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前修女揭露修道院洗腦欺凌：「他們無視了我的眼淚與不幸」

任何想要逃離到現實生活的念頭都被視為罪惡，對聖召的不忠誠被視為通往地獄的一步，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孽。

作者為英國布萊頓大學（University of Brighton）教育學院首席講師Karen Hanrahan

這是我母親瑪麗的話。她在1950年只有15歲的時候進入愛爾蘭的一個修道院，直到34歲才終於成功離開。她從20多歲開始對上級表達了疑慮，但多年來的「洗腦」以及一種對她和家人將面臨永遠譴責的恐懼，使她覺得違背誓言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我的博士研究中，我與我的母親以及其他五名修女和前修女交談，讓我一窺一種已經不存在的生活方式。她們令人心碎的故事描繪了一個壓抑且有害的制度，強調自我犧牲和盲從服從，而苦難和「精神受挫」（breaking the spirit）被認為可以使人更接近天堂。

對於許多離開修道院的人來說，多年來的「洗腦」、「心靈控制」和「當作小孩對待」（infantilisation）使他們在適應世俗生活方面面臨着重大挑戰——在心理、社交、情感和經濟方面。很少有人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得到支持。

近年來，「邪惡修女」的形象已經被誇大和扭曲，特別是在愛爾蘭——持續了幾十年的虐待醜聞的影響在這裏留下了深深的疤痕，徹底改變了人們對天主教會的看法。這些婦女的故事提供了一個關於修道院生活的內部視角，但或許也能提供一種更細緻入微的觀點，讓人們看到她們是如何形成生活方式、又是怎樣擺脫它的。

與我交談的女性在進入修道院時都還只是小孩，不了解內裏的真實情況，只是希望為自己創造更好的生活，然而她們卻被操縱和洗腦。其中一名女性在15歲時遭到一名年長牧師的性虐待，另一名婦女精神崩潰，絕食以尋求幫助，但卻遭到忽視。

變革之風

目前還沒有一項專門探討愛爾蘭前 「女教徒」（包括修女和姊妹）的研究，特別是針對那些在梵蒂岡第二屆會議（1962-1965年）之前進入宗教生活的人士的證詞。

在教宗聖若望廿三世（Pope John XXIII）以「適應時代或更新」（aggiornamento）為重點的推動下，被認為賦有更新和自我反省精神的第二次梵蒂岡會議（下稱梵二）召開。從羅馬吹來的變革之風為整個天主教會帶來了一連串的震盪變革。例如，在梵二之後，彌撒不再以拉丁文進行，而是以本國語言進行，祭壇的位置也被轉過來，這樣牧師在做彌撒時就不會背對「上帝的子民」。

梵二之後，修女們逐漸享有更多的自主權。例如，她們可以在決策中承擔更多個人責任，也可以在修道院外交友，甚至可以學習開車（這是她們以前不能夠做的）。

在梵二之前，修道院的等級制度要嚴格得多。修女必須放棄她的個人意志、完全交由上級定奪自己的命運。在我的研究中，一些婦女（除了我的母親之外，我不會以她們的真實姓名稱呼）說，視乎她們的上級是誰，她們的生活和職責可能會有很大不同。她們需要無條件的接受、犧牲和放棄自我來服從社區生活。

我的母親和一個時代的結束

我研究中的六位女性在20世紀50年代進入愛爾蘭的一個宗教團體，當時她們年齡在13至16歲之間。她們在不同的修道院長大，在愛爾蘭、英國和東亞的不同學校擔任修女和教師。四位在離開前度過了15至27年的宗教生活，兩位還在繼續。她們現在都已經80多歲了。

我強烈地感覺到，她們的故事需要在失傳之前被記錄下來，因為在父權制的天主教會中，排斥的考古學（archaeology of exclusion）使修女幾乎從歷史記錄中消失。

這種情況在前修女身上更甚。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宗教團體的女性成為愛爾蘭最大且力量最強的職業女性群體。然而，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愛爾蘭修女的會眾一直在下降。

我與她們的交談始於我的母親。現在她已經80多歲了，仍然經常會做無法逃離修道院的噩夢：

多年來，我一直在做一個夢，一個噩夢，就是騎着單車穿越高高的草叢——我身處錯誤的地方，應該是外面的路上；又或者是爬過一堵牆，我想下來卻發現很難。多年來，你腦子裏一直有這樣的東西，你知道你不應該在這裏，但我就在這裏。我能做什麼呢？你被告知天上有一道光照在你頭上，你被選中了，你被選中了。這真是一種愚蠢的描述聖召的方式。

我不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第一次得知我的母親在修道院待了近二十年。當時，我對她這一段過往的態度很不一樣。

孩童時期的我採取了一種積極的不知情的態度，覺得母親的前修女身份是有點可恥的，這讓我們在成長的愛爾蘭天主教小鎮上與眾不同。人們通常把那些背離他們的聖召（通常被描述為宗教生活的「召叫」）的人稱為「被寵壞的修女」或「被寵壞的神父」，是一種污名。我的研究對象中的一些女性將他們過去的這一部分隱藏起來，只與親密的家人分享；一位則等到她的孩子長大成人後才告訴他們自己的過去。

青少年時期，我記得自己對母親遭受到的不公正感到非常憤慨，對她被禁錮感到驚恐。她一直對自己的聖召表示懷疑，認為自己不適合當修女。她的上級怎麼能對她反覆要求離開視而不見呢？到我15歲，和我母親進入修道院時相同的年紀，我非常珍惜我不斷增長的獨立性，對於完全順從和消除自我的想法感到難以理解。

隨着我長大，我對她以前的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但我仍然對談論這個問題持保守態度，以免她成為人們好奇的對象。

但是，就家庭而言，我們影響着彼此的故事。我母親的故事是我人生故事的一部分。我的女兒現在15歲了，這讓我深刻體會到「被培養」的脆弱性，正如其中一位女性描述她進入修道院的經歷一樣。

進入修道院

無疑，有些年輕女性相信自己受到聖召並做出了回應，而成為修女也給予當時在愛爾蘭不受到社會關注的女性機會。愛爾蘭修女的「聖召」熱潮之所以一直持續到1967年，是因為她們被作為宗教人士的教育和職業機會、經濟穩定、抑或是宗教生活的冒險性所吸引。家中有修女或神父可以提升家庭的社會地位。修道生活在一個強大的跨國機構中創造了一種特權身份。

對這種修道生活吸引力的另一種解釋是，女性積極尋求婚姻和母親以外的另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適婚男性的數量不足。就我的研究對象而言，考慮到她們在進入修道院時只有13到16歲，我們有理由相信她們並不是因為找不到婚姻對象才進入修道院的。

當時宗教團體招攬人員很常見，「獲得聖召」對組織的發展和成功至關重要。天主教會就像一個帝國，一個跨國機構，其影響力和管理遠遠超出了國界。代表愛爾蘭和國際各種修會的修女們訪問學校，有時還會去那些有大家庭的農場招攬人員，過程中則經常播放有關傳教生活吸引人的電影。

在1950年代的愛爾蘭（事實上一直到1990年代天主教會的沒落），神父和修女在愛爾蘭社會中享有權力和特權地位，他們則被期望要虔誠、無條件地接受天主教信仰。因此，對於聖職志願者來說，愛爾蘭是一個進入教會的重要渠道。

我母親記得修女們來到她的中學時，當時她14歲，開始思考自己可能去哪裏，因為當時愛爾蘭鄉村的很多人注定要移民。她記得一位來自意大利的修女給自己留下深刻印象，以為她可能與教宗有關。

我母親說：「她告訴我們關於去傳教的浪漫故事，尤其是去非洲。我還記得她給我們看了一張照片，照片上有一個穿着白色衣服的可愛修女和孩子們坐船行駛在非洲的一條河上，而她則是管事的人。所以我立刻想，『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因為我必須要離開，而這聽起來很美好』。」

我的姑姑也在13歲時加入了修道院。我母親記得，她當時坐在椅子上時腿都還碰不到地面，因為她小了。雖然我的母親是受到前景一片光明的傳教士夢想、以及更廣泛的經濟背景的影響（她需要「去某個地方」），此外還有其他更個人的原因促使女性加入修道院。

我與一位名為Louise的女性交談過，她在修道院待了16年，直到32歲才離開。對她來說，加入修道院是出於家庭關係的考量和與母親的惡劣關係。她說：

「真的，我對此很真誠，當我決定加入修道院時...並不是因為我特別想當修女，或者我想照顧貧困人民，或者我想去傳教。真的只是為了向我媽媽證明我是個好人。我記得當時我想，如果我這樣做，他們就會知道我是好人。那時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Christina在15歲時進入修道院，在那裏度過了27年。她把進入修道院歸咎於與一位「好色成性神父」（predatory priest）的「不正當關係」。現年88歲的她仍然精力充沛，但她對自己當時的情況感到後悔：

「我知道這是不合適的...但當時我認為這是一種特權。是的，他在精通各式各樣的事情，他講法語，你知道，那樣的事情。我認為這是...在表面上和我自己看來，我把這當成一種榮譽。」

她記得有一個修道會來到她的學校，讓成為修女聽起來很「時尚和令人愉快」，她想，為什麼不試試呢？

洗腦和罪惡感

所有的女性都宣誓遵守貧苦、貞潔和順從的生活方式。她們與外界的聯繫被切斷，進出修道院的信件全都要被上級檢閱。修道院生活通過遵守嚴格的規則來消除個人身份認同。

我母親說，你「不能談論自己身體的任何部分，也不能談論自己的健康問題，也不要和任何人說話，最好不要」。女性們被禁止建立特別的友誼（「那是一個大問題」）。你不能「向任何人傾訴你的心事」。

「你知道你不應該說，『我很寂寞。我希望能回家。』對你的同伴說這樣的話是相當罪惡的。所以你應該永遠保持好心情，時刻微笑，對每個人都非常尊重，在表面上......你的自我真的被消滅了，你不能多講話，不能談論你所謂的「世俗生活」（life in the world）。所以這絕對是一種洗腦...」

在此之前我的母親在學校裏過得很開心，因此當她發現獎學金的承諾沒有兌現。進入修道院後，她發現修會實際上沒有提供中學教育，新成員需要通過自學、函授課程和小學內的修女偶爾提供的夜間輔導，來完成最終的學業考試。

我們坐在倒過來的牛油箱上，顯然他們很難容納我們那麼多人——我們至少有30個——我們擠在一個非常大的寄宿室裏，那原本是一家工廠，財物都放在其他黃油箱子內。所以，整個環境都很清苦、嚴苛。食物是正常的，但品質很差......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就像被趕到那裏一樣，好像我們都有聖召一樣。但在那個年紀，聖召是什麼呢？那時候你對此一無所知。

沒有書籍，沒有刺激

Louise覺得缺乏刺激的生活令人窒息。她告訴我：「因為我們彼此之間沒有對話，所以無法在任何方面啟發彼此關於生活的事情。我們的感官被完全剝奪，就是這樣。我們從不聽音樂，我們不能讀書，我們從不看報紙，我們從不被允許聽收音機，所以我們完全與『外面的世界』隔絕，他們經常將『外面的世界』形容得充滿邪惡。」

Louise說，她記得在她恢復自由以後，能夠買書並閱讀的激動心情。從她的家就能看出她對閱讀的熱愛，而且我注意到她在描述自己的經歷時，表達非常清晰和有條理，即使談論的是她數十年後仍然在面對的心理問題時也是如此。這種環境所帶來的長期影響很難被擺脫。

Christina進入修道院時16歲，離開時43歲，她也對修道院內限制閱讀的規定感到很失望，認為這阻礙了她們的成長。她說：「我們還是被當作孩子對待。我們總是需要幫助，需要監督。總有人在監視我們......我們沒有書籍，沒有刺激，所以我們都是非獨立的存在。」

想離開卻被認為是罪惡

但如果你想離開，過程也非常困難。一旦這些女性向上級表達她們對自己聖召的疑慮時，對方可能告訴她們那是魔鬼的引誘，又或者對她們說，離開後她們

會被詛咒，又或者是按一位女性的憶述說法，告訴她們若接受「更崇⾼的聖召」（higher calling），她們的三代子孫都會因她們的忠誠而得救；又或者告訴她們永遠無法報答修會給予她們的一切。她們於是屈服並留下來。

已經向修道院坦白過自己與神父關係的Christina則被告知，如果她離開修道院，她「將永遠陷入地獄」。「誰想永遠在地獄中呢？你知道的，那時我們所看到的地獄的圖片非常可怕。而我現在甚至不相信有地獄了」，她補充道。

對於Louise來說，壓力使她患上了強迫症，她自稱自己在二十多歲後半出現神經衰弱。住院一段時間後，她不情願的回到修道院：

他們完全無視我的眼淚，無視我的痛苦。於是我決定進行絕食，我當時還沒有絕食這個概念，只是那樣做了......這種情況持續了很長時間，而我本來不是這樣反叛的性格。但你知道嗎？我經常回想起那段時間，然後想起他們有多麼的不人道，居然會讓一個如此不快樂的人......完全無視她們的痛苦。」

二十幾到三十幾歲間，我母親離開的想法也越來越強烈，她夢想着組建一個家庭。回憶起自己從閣樓宿舍往外看時產生的欲望，她說：「我常常在準備上床睡覺時透過一個小圓窗往外看。我經常看到一個家庭主婦或母親在忙碌，尤其是在她晾衣服的時候。然後廚房的門會打開，你可以看到裏面的燈光，你會窺見家庭生活的細節。」

她補充道：「我會默默把那種生活和我晚上九點半以後孤單躺在床上的感受進行對比，會想知道為什麼我不能擁有那樣溫暖的生活，以及當你只是想要家庭生活時、卻不得不遵循聖召的不幸。只要你提到這類話語，都會被認為你被魔鬼引誘破壞聖召。任何想要逃離到現實生活的念頭都被視為罪惡。對聖召的不忠誠被視為通往地獄的一步，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孽。」

1969年的教師罷工給艱苦的生活按下了暫停鍵，給了她思考的時間和空間。那時她已經34歲，是一所中學的校長。這份責任讓她感到有力量。她開始為自己思考：「這是我生活中第一次能夠做出決定。因為我進入修道院時太年輕了，一直是別人告訴該做什麼，該怎麼想，該不怎麼想，我突然間決定，『既然我總是在向各種人提出建議、幫助他們做出決定，為什麼我不能為我自己做出決定？』於是在那次罷工期間，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我都要離開。」

梵二之後全世界的許多修女都離開修道院，回到世俗生活中。作家Karen Armstrong在她的回憶錄系列中詳細記述了她自己「走出黑暗的過程」。許多人一無所有地離開，對生活之後的境遇毫無準備。

研究指出，修女們在二十世紀以教師、護士或其他職業身份，對教育和社會關懷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這些前修女的巨大貢獻往往被忽視，缺乏實際或經濟回報。梵二以前修道院的專制和壓迫性的特徵，被指與修女們遭受到的精神失依、社會孤立和心理問題有關。

Louise談到了她對於自己一無所有、只帶着十字架和修女服離開而感到屈辱。她對沒有得到任何福祉或關心感到不平：

「我知道我永遠不會、永遠不會、永遠不會回來。我不僅從未回去過，而且我離開後從未與他們聯繫過，他們也從未與我聯繫過，從未問過我現在過得如何、能不能適應。當時我32歲，而我在16歲進入修道院......在生活經驗方面，我仍然是16歲。我從未處理過金錢，從不需要做出決定，我從未獨立生活、也不懂得照顧自己。」

我母親開玩笑的說，1969年離開後，她穿着迷你裙感到不自在，因為修禱多年使她的膝蓋上出現了粗糙的皮膚。其他人則談到了戴頭巾多年後出現的掉髮問題，以及因為對當時流行的披頭四樂隊一無所知而產生的社交尷尬。

她們的離開也對留下來的修女們產生了影響。由於交流受到限制，她們無法告訴其他修女她們的離去。根據一位仍留下的修女所說：「當她們決定離開時，她們被要求不能告訴任何人。所以她們從未告訴過我們，她們只是消失了，你知道，我覺得那真的糟糕。」

另一位修女描述了聽到一位修女回到世俗生活的消息時的感受，她說「我的世界崩潰了」。

「修女是人嗎？」

修女在愛爾蘭集體回憶中佔有爭議性的地位。「修女是人嗎？」是1971年為愛爾蘭電視台的一部紀錄片的標題，它顯示出愛爾蘭對修女形象的長期矛盾情感。修女對歷史上的不公正行為負有責任，是教會和國家的壓迫性故事的共謀者。抹大拉洗衣店（Magdalene Laundries）和愛爾蘭母嬰之家醜聞的調查（Mother and Baby Home）已經清楚的證明了這一點。

2018年發佈的「Clann Report」顯示，這些虐待行為的後續問題不僅在愛爾蘭境內產生了影響，還揭露了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有超過2,000名兒童被送到美國進行非法收養。奧斯卡提名的電影《千里伴我尋》（Philomena）中便記述了這種非法國際送養活動。報告還提出了修女運營的機構中可能存在篡改兒童死亡記錄來促成非法收養的現象。

然而，這只是有關修女故事的一部分。

修女們在推動女性教育以及社會福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將修女扭曲成邪惡的漫畫形象簡化了複雜的歷史，使政府和社會能夠免除他們對愛爾蘭「控制的架構」（architecture of containment）和「恥辱政治」負有的責任。

2021年對「愛爾蘭母嬰之家調查委員會報告」的回應中，時任愛爾蘭總理馬丁（Micheal Martin）指出，國家和社會採取了一種扭曲的宗教道德觀念和控制、過度批判以及從道德出發的確定性（perverse religious morality and control, judgmentalism and moral certainty ），並向母嬰之家的倖存者道歉。

歷史上與天主教會有關的虐待罪亦是一個全球現象，且正變得越來越複雜。

但是，根據紅衣主教德阿維茲樞機（Joao Braz de Aviz）的說法，修女在自己的修道院內也遭受過虐待，神職人員對修女的性虐待甚至得到了教皇的承認。同時，梵蒂岡在2017年發佈的指導方針承認了女性機構內的權力濫用。

我自己的研究則強調愛爾蘭宗教團體所擁有的權力和特權地位，與修女們的隱蔽、自我犧牲和經常無權的生活之間的對比。

「我並不憤怒」

與天主教會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相比，今天教會的地位遠不如以前穩固。儘管人們對制度的遵守，以及愛爾蘭人口中天主教徒的比例和總數仍在下降（根據2016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天主教徒佔人口的78.3%，比五年前的84.2%有所下降），但在國家超過四分之三的人口中，天主教似乎仍是愛爾蘭身份的一部分。

許多修道院，曾是愛爾蘭城鎮和城市中信仰和權威的主要象徵，現在已荒廢或正在進行重新開發。愈發老齡化的修女群體則通常以小團體的形式居住在當地社區的樓房中。

與研究中的其他女性不同，我母親近幾年間與過去和她在同一個修會的一些修女取得了聯繫。

回顧她以前的身份，她說：「雖然我並不憤怒，但我得出的結論是，整件事情都非常糟糕，許多人受到傷害。那些接受教育的人在離開時多少還有安全網，但其他人卻沒有，他們與同齡人格格不入，但因為年齡偏大，他們也難以找到工作和伴侶。」

對於她來說，遇到我的父親、組建家庭，且實現了從閣樓窗戶中想像的更「自然的生活」，或許有所幫助。

本文轉載自The Conversation，由香港01編譯，點擊閱讀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