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Tech・二│教育科技「東升西落」? 探究亞洲巿場潛力

撰文:羅保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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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的中產人口不斷增加,教育科技(EdTech)的發展重心已經落在這片幅員遼闊的土地上。而且,亞洲父母多為子女安排補習班,漸漸形成總值約500 億美元(約3889.3億港元)的龐大補習市場。然而,亞洲的文化背景複雜、經濟狀況懸殊,教育科技發展有別歐美等地。

研發多項EdTech平台的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陳世道博士(Dr. Fridolin Ting)分享,其團隊發現科技初創界面對的其中一個問題是許多企業基於科技來研發產品,以為擁有優秀的科技產品,客戶就會採用。「教育科技必須是教學法(Pedagogy)先於科技,如喬布斯(Steve Jobs)和貝索斯(Jeff Bezos)總是想到顧客,因此,應該回歸本源,先想到要解決怎樣的問題,然後再圍繞問題來研發科技產品。」他說。

陳世道指出,部份教育科技企業的根本問題。(受訪者提供)

先想如何「教」 再想技術應用

陳世道指出,這個道理正好解釋瑞典、芬蘭、美國等國家為何能在教育科技上領導群雄,箇中原因並不單因為他們開發了像Kahoot!等大型教育科技平台,更由於其教育理念。他們的教育模式非常先進,像瑞典對嶄新的教學法抱開放態度,願意投放時間、金錢和資源,積極研發程式,實驗創新的教學法,跟亞洲傳統的「填鴨式教育」不同。

他們總會多想一步,激勵創新,讓學習變得有趣,同時訓練批判性思維。相較下,香港的教育模式有許多限制,不鼓勵思考,老師講書學生聆聽,為考試而溫習。
理大應用數學系陳世道博士

歐美和亞洲教育科技的發展分野,在於主動的學習模式?(Getty)

陳世道認為,歐美和亞洲地區的發展存在分野,可見教育科技的發展需要養份。他指出,歐美的學習模式較主動,相較下,香港等亞洲地區的學習模式偏向被動,研究發現前者的平均學習成績較後者高出8%。他曾為亞洲學生進行類似研究,若亞洲學生改為採用主動學習模式,平均學習成績高出16%,更是北美地區的兩倍,證明有趣且開放的形式確實有利學生學習。他重申,這才是發展教育科技的理想土壤。

除了土壤,政府的支援也是關鍵。新加坡教育科技初創公司Practicle 聯合創辦人黃重鳴(Ng Chong Ming)認為,政府掌握了重要渠道,若公私營通力合作,教育科技的推廣及發展將事半功倍。他指出,新加坡政府很支持教育科技發展,包括配對企業和投資方、提供海外支援等,故擁有很好的行業生態。新加坡企業目前最棘手的問題是難以接觸學生,故有賴政策的支持及配對。陳世道則指出,香港政府今年起投放不少資金發展教育科技,推動行業發展,只是起步較慢。

城鄉差距是亞洲發展教育科技面對的一大挑戰,開發低成本平板電腦,可望改善數碼鴻溝。(Getty)

星港兩地教育科技發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區內趨勢,惟兩者都是國際大城市,難以揭示亞洲地區複雜的國情和發展差異。互聯網覆蓋與普及程度在城鄉之間的差距猶大,人民收入亦會影響教育科技的應用程度。

美國教育科技平台Gnowbe 創辦人So-Young Kang表示,亞洲市場較歐美更新,對新科技更開放。但在市場推廣方面需要迎合地區口味,品牌仍需建立認知度,需要打穩基礎及建立信任。

美國初創公司CognaLearn創辦人Brian O'Dwyer則指出,亞洲部份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落後,故教育科技平台採用率較低、價格亦偏低。他解釋:「你需要花一年時間讓市場認識,花一年取得信任,再花一年讓他們光顧。」

EdTech企業在亞洲地需要有不同的經營策略。(Getty)

借助WhatsApp教學補貧富差距?

至於城鄉差距,確實是亞洲教育科技業需要面對的一大挑戰。2014 年在印度創立的教育科技公司ConveGenius 專門開發價值數百港元的低成本平板電腦,用於國內農村教育,奉行薄利多銷。

該公司創辦人Jairaj Bhattacharya 指出:「過去十年,由於開發新客戶巿場的成本高昂,印度教育科技的門檻持續高企。因此,我們採用了逆向思維,為大量低下階層學生提供學習機會,這亦是我們開拓新興市場的藍海策略。」經營鄉村教育科技多年,他理解到僅提供廉價設備和免費教學內容仍不足夠,接觸鄉村客戶才是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目前,ConveGenius 的產品已經獲全國16 個邦的部份官立學校、廉價私立學校及補習中心使用,並獲得不少好評。疫情期間,該公司因應學校停課,改以虛擬的聊天機械人(Chatbot)透過WhatsApp 教學,每星期以發送訊息的方式分發教材,學生只需通過WhatsApp即可註冊。該公司成功吸引約60個廣告客戶,在教育影片前後播放廣告,有助獲得穩定收入。

貧富差距是亞洲EdTech發展需要面對的一大挑戰。(Getty)

ConveGenius開發WhatsApp功能的原因,無疑是看準鄉間學童在學習設備上的不平等。部份農村家庭未能為子女購買專屬的電子產品,故公司開發了一般手機都能使用的教材。疫情期間,父母多了時間留在家中,子女可以利用父母的手機學習。Bhattacharya表示:「我們一直想從B2B2C(企業對企業對客戶)過渡到B2C(企業對客戶),現在正是最佳時機。」

ConveGenius的經驗,多少反映像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亞洲國家的大批學童,接觸教育科技時面對的局限。我們也不能忽略區內不少學童至今仍無法使用互聯網,遑論受惠於教育科技。此外,亞洲區內學習平台及網上教育內容的質量,整體仍難令人滿意,教師亦缺乏相關科技培訓機會。互聯網的普及與教育科技的高速發展,到底是讓學童的學習能力躍進,還是加大貧富之間的學習資源差距?這是一個不能漠視的問題。

上文節錄自第26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12日)《教育科技「東升西落」? 亞洲潛力無窮 城鄉差距挑戰大》。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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