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專訪（一）】華人文化的宗親情緣：「台灣」同鄉會

華人自古重視由血緣與姻親形成的宗族關係，同一宗族的人在家鄉自然是互相扶持、互相提攜。隨著歷史進展，地域間的交流擴大，離鄉打拼的人增多，宗族關係又更進一步擴大成對地域認同，出身於同一鄉鎮或是同一省分甚至是操同種方言的人，都會自然地聚在一起，形成群體的力量。
早年移民來港的福建人，就成立不少同鄉會，除了連結鄉親，也提供門路予新一代同鄉人。同樣的，這股力量也在鄰近的台灣也十足展現。
台灣自1946年後，多達400萬來自各省、五湖四海的大陸移民匯聚在這僅有3.6萬平方公里的島上，因而催生大量同鄉會，僅台北市就有潮州同鄉會、寧波同鄉會、雲南同鄉會、湖南同鄉會、福州同鄉會……多達上百個。
《香港01》記者赴台灣，採訪了寧波同鄉會、河南同鄉會、廣東和東莞同鄉會等，透過系列文章紀錄同鄉會在台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並探討在兩岸分治70年下同鄉會如何把過去的同鄉情誼再植於港、台，並在現代社會建立自己的脈絡連結。

同鄉會──來自同樣一個家鄉的人們，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團聚起來，用鄉誼當作號召，供鄉親們互助、交流、聯絡的非官方組織。

中國人自古以來，有強烈的宗親觀，將同鄉親情看得非常的重。重視土地的中國人往往是在不得已的時候才會出外打拚，這時候就又多藉同鄉的交流來慰藉精神。

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鞏，就因為同鄉（江西）的緣故受到前輩歐陽修的照顧與提攜，曾鞏另外還引薦了王安石（同為江西）給歐陽修。現在想起來，王安石因為「熙寧變法」而在歷史上留下大名，所以如果說，王安石的仕途是起源自歐陽修的同鄉之緣，好像也不算太過分。

此外，清末知名的「湘」軍、「淮」軍等等，也都是用地域來區別，像是主事大臣曾國藩（湖南人）、李鴻章（安徽人）等，也多喜用同鄉官員，形成自成一派的官僚系統。無論最後成果是好是壞，還是可以從中了解「地域宗親」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

從「會館」到「同鄉會」

實際上，在清初就紀錄著有類似同鄉會的組織，也就是「會館（公所）」，也被稱作「同籍會館」，提供同籍貫、同行業的人士出入交流。在科舉時代，會館同樣作為同鄉應試子弟重要的寄宿、溫習之地，也可以當作同鄉會的前身。等到清末的時候，科舉衰落、貿易興盛、中國各省各鄉人士遷徙頻繁，同鄉會作為一個組織，融合、取代了會館的地位，許多新興同鄉會也就自行設置會館、公所，作為辦公、集會的用途。

古代交通不發達、通訊方式很少，「老鄉」們想要「他鄉遇故知」，必須用引薦、提攜的方式來申請會面。

到清末的時候，已經發展出有組織規模的同鄉會，當時稱作「某籍旅（居）某地同鄉會」，例如四明旅滬同鄉會（民國前夕改稱寧波旅滬同鄉會）、瓊崖旅京同鄉會等等。

數百年的時間裡，同鄉會、同鄉會館、公所等等組織，發揮了扶助老鄉、濟困扶危的作用，而不僅僅是消解相思之苦，還有助學、興商、祭祖、殯葬……等等各種實際的生活需求，服務當地。

直到中共建政後，嚴格取締民間社團，許多同鄉會紛紛解散消失，又或是改名為「某某促進會」，或是併入商會、行會、工會等等，作為中共政府的協力者，不再能獨立運作，同鄉會的事務也就呈現半休眠的狀態，長達數十年。

同鄉會在台灣

比起大陸，同一時間的台灣卻因為國民黨軍隊撤退到台灣，也帶來了大批的軍民來到台灣，而興起了一波的同鄉會組建熱潮。例如台北市寧波同鄉會，其實就是原上海寧波同鄉會（「上海幫」）的老班底來台後，於1947年重新運作，當時原本稱作「寧波旅台同鄉會」；直到1949年才正式命名為「台北市寧波旅台同鄉會」，於1967年再次改名成為「台北市寧波同鄉會」。

從「旅台」兩個字的有到沒有，也可以看出離鄉者的辛酸。

台北市是台灣政府機關雲集的地方，遷移到台灣的名流、雅士也多半旅居在台北，同鄉會也在台北最為興盛，遠超其他各個地方。除了寧波同鄉會外，還有大大小小例如廣東同鄉會、廣西同鄉會、東莞同鄉會、湖南同鄉會、雲南同鄉會、河北京津同鄉會……等等，不但總數量超過百個，單一同鄉會的最大人數甚至超過1.5萬人。

本來，同鄉會在台灣的作用比起在大陸時也沒有什麼不同：提供老鄉們交流的場所，好撫慰相思之情；又或是扶助遭逢困難的老鄉、提攜後進、助學興商等等。但是因為兩岸在數十年的時間裡斷絕往來，許多名士有鄉歸不得，同鄉會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更加重要了。

台灣的同鄉會資金絕大多數是來自會員捐款，也因此保證了同鄉會獨立運作的機能。儘管台灣政府也經常透過同鄉會來倡導政令，或是鼓勵募、捐款事宜等等，但對同鄉會的干涉程度仍然是遠遠低過對岸的；這也是因為在中共政府風風火火地「反右」、「反傳統」的時候，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也想要用重商、重傳統的形象來與對岸做出區隔，塑造出正面的印象。

就在這種氛圍下，在台灣的大陸同鄉會度過了可以稱作興盛的數十年，直到兩岸恢復交流、台灣政府解除戒嚴與民主化、台灣民間興起本土化運動，而這來自異地的同鄉會開始有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