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中國人「小病不求醫」心態是因求醫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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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內地醫院頻頻因*「醫鬧」等問題成為輿論焦點,至近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病例之多、傳播性之高,為內地醫療系統帶來巨大挑戰。在湖北武漢,至今仍不斷傳出醫院空間過度擁擠、應接病患不及的情況,暴露了疫情下中國衞生醫療體系的問題。

在內地,醫療資源集中於頂層,普通科門診短缺,但上佳的公立醫院服務及名醫,卻是「爭崩頭」。因此,人們普遍抱有「小病不求醫」的想法,遇到感冒、咳嗽、腹瀉等輕微症狀,不少人寧願到藥局或上網買藥,「去醫院」可能是稍顯陌生的體驗。這種「沒大礙」的看病習慣,是由於心理因素,還是社會制度配套所限?又是否會對個人預防疾病、以至公共健康造成影響?

為應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武漢改建多個體育館及會展中心,作為臨時醫院接待輕症患者。(Getty Images)

*醫鬧:指患者及家屬因醫療糾紛僱人到醫院鬧事,從而索取院方賠償、乃至獲利的現象,鬧事行徑包括毆打醫護人員、打砸財物、在診症室滯留、阻礙其他患者就醫等。

「像我們這些年輕人,小病自己吃藥解決,大病就去大醫院……像感冒這種難免都會得的病,去醫院也不就是給你開個藥嘛,沒有必要,還可能交叉感染。」在北京生活近十年、27歲的天津人余先生表示。他平日在出租屋常備消炎、止痛、退燒藥,每年去醫院的次數不超過兩次,通常都是「三甲」大型綜合醫院。

余先生的說法也許反映不少內地求醫者的心態,通常病情較嚴重時才會去醫院,要去醫院都會選擇較大型的公立醫院。某程度上也反映出內地醫院系統的「斷層」:理應負責治療「小病」的醫療機構並不為大眾所信,其功能很多時候被藥店取代,癥結正正在於內地基礎醫療(primary care)的缺失。

不少內地民眾抱有「小病不求醫」的習慣,在新冠病毒爆發的背景下,或阻礙疫情防控。(AP)

由於醫療系統呈「倒三角」的狀態,普通科門診等基礎醫療缺乏,就算到公立醫院看急症,也大多由專科醫生看診,全科醫生僅佔全國醫生總數4.8%。

赤腳醫生印象負面 難推社區醫療

在香港,以預防為主、以社區為中心的基礎醫療功能,由大量私家診所、醫務中心分擔。內地則建立一套有別於醫院的「基層醫療衞生機構」體系:城市裏有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等,村鎮則有衞生室、衞生院,旨在為社區居民提供基本醫療及公共衞生服務。根據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衞健委)編撰的《中國衞生健康統計年鑑》,2018年全國共有逾94萬間此類機構,逾65%位處農村。

然而,大眾對這類衞生所的印象一般。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中國政府曾推動一項改善農村「看病難」的計劃,培養數以千計在農村行醫的「赤腳醫生」,大多數僅經過最基本的醫療培訓便走馬上任。來到今天,內地醫療水平及醫務人員學歷均大幅提升,逾半執業醫生有大學本科或以上學歷,但基層對「赤腳醫生」的負面印象仍揮之不去。

圖為中國陝西省西安市一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新華社)

再加上在不同地區,基層醫療機構的設備、服務水平參差不齊,難免讓民眾質疑其專業性。2018年,這類機構的診療人次大約44.1億,當中不足兩成在城市;作為對比,全國約33,000間醫院,合共為35.7億人次提供服務。

民眾對承擔基礎醫療功能的機構缺乏了解與信任,提及「看病」只想到大型醫院,體現了醫療服務結構失調。尤其在大城市,社區醫療服務往往門可羅雀,大型綜合及專科醫院則人滿為患,門診掛號時「一號難求」。

畢業於北京高校的余先生憶述,感冒時曾光顧大學內的醫院(校醫),「沒有藥的時候才去,只是想開藥……現在租房的地方,還真不知道附近有哪些(社區醫療機構)。」他補充,近年來北京各大醫院均採用網上預約門診掛號方式,以疏緩在現場排隊的人流。

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響,「線上問診」開始在內地潮興。(新華社)

托關係給紅包 「專家號」最難求

余先生說,在大醫院看門診,第一步要使用微信公眾號「北京114預約掛號」,其涵蓋北京二、三級以上所有公立醫院,民眾可以預約未來一周左右的門診掛號,到時去醫院取號即可,之後再輪候看診。「現在比較少出現(現場)掛號台排長隊的情況,除非有長輩不知道可以網上預約,程序的確簡便很多。」

儘管網上預約系統能夠縮短在醫院排隊的時間,卻紓緩不了優質醫療資源供不應求的難題。例如預約掛號時可以選擇專科、甚至指定某位專家看診,不過「專家號」難搶,動輒等待一周以上,背後滋生「托關係」、「給紅包」、「黃牛號」等等的灰色行為。

「北京的醫療資源比較豐富,有很多專業性特別強的醫院,比如說看眼科就會去同仁醫院,暑假有很多家長特地從外地帶着孩子來配眼鏡……當然,人人都想要最好的資源。」余先生續指,專家看診自不必說,普通的專科門診在周末也較難掛號,因此對打工仔來說,去醫院並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

網上預約掛號的系統令民眾就醫更加便利,但解決不了內地優質醫療資源短缺的核心問題。(Getty Images)

實際上,單就數量而言,內地醫生資源放在世界標準並不輸蝕:每千人口對應2.6名執業醫生,在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之上(2016年香港是1.9名)。內地城市地區,每千人口平均有4名醫生,這數字在北京為7名,是內地31個一級行政區當中最多。但連北京民眾也尚且對所謂「專家」、優質醫生資源如此趨之若鶩,其他地區的情況可想而知。

另外,在費用方面,內地醫療保險制度已覆蓋逾95%人口,需要個人承擔的醫療支出佔大約三成。單看醫院門診病人,2018年其人均醫藥費為274元人民幣,當中四成是藥費。門診掛號本身收費並不高,但是民眾卻難以避免檢查、開藥、乃至給醫生紅包等額外支出。

即使在醫療資源豐富的大城市,專家門診往往仍是「一號難求」。(中新社)

「小病」靠吃藥 藥品市場商機無限

基礎醫療系統不受信任、大型醫院又人滿為患的背景下,不少城市裏的健康成年人都傾向「小病」時自行吃藥解決。當局近年來探索建立藥店評級制度,提高藥劑師覆蓋率。根據國家藥品監管局2018年數字,內地有48.9萬間零售藥品門店,約一半屬於連鎖企業,執業藥劑師註冊數量為46.8萬人。

由此可見,全國藥房網絡已頗具規模,並朝向連鎖化、規範化方向發展。再加上內地藥品管制相對寬鬆,非處方藥範圍較廣,因此不難理解對於普通民眾而言,買藥比去醫院方便、簡單、快捷。

宏觀來看,內地藥品市場近年來可謂商機處處,原因之一在於政府推進醫藥衞生體制改革,希望實現「醫藥分開」。例如自2017年起取消公立醫院的藥品加成政策。該政策曾實施逾六十年,允許醫院在藥品批發價基礎上加價15%,以補貼收入,長期以來形成「以藥補醫」的局面。另外,各省市政府也有措施出台,允許患者憑處方自由選擇零售藥房,而不必在醫院門診藥房購藥,即推動「處方外流」。

中國政府過去十年來推動「醫改」,「處方外流」為民間藥品市場帶來價值數億人民幣的商機。(新華社)

醫院逐漸撤離藥品市場,不僅為零售藥房創造無限商機,也有助醫藥電商行業的崛起。不少內地民眾對「網上購藥」已經習以為常,京東、阿里巴巴等電商巨頭均有此類服務,也有業內商家嘗試醫藥結合的模式,為網絡用家提供看病、買藥、快遞送藥全套服務。

當局早在2018年便為「互聯網+醫療健康」的發展背書,提出一系列鼓勵政策及監管要求。儘管此後在是否開放網售處方藥的問題上似乎搖擺不定,但從大方向上來看仍是支持的。如今內地醫藥改革與「互聯網+健康」風潮不減,這一行業未來相信會有大好前景。

醫院跟藥房相比,余先生便這樣形容:「就像買菜一樣,如果門口有市場,就會天天買;如果要坐幾站公交(即巴士)去大超市,自然要等到有需要才去。」可見便利性仍是不少人選擇就醫、購藥服務的一大衡量標準,對於自恃青春力壯的年輕人來說,更是如此。

圖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的北京藥店。(AFP)

基礎醫療漏洞 背後隱患何在?

然而,「小病不求醫」的心態與基礎醫療系統的缺失,背後存在不可忽視的隱患。咳嗽、頭痛、腹瀉等看似「小病」的症狀,或許是意想不到的「大病」徵兆,正如今次病徵與感冒差不多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不少病患可能基於這些內外因素,未必去求醫。

基礎醫療的關鍵作用正是慢性病、早期癌症等的常規檢查,以及注射疫苗等疾病預防措施。如今部份內地企業會為員工安排定期體檢,作為一項職員福利,也側面體現強化基礎醫療系統的必要性。

在不少西方國家,基礎醫療的職責交給普通科醫生或家庭醫生,他們負責為民眾進行定期身體檢查、接種疫苗等等。(Getty Images)

除此之外,基礎醫療起着承擔醫患分流的作用,例如西方國家流行家庭醫生(Family Medicine Specialist)或普通科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往往是經他們之手,將有需要的病患轉介至專科醫生,以減輕上層醫療體系的負擔。中國內地如今也借鑑這一概念,注重培養更多與專科對應的「全科醫生」,希望他們去社區醫療機構服務,惟這班人處於薪資偏低、職業發展不明朗的尷尬境地。

內地民眾的求醫心理,乍看是健康觀念問題,但歸本溯源,也許癥結仍在於公共醫療系統的畸形之處。至於解決方案是仿效西方的普通科醫生模式、香港的小型私家診所、還是加大發展「線上醫療」,那是後話了。

上文節錄自第20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24日)《大醫院門診逼爆 民眾寧「小病不求醫」 內地基礎醫療短板亟待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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