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征服、隱形或可見的暴力，從來不必等到歷史登場才會發生。

周四晚上7點，理想國（naive）咖啡廳已經坐滿了人。有人手裏攥著一本剛買的《凱羅斯》（Kairos），有人是特意從外地趕來的大學生，有人用德語在手機上提前寫好問題，準備一會提問。

59歲德國作家燕妮（Jenny Erpenbeck）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候選人：

等到59歲的燕妮・埃彭貝克（Jenny Erpenbeck）真正出現的那一刻，掌聲熱烈響起，很多人舉起手機，歡迎這位從德國遠道而來的文學偶像。

這是燕妮第一次來中國，她講話直接、利落，有一種不容錯過的感染力。

她剛剛在上海逛了兩天，去了靜安寺、豫園和朱家角。她毫不掩飾自己對上海的喜愛，說這裏繁華、時髦、現代化，比生活了大半輩子的柏林更熱鬧和乾淨。

2024年，燕妮・埃彭貝克憑藉長篇小說《凱羅斯》獲得國際布克獎（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成為該獎歷史上第一位獲獎的德國作家。許多歐洲文學評論界人士認為她是競選諾貝爾文學獎最有力的候選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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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學評論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認為她是「這一代最傑出、最重要的德語小說家」。《愛爾蘭時報》（The Irish Times）的記者艾琳・貝特斯比，則盛讚她的作品是「令人生畏的天才之作」。

活動開始前，我和她在咖啡廳二樓聊了聊，從上海的老城、地鐵，到柏林圍牆後的東德記憶，再到自由與寫作，她談得直接、清醒，也始終保持著作家的審慎。

無關政治寓言　最重要的是權力遊戲

《凱羅斯》講的是兩德統一前夕的東柏林，一段持續數年的秘密戀情。已婚的中年作家漢斯與19歲的女孩卡塔琳娜相遇、糾纏，故事一路延伸到柏林圍牆倒塌之後。

當晚的對話主持人是華東師範大學比較文學系副教授王凡柯，她對《凱羅斯》的解讀，比大多數流傳甚廣的說法都要犀利得多。

自這本書出版以來，圍繞它最主流的解讀方式，幾乎都指向政治寓言。一個中年男人與一個年輕女孩的關係，被讀作東西德歷史、意識形態更迭、乃至整個冷戰格局的隱喻。

中國的讀者討論它時，也習慣性地把男女主人公的關係，視為柏林圍牆倒塌前後德國命運的縮影。

王凡柯卻在現場提出了一個幾乎相反的判斷，她認為這兩條線之所以能夠交織在一起，恰恰是因為私人的情感關係本身就像一場政治敘事——控制、征服、隱形或可見的暴力，從來不必等到歷史登場才會發生。

燕妮・埃彭貝克的回應印證了王凡柯的判斷。政治背景固然存在，卻不是她真正想要抵達的核心。她更在意的，是一男一女之間赤裸裸的權力關係，控制與反控制，操縱與被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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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裏，年長已婚的漢斯與年輕的卡塔琳娜之間的情感，與其說是一段被時代裹挾的愛情，不如說是一場極其精密、極其殘酷的心理戰。

當卡塔琳娜有過一次出軌之後，漢斯並未直接指責她的背叛，而是用一種更陰狠的方式，讓她開始懷疑自己、無法直視鏡子裏的自己——從內部瓦解一個人的自信，才是真正的操控。

燕妮談到，漢斯童年成長於法西斯政權的教育之下，即便他後來反覆聲明自己反對那段歷史，他處理親密關係的方式，卻不自覺地延續了那套教育留下的印記。打壓、推卸、蔑視，把一整套本該發生在公共政治領域的暴力手段，悄無聲息地搬進了最私人的卧室與廚房。

這恰恰是她想讓讀者看見的。

所謂宏大的歷史，從來不是懸浮在個體生活之上的抽象存在，它會滲透進最親密的兩性關係裏，變成一個人如何對待另一個人的方式。

從聲音到記憶

長年在劇場工作的經歷，讓燕妮對「聲音」格外敏感，這種敏感也延續進了她的小說。

她提到，自己第一本書寫完之後轉向寫劇本時，最初其實是害怕對話的。但正是這種恐懼，逼著她一步步學會如何用聲音去構建一段關係。

《凱羅斯》裏，說出口的話與沒說出口的念頭、聽得見的對白與藏在腦海裏的獨白，被她刻意攪拌在了一起，像一部同時用文字和聲音寫成的作品。

男主人公漢斯的另一重身份是電台工作者，這並非偶然。在燕妮筆下，廣播不再只是宣傳的工具，而成為一種極度私密的連接方式，聲音比文字更貼近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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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聲音同樣重要的，是記憶與書寫的關係。

燕妮談到，德語裏「回憶」有兩種表達，一種是主動的、帶有自我書寫意味的回想（Erinnerung），另一種則是被動的、如同信件、器物一般靜止不變的記憶載體（Gedächtnis）。

小說開篇，卡塔琳娜收到漢斯留下的一整箱信件與錄音，她翻閲這些檔案的過程，與其說是在還原一個已故的人，不如說是在重新打撈自己這些年的經歷。

記憶從不是一成不變的抽屜。每一次打開，都會有新的東西冒出來。它是活的，會隨著一個人的經驗不斷生長、變形，甚至背叛主人的意願突然湧現。

這種對書寫本體論的追問，讓她的作品超出了單純的歷史敘事，指向了一個更普遍的命題——書寫，究竟是在保存記憶，還是在不斷重塑它。

類似這樣對記憶本質的敏鋭，幾乎原樣投射進了燕妮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打量裏。

她無疑是喜歡這座城市的。她說這裏乾淨得超乎她的想象，地鐵比柏林更整潔，街角綠地隨處可見，但作為一個作家，她也忍不住追問城市中那些被忽略的細節。

比如當走在老城區，她看到許多原本臨街的老房子如今被砌上了牆。她想知道那些原來住在這裏的人去了哪裏，這些房子如今的歸屬權屬於誰。

物質條件改善的同時，一代人的生活秩序與歸屬感卻可能被徹底打碎，需要幾代人才能重新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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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老物件　十二點開始寫作

工作之外的燕妮，生活規律得像一部精密運轉的機器。

她會在上午處理瑣事、回覆出版社的郵件、偶爾彈上一小時鋼琴，中午十二點準時開始寫作，一直持續到下午五點左右；如果正處在創作的關鍵階段，晚飯後她還會繼續寫，往往一直到深夜。

她的家中收藏著許多老物件，包括東德時期已經因風吹日曬而褪色、看不清原本圖案的糖紙。在她看來，這些東西的意義並不在於它們來自那個特定的政治年代，而在於它們見證了時間本身流逝的痕跡。

談到寫作中的自由，燕妮的態度同樣清醒而克制。她說自己何其幸運，能生活在一個作家可以自由寫作的時代，出版社給了她充分的空間去寫任何她感興趣的東西。

但她也提醒，作家的自由，與企業家的自由、與人工智能（AI）從業者的自由，性質完全不同。一個人可以選擇讀不讀一本書，這種自由不會傷害他人；但另一些領域裏的「自由」，卻可能把代價轉嫁給整個社會。

她把作家的責任，比作檢修一輛出了問題的汽車。社會是一具會生病的軀體，而作家的工作，就是誠實地指出哪裏出了毛病。

遺憾的是，歷史留下的經驗很難被真正繼承，因為每個人都必須重新活一遍，親自去經歷、去體會，才能真正理解一些道理。

這種毫不討巧的清醒，或許正是她的寫作能夠穿透具體的歷史語境、抵達更多讀者內心的原因。無論是東德與西德，還是任何一場劇烈的社會變遷，燕妮真正關心的，始終是具體的人如何在權力的裂縫裏，重新找回講述自己故事的力量。

說到這裏，她笑了笑，說自己有點像一個坐在孩子們中間講故事的老奶奶。一本書寫完了，故事講完了，可過一陣子回頭再看，又會冒出些新的細節，於是又忍不住想重新講一遍。

或許這也是燕妮・埃彭貝克一直寫下去的原因——過去從來沒有真正結束，它只是等待下一次被重新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