料碎布

當敘事者提到，這些就連公共走廊和樓梯間也沒有的木屋區住宅，皆堆滿了這種「半成品的膠料呀碎布呀甚麼的，簡直變成了貨倉」，我們就得發現，這個「貨倉」原該是工廠的一個部分，卻入侵了這些基層家庭的住宅之中，正指出了當時的木屋區，如何被這種工廠外判工序所「異化」，而這個異化過程，同時是透過空間再現的邏輯，把工廠空間「分發外出」。

正如列斐伏爾指出，空間不僅被社會關係所支持，也生產社會關係和被社會關係再生產，就是資本家對於居民生活習性有了概念性的把握， 這種把「貨倉」生產至基層家庭的外判工模式才能實行。如此敘事者在小說裡，正好把這個空間再現的手段清楚呈現出來。敘事者既突顯了當時的文化邏輯，更尖銳地指出了殖民年代香港市民生活的空間自主問題。

除了指出當時空間再現的邏輯如何在基層住所裡出現，在上面提及的李氏塑膠廠裡，敘事者的描述則近於再現空間──透過描寫工人親身經驗的工作環境，在小說裡，敘事者亦記錄了工人當年在工廠工作時所經驗到的意象和象徵，如此讀者讀到的，不單是抽象的空間規劃，同時亦把當時工人的經驗空間，準確地以文字保存下來；舉個例說，當敘事者提到九樓噴色部時，著眼到職工在接駁風喉時不小心讓一根高壓力的風喉脫了節，敘事者用「活像一條發怒的蛇那樣來回反彈著，廝打著」，來形容這條失控的一段軟膠管子。

工人文化書寫中的再現空間

然而這些屬於資本家規訓人民的空間再現和屬人民生活本真的再現空間，在小說的呈現裡，並不是截然二分的，反之，它們往往在同一個場景裡互相滲透。以下則以敘事者對五樓的描述詳細說明：

五樓是裝嵌部的一個工場。全層一萬多呎地，兩三百工人排成一列一列。每一列人伴著一條不斷移動的輸送帶，這就配成一條生產線。每一生產線有一名線長。每三條線有一名組長，來回走動張羅著。辦公處櫃台上並排坐了幾個管理日常事務的人員，現在倒有點投閒置散似的，只難為了臨時掌管司令台的見習工程師，忙得滿頭大汗。品質檢查人員來回走。還有手抱厚本子的統計部人員柯迪他們幾個，也在幾層樓之間爬上爬下。偌大一層樓就只這些個人走動一下，可算靜得有點怕人。機械的音響是不大的，這裡沒有重機器。每個工人一手拿著一枝比螺絲刀大不了多少的器械，另一手拿螺絲釘。他們在每一件經過自己面前的塑膠玩具車殼上，把螺絲釘放上，又拿器械往螺絲釘的釘頭上一按，同時通電流。螺絲釘立刻旋進去。把車殼釘牢。全部過程在一秒鐘以下。工程師眼也不眨一眨地看著秒錶，同時用筆在紙上計算一秒鐘的若干十分之一速度的數字出入。這工作是不算吃力的，或者根本用不著體力。所以幹久了不見得不會比寫字樓白領們更文弱。工廠樓宇全靠電力照明，偶然停電時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們在日出之前離家， 在日沒時回家。太陽照在別人頭上時他們在電光管下過日子。回家後他們在燈火下面打發他們的自由時間，太陽對於他們是奢侈品。工場沒有空氣調節設備。冬天也有大部分時候用得著電風扇，夏天把全部電風扇開盡也流汗的。鄰近漂染廠的硫化物氣味或五金廠的強酸味，依著不同風向輪流吹進工場裡。塑膠廠本身最要命的氣味是溶劑和哥羅「方」（按：應作芳），初入行的人簡直會窒息。抵擋不住這氣味的新手，唯一的辦法是把萬靈藥油塗一點在鼻子下面。不過在實行利用輸送帶後，搽藥油的時間是沒有的。搽一次藥油可能「躭」（按：應作耽）誤了兩三秒時間，那末秩序會亂的。在還沒有實行這新制度以前，需要加工的半成品用手車推送到工人面前，加工完竣另有人推著車子收走。工作者的雙手起碼有一半受自己的意志控制，不像現在那樣完全任由輸送帶去支配。從前他們還有一點自由走幾步去擰開龍頭斟茶、上洗手間或搽藥油。

——伍蘩：《香港啊香港》（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5 年），頁120-121。

這個段落中，一開首說明全層工廠的面積、生產線的分工，以及不同崗位的工人的行動，這都涉及這個空間的符號系統，和完成既定工序的規範化行為，此屬再現空間的範圍，接下來提到廠房裡的燈光，都屬空間再現的範疇，但到了工人們「太陽照在別人頭上時他們在電光管下過日子。回家後他們在燈火下面打發他們的自由時間，太陽對於他們是奢侈品」等句子，則是取材自工人的實際身體經驗，接著敘事者再提到工人在這層廠房裡感受到的溫度和呼吸到的氣味，又提到「夏天把全部電風扇開盡也流汗」、「塑膠廠本身最要命的氣味是溶劑和哥羅方（芳）， 初入行的人簡直會窒息。抵擋不住這氣味的新手，唯一的辦法是把萬靈藥油塗一點在鼻子下面」幾段文字，都必須對工人的生活有深切體會， 才能描寫出來。在這個部分裡，敘事者對工廠的描寫層層推進，由工廠的再現空間深入工人的空間再現，讓讀者感覺到兩種空間層次分明，之間的歷史張力並不強烈。但敘述延伸下去，涉及工廠裡一些離開生產工序，日常生活所需的小角落，卻從工人和空間紀律之間的矛盾中，體現出另一層的歷史動態：

進洗手間主要的享受是抽煙，第一個人抽完了出去，第二個人立刻進來塡補他的遺缺。牆上有「禁止吸煙」的標語，「止」字被人用箱頭筆改成一個「不」字。每逢淡季裁人的時候，人事部照例奉令派人到各樓洗手間抽查偷偷吸煙的人，這比警察抄車牌和捉拿阻街小販容易得多。不過，受命執行這警察任務的人，幾乎要向人事部主任提出派保鑣護駕呢。

——伍蘩：《香港啊香港》（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5 年），頁122。

在伍蘩的敘述裡，明顯刻意描寫一些工廠守則無法規管的行為，這些行為是透過靠工人的日常需要，漸漸實踐出來。這跟傳統左翼文學褒揚的革命行動無關，那全基於工人的生活感覺，以其慾望本能體現出來，一種無名的、非戲劇化的日常行為。或用更準確的說法，小說在控訴工廠環境對工人勞役之同時，敘事者更有意無意地透過描寫工人的違規行為， 從再現空間和空間再現的衝突之間，試圖呈現當時工人的空間實踐，紀錄了當時工廠區的社會動態。

破除典型烏托邦敘事時間觀

前段提過的烏托邦的敘事時間觀，在這部小說裡並無明確的痕跡。故事的主旨終究只能強調工人在這種空間生產的權力機制中顯得十分無力，既不能反抗這種規劃秩序，亦不能透過基層社群的連結，成功建立出一種異質的生活空間。故事無論如何發展，那些基層勞動者只能不斷遭遇挫敗，成為既得利益者的犧牲品。

然而，由於其社會分析和繁複的空間性呈現，故事在肯定現實的無力感之同時，仍比同期的任何一部香港小說，更為準確地論述了新蒲崗的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由此本篇考挖出的地誌文學深度，正好讓讀者發現，原來那些在冷戰年代帶有意識形態傾向的左翼小說敘事，在繼承早期新蒲崗地誌文學的地方感之同時，更有助於了解往後新蒲崗地誌文學的演變。

隨著香港九七主權移交，殖民地的經濟模式進入全球一體化的網絡，回歸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空間進一步陷入均質化的規管秩序中。雖然今日，香港的基層市民生活方式跟伍蘩那個年代已截然不同，但若然讀者能充分了解這個左翼批判的傳統，就能更為具體地明白到， 資本主義下的空間政治為何一直與香港文學中的地方認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小結：本章在梳理新蒲崗地誌文學的左翼脈絡同時，把伍蘩「香港三部曲」中的《香港啊香港》置放於一個左翼文化批判的理論框架內，由此指出空間政治的概念有助於分析新蒲崗文學的歷史傳承，不單在地景和地方描寫，甚至在地方的社會結構、地方感方面的轉化，可見七〇年代這部不太受文學史家注意的小說，在承先啟後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出版社授權轉載，大小標題由編輯擬寫。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