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劣的英倫政治:揭交通基建如何變成政治上的「文化戰爭」

撰文:The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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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府部長們開始停止為2023年英格蘭的自行車和步行基礎設施提供資金時,氣候運動人士感到困惑。這標誌着交通政策的重大轉變,似乎與政府自身減少道路交通碳排放的目標相悖。

作者:英國倫敦城市大學英語高級講師Dominic Davies

但最近由可持續交通運動組織「交通行動網路」(Transport Action Network)領導的一項法律挑戰表明,部長們的這一決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受陰謀論所驅動的。

長期以來,城市規劃者一直在制定各種計畫,以阻止人們在短途旅行中使用汽車。包括15分鐘城市、低交通流量街區(low-traffic neighbourhoods,LTNs)和超低排放區(ultra-low emissions zones,Ulez)在內的倡議,旨在推廣更積極的出行方式。

其目的是減少交通擁堵和有毒污染,以及這兩者對居民生活品質和健康造成的負面影響。減少汽車使用也被廣泛認為是應對氣候危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減少汽車使用,被廣泛認為是應對氣候危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Getty)

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後,這些簡單的措施卻與反封鎖陰謀論糾纏在一起。它們被誤解為對人們基本自由的限制。根據這些錯誤資訊,這些措施可能會導致全面禁止汽車駕駛、居民被囚禁在狹小的區域內,甚至人們在一天中的某些時間段無法離開家門。

這些理論是虛構的,不是事實。但這些理論都是在全國公共交通供應失靈的背景下產生的。對於英國各地(尤其是倫敦以外地區)的許多人來說,汽車出行不僅是首選的出行方式,也是他們唯一可行的選擇。

我在最近出版的《基礎設施的破碎承諾》(The Broken Promise of Infrastructure)一書中指出,公眾之所以相信這些陰謀論,部分原因在於公眾對政府的信心急劇下降。由於長年失修、疏於管理、缺乏再投資和問責制以及普遍的管理不善,浪費開支和前所未有的私有化削弱了英國的基礎設施。一再食言的承諾——包括「提升水準」的失敗——反過來又削弱了民眾對國民政府的信心。2022 年,只有35%的受訪者表示信任政府,遠低於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準。

減少汽車使用的措施,被一些陰謀論者利用作限制人們的基本自由。(Getty)

政治言論

在2023年9月舉行的保守黨大會上,交通大臣夏萬恒(Mark Harper)對15分鐘城市意味着「地方議會可以決定你多長時間去一次商店」這一明顯錯誤的觀點深信不疑。

幾天前,英國首相辛偉誠(Rishi Sunak)在接受《太陽報》採訪時高調宣稱,這些政策並沒有「反映英國的價值觀」。他承諾要「停止對駕車者的戰爭」。

這些訴諸陰謀論的奇怪言辭部分是出於粗暴的政治策略。在2023年的一波補選失利中,保守黨在烏克斯橋(Uxbridge)得以保住,部分原因是當地反對擴建倫敦的超低排放區Ulez。

實際上,烏克斯橋的選票既取決於Ulez,也取決於低投票率。在全國性競選中,這種反對反汽車政策的選舉潛力充其量只能說是模棱兩可。儘管如此,辛偉誠仍試圖利用他能找到的任何贏得選票的政策問題,即使這會進一步損害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首相辛偉誠(Rishi Sunak)早前承諾,他要「停止對駕車者的戰爭」。(Getty)

但這其中還有一個更大的故事,辛偉誠在2023年7月發推文說:「談及自由,坐在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舊Rover車裏......這就是我在全國範圍內審查反汽車計畫的原因。

20世紀80年代,戴卓爾夫人主張在意識形態上將放鬆市場監管與擴大汽車使用聯繫起來。她在金融大改革(Big Bang)兩天後開通了M25高速公路。金融大改革是戴卓爾夫人政府與倫敦證券交易所達成的一項協議,對金融資本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放鬆管制措施。

高速公路服務站的永久產權是戴卓爾夫人最早私有化的一些公有資產。與此同時,她在1989年發表了臭名昭著的白皮書《道路促進繁榮》,承諾實施「羅馬人以來最大的道路建設計畫」。該計畫耗資60億英鎊,將當時的道路預算增加了一倍多,不僅沒有縮減,反而擴大了國家干預。

自2010年代以來,歷屆保守黨政府一再復活戴卓爾夫人對汽車的意識形態癡迷。2011年,時任交通大臣夏文達(Philip Hammond)認為,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時80英里而非70英里的速度行駛5分鐘,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與免稅或補貼相同。

最近,在成功競選首相期間,卓慧思(Liz Truss)建議取消英國高速公路每小時 70英里的限速。她一上任,就隨即推出了災難性的小型預算案,無獨有偶,該預算案旨在放鬆金融監管,刺激第二次金融大改革。

自2010年代以來,歷屆保守黨政府一再復活戴卓爾夫人對汽車的意識形態癡迷。(Getty)

認真對待卓慧思的道路安全專家們指出了,從死亡率上升到廢氣排放增加等緊迫的危險。但這一回應卻忽略了自由市場的政治宣導者試圖通過支持汽車的言論來實現的民粹主義訴求。

這些宣導者將汽車旅行所帶來的個人自主與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聯繫起來,揮舞著「開放道路」所帶來的自由感。通過這種方式,他們正在散佈一種觀點,即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都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

這忽視了政府在建設和維護國家道路方面一直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也轉移了人們對英國搖搖欲墜的交通基礎設施的關注。這種策略不是要求國家進行干預以解決問題,而是故意將干預本身視為問題所在。

最危險的是,它玩世不恭地利用陰謀論。這些理論往往植根於喪失權力的社區。將基礎設施變成政治上的文化戰爭議題,只會進一步削弱那些最需要改善基礎設施的人的權能。

汽車已經從私人便利變成了公共麻煩。如果政府真的想改善人們的生活,就應該增加對負擔得起的公共交通以及無障礙步行和自行車基礎設施的投資。只有這樣,社區才能重新掌控自己的街區。

本文轉載自The Conversation,香港01獲授權編譯,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點擊閱讀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