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高度內捲的社會，愈來愈多年輕人開始探討「躺平」、「低慾望」與「退出競爭」的可能。在這樣的環境下，記錄底層勞動日常的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意外成為了精準擊中大眾痛點的文本。

作者胡安焉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壇中人」。他1979年生於廣州，中專學歷，二十年間輾轉於廣州、南寧、大理、上海、北京等城市，做過酒店服務生、加油站工人、漫畫社學徒、女裝店主、便利店店員、自行車銷售、快遞員、夜班揀貨員，前後共十九份工作。直到2020年疫情期間，他將自己在德邦物流上夜班的一段經歷寫成長文發在豆瓣，意外引爆網絡，繼而由浦睿文化結集為《我在北京送快遞》一書，於2023年出版。

《我在北京送快遞》的豆瓣評論區累積近兩萬條留言，有讀者形容它是「能讓每一位打工人都能夠有共鳴的紀實文學」。胡安焉自己則對法新社說，做快遞員時他「一直覺得自己像個廢物」，是「通過寫作，才找到了自我價值」。

這本帶有自傳性質的非虛構作品在出版當年便被評為三聯行讀圖書獎年度作品、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作品，並登上豆瓣「2023年年度圖書榜單」榜首。據出版方數據，該書自2023年面世以來已在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售出約二百萬冊，英文版於2025年10月發行，法文版亦於2026年1月面世。

早前三月香港國際文學節時，胡安焉受邀來港舉辦講座，我們也特別邀請他談談香港節奏與內地大城市的相似、談南寧那兩年作為人生分水嶺的女裝店歲月、談計件工資與演算法、談「躺平」與「退出」的微妙差異，也談文學在他生命中位置的轉變。

Q：這次受邀來參加香港國際文學節，這裏的「打工人」節奏會讓你想起以前在上海或北京的日子嗎？現在成為全職作家後，文學對你的意義有發生改變嗎？

A：香港是一個追求效率的快節奏城市，人口密度大，生活壓力重，在工作日裏，尤其是在早上，街上的行人腳步匆匆，這一點和內地的大城市很像。過去曾經有很長一段時期，文學和寫作對我來說是對抗現實、建立精神寄托和自我實現的途徑。很明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我得到了遠超我預期的認可和肯定。接下來文學對我來說可能會變得更接近於愛好，我對它無所求，也不再有執念，只是體驗和享受它。我不會留在「文壇」裏，這是肯定的，我也不認為自己是全職作家，只要經濟條件允許，我更喜歡銷聲匿跡。

Q：你在20年間換了19份工作，如果現在回想，哪一段打工經歷依然是你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A：如果只能說一段，那2007年到2009年在南寧開女裝店的經歷最刻骨銘心。一方面我很不適應商場的競爭，做得非常痛苦；另一方面這段經歷也成為我人生的分水嶺。在2009年之前，我大體上仍然朝著和大多數人相似的人生方向努力。而在2009年之後我覺得可以接受自己的人生和身邊大多數人不一樣，甚至被別人視為邊緣分子、異類。

Q：外賣或快遞常被包裝成具備「自由度」的職業，但你曾指出過這是一種錯覺。在你看來，「計件工資」與演算法制度是如何將勞動者的「自我剝削」變得合理化的？

A：很多人會把送快遞和送外賣混為一談，兩者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很多差異的地方。在中國內地，外賣平台出現的時間遠比快遞行業晚，和Uber之類的網約車平台一樣，屬於典型的平台經濟，從業者大多是零工、散工、兼職，在App上註冊後就能接單，不受到考勤和績效的約束，也沒有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就此而言，這確實是比較「自由」的勞務形式，既可以像全職一樣從事，也可以把它作為一種過渡或兼職。

而快遞員是標準的全職工作，有嚴格的考勤和績效要求，我任職過的三家快遞公司，都和我簽訂了正式的勞動合同，並為我購買了五險。在外賣平台，假如你想多賺錢，可以自主提高工作時長，而假如想躺平，每天只送一單也沒有問題。但快遞工作沒有這麼大的自由度，我們在入職後會分到一片自己負責的區域，這片區域的訂單量幾乎是固定的，假如我們想多賺錢，增加工作時間並沒有用，反過來，我們也不能躺平，每天必須把自己負責區域的快件全部處理完才能下班。這個問題其實主要針對外賣平台的情況，而我沒有做過外賣平台，不是這個問題最合適的回答者。

Q：當下宏觀經濟面臨挑戰，就業市場緊縮。你曾共事過的工友或快遞同行們，現在處境如何？你是否感覺到，時代的寒冬對邊緣群體的打擊比以往來得更猛烈？

A：我和從前的同事很久沒有聯繫了，不清楚他們中大多數人的情況，但快遞員可能不屬於社會的邊緣群體，雖然快遞員收入不算高，但仍然高於平均收入水平。比如我從網上查到，北京市2019年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7,756元，其中工資性收入佔41,214元。而當年我在品駿快遞的工資性收入，在刨除所得稅和強制社保繳納部分後，可支配部分超過8萬元。不過當然，快遞工作的強度大、工時長，我沒有辦法同時從事別的兼職，也沒有工資以外的投資收入。其實我有一個感覺，宏觀性的經濟衰弱，對大多數行業的衝擊力度差不多，只是低收入群體的積蓄往往更少、投資理財的能力更弱，一旦工作方面遇到挫折，個人財務狀況就立即捉襟見肘。

Q：騎著三輪車穿梭於北京的高檔小區與城中村之間，這種巨大的空間與階層落差，對當時的你意味著什麼？對你而言，北京這座超級城市是冷酷的還是包容的？

A：我在北京從事快遞工作時已經40歲了，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是長年累月建立的，並不會因為在快遞工作中的見聞就大受震撼或刷新認知。雖然我負責的小區有的比較高檔，有的比較破落，但總的來說差距不會很誇張。比如2018年到2019年，我在品駿快遞負責的區域，最貴的一個小區今天二手掛牌均價是5.2萬元/平方米，而最便宜的一個小區是2萬元/平方米。當然，北京肯定也有很貴的小區，但那是少數，我接觸不到，而且即使接觸到，可能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觸，這對我並不意味著什麼。我覺得北京總的來說是包容的，這個問題要對比來回答，如果你不挑剔，北京有很多工作機會，但相應的生活成本也比較高，對於中低收入的人群來說，可能很難享有舒適的生活。而在小一點的城市，工作可能比較難找，工資也會比較低，但生活成本也低。

Q：你的讀者多為城市白領和中產階級，會不會擔心自己經歷的真實經驗，在某種程度上會轉化為了供人消費的「底層景觀」？你在底層看到的「真實生活」，與主流中產階級的認知最大的斷層在哪裡？

A：有次我參加一個主題討論會，和我同席的一位高校老師說，他在上海高校拿的工資，還沒有我在北京送快遞的工資高。我相信在中國的二三四線城市，很多白領的收入未必有我當年高。至於中產階級，我的讀者裏當然會有中產階級，但比例應該不高。中產階級有更豐富的消費選擇，「底層景觀」可能不是他們的主要興趣。事實上，通過網上的讀者反饋，以及我在線下參加活動時的觀察，我的讀者主要是些年輕人，二十幾歲，剛踏入社會沒幾年，對工作懷有困惑、對社會心存怯懼、對人生感到迷茫，甚至還有相當多讀者是在校學生。中產階級這個概念是從西方引入的，在中國內地並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清楚達到什麼條件才算是中產階級。而且中產階級不是一個有著一致認知的群體，有些人發了財，但整體認知水平不高，僅僅在賺錢這件事上有些心得，或掌握了某些方法門路，這種情況似乎很普遍。如果真的有「主流中產階級的認知」，那我也不清楚其到底是什麼。

Q：《我在北京送快遞》最打動人的是極度冷靜、克制的敘事語氣。面對那些不公和壓榨，你為何刻意收斂了憤怒，選擇了這種平實白描？

A：我沒有刻意收斂憤怒，因為這本回憶錄是事後的記錄，那些讓我憤怒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幾個月或幾年，憤怒早就已經消散了，我在動筆的時候內心是平靜的，假如專門去還原那些憤怒，感覺反倒更像刻意，甚至接近於表演。但是，我不是沒有寫下我曾經有過的憤怒，有些客戶對我不公正，明明自己犯的錯，卻把責任推到我身上，讓我蒙受損失，我有寫我當時「被氣炸了」，並且在手機裏記下了他們的姓名、電話和地址，準備將來離職後去找他們算帳。

Q：外界給你貼滿了「素人作家」、「快遞小哥」等標籤，你覺得這些標籤是幫助你的聲音被聽見，還是反而是一種局限？

A：兩者兼而有之，開始時我會澄清，後來發覺沒有用，讀者和公眾的認知是一個既有的框架，我只能被塞到既有的最接近的分類裏，因為這個世界太豐富、複雜，人的生命和精力都有限，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時間、耐心和興趣，去一一甄別每一件事物，去了解它們的細微區別和獨特性。

Q：面對龐大的社會結構問題，你覺得非虛構寫作的力量與邊界分別在哪裡？對於那些依然在流水線上、在送外賣的勞動者來說，文學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A：這個問題超出了我的能力，而且非虛構也不是一個題材或體裁概念，比如遊記、日記、自傳、信札等，都被歸入非虛構範疇，我無法針對整體的非虛構寫作回答這個問題，但對我個人來說，寫自己的經歷和感想，最重要的是說真話，說事實，不能說謊。因為《我在北京送快遞》是一本打工自傳，不涉及對他人的採寫，不進行社評或理論結構，不輸出觀點或主張，所以我沒有專門考慮過邊界的問題。對於大多數依然在流水線上，或在送著外賣的勞動者來說，文學可能不是迫切或首要的事情，但文學對所有人都開放。

Q：當下很多年輕人高喊「躺平」和「反內捲」，作為一個早早實踐低慾望生活、主動退出競爭的人，你覺得自己的「退」和當下年輕人的「躺」，在底色上是一回事嗎？

A：我覺得有點接近，我是在30歲之後，認識到自己再怎麼奮鬥，也很難趕上身邊的同齡人——從一開始我就落後了，這種差距還越拉越大——而且他們的生活內容和追求對我也缺少吸引力，我只是出於從眾心理才盲目地朝著大多數人努力的方向努力，這個過程對我來說充滿痛苦，同時我也清楚即使自己做到了也不會真的快樂。但低慾望對我來說，不是後來培養的能力，而是自小養成的，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優勢」，我知道有很多人難以克制自己的慾望和好勝心，那麼「躺平」也就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