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周波大校・下|中國是現行秩序的捍衛者還是挑戰者?

撰文: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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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開始新任期的俄羅斯總統普京5月中旬結束訪華之際,中俄發布上萬字的聯合聲明,雖然聲明一開始就呈明「當前的中俄關系超越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模式,具有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性質」,且強調中俄「始終恪守《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但因為聯合聲明中無處不在的對美國的批評,故此該聯合聲明也被認為是一份「反美聲明」,中俄這兩個威權國家也被認為正在聯手挑戰現有的「自由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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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顯然對這樣的指責並不陌生,在聯合聲明中也直接回應了這一問題。「世界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南方』國家和地區新興大國地位和實力不斷增強,世界多極化加速顯現。這些客觀因素加速了發展潛力、資源、機遇等的重新分配,朝着有利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方向發展,促進了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國際公平正義。而抱守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國家與此背道而馳,企圖用『基於規則的秩序』取代和顛覆公認的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聲明中還說,「中方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一系列全球倡議具有重要積極意義。」

一邊是美西方對中國的警惕、擔憂進而將中國鎖定為戰略競爭對手,認定中國是現行秩序的挑戰者,一邊是中國不斷向外界承諾中國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勢力範圍,強調中國是現行秩序的受益者、捍衛者。該如何理解這其中的矛盾與張力?中國又有着怎樣的「規則觀」?《香港01》專訪了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論壇特約專家周波。周波大校1979年入伍,歷任廣州軍區空軍司令部參謀、國防部外事辦公室參謀、西亞非洲局副局長、綜合局副局長、中國駐納米比亞正師職國防武官、中央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安全合作中心主任。此外,周波多次作為中國軍方代表在香格里拉對話會、慕尼黑安全會議發言。

周波大校。(資料圖片)

對於現行世界秩序,周波直言西方人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把二戰之後主要在經濟領域的規章和制度架構理解為世界秩序。」在周波看來,這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世界秩序本身遠遠超過了這一範疇。許多規則、制度,甚至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機構都是西方在二戰後量身打造的,但僅僅這些並不能定義一個由風起雲湧的非洲獨立運動、冷戰、蘇聯解體和中國崛起等重大事件塑造的體系。「從本質上來說,國際秩序包括不同的宗教、文化、習俗、民族特性和社會制度,其中一些可能已經存續千年之久。此外,國際秩序還受到全球化、氣候變化、大流行病和核擴散的影響。」所以,「世界不同地方,人類文明表現為各種方式,不同社會制度、宗教都在同時生長,這就是世界秩序。而這個世界秩序從來沒有被統一過。」

但西方人的問題在於,冷戰勝利之後開始膨脹,進而形成一種錯誤觀點,認為世界秩序就應該是己方認定的「自由國際秩序」。所以當美國總統拜登談論國際秩序時,他實際上是在說他此前所稱的「自由國際秩序」,其中美國的領導地位被視做理所當然,但這種秩序在世界上並不存在,看似最接近自由國際秩序的時期是蘇聯解體後的15年左右,也就是蘇聯解體之後和中國崛起之前的過渡時期。

在談到這一問題時,周波提及了對他印象深刻的兩次慕尼黑安全會議。「一次是2019年2月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大謎題:誰來收拾殘局?』會議報告中還提及,『一個大國競爭的新時代正在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形成,與之相伴的是所謂自由國際秩序出現了領導真空。』報告還斷言,整個自由國際秩序正在崩潰。顯然,正在分崩離析的是自戀的、虛構的秩序,大國興衰、潮起潮落對於世界秩序本身而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從來不會因為某個國家的衰落而崩潰。另外一次是2020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這次會議的主題是『非西方化』,會議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論:全世界正在變得『非西方化』,就連西方本身也在變得『非西方化』。世界各國和西方自己都發現,西方民主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好。這使原本頗為自戀的西方產生了嚴重的『受害者情結』,將西方民主的問題歸咎於俄羅斯和中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左)2024年2月16日在德國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MSC)期間與中國外長王毅(右)進行場邊會面。(Reuters)

在周波看來,這一指責對中國尤其不公正。「中俄對待世界秩序的態度有着本質區別:俄羅斯帶着『懷舊』的情緒,對全球化和世界秩序抱有抗拒之情;但中國則不然,中國作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希望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展開更多、更緊密的合作,中國是世界秩序的捍衛者而非破壞者。西方一方面不分青紅皂白對中國橫加指責,但另一方面又有求於中國、對中國有所期盼,其態度既搖擺又矛盾。」不論如何,周波說一個大的趨勢不可阻擋,「現在不只是中國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很多國家都在往中央走」,「全球南方的發展並不是由某一個國家推動的,而是在全球西方民主式微的情況下,自然產生的一種尋求新方向的力量。」

具體到中國的秩序觀和規則觀,周波強調也是在變化的,「在鄧時代甚至到了江胡時代,中國一直在說的是建立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新秩序是什麼意思?至少說明中國對現存的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是不滿意的,並且希望改變它。但現在很少聽到這樣的官方表達了。中國反而成了世界秩序的捍衛者。中國也沒有去界定世界秩序究竟是什麼,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中國是當今世界秩序的受益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市場經濟的受益者,中國也在向西方學習先進科學技術。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和全球化進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中國深深紮根於現有國際秩序,希望捍衛國際制度。」

對於周波談及的中國人的規則觀,歷史學家王賡武在2018年出版的《王賡武談世界史:歐亞大陸與三大文明》一書中也有過類似表達,「過去三十多年來,有大量例子表明,中國人實際上已經接受了外部規則,並試圖使這些規則服務於他們的利益。」「中國人對那些規則並不太滿意,因為它們只是技巧而已。所以說,重要的並不是規則本身。費九牛二虎之力去爭取改變這些規則是得不償失的。他們寧肯去解讀、規避,或靈活運用之,以適應不同的情況。」

王賡武。(資料圖片)

周波對此補充說,「規則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每個國家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一定要把自己利益最大化,這是必然的,也是無可厚非的。」中國加入了二戰後由美西方建立的幾乎所有國際機制和機構。中國推動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多邊合作等新的機構以及推進全球基建的「一帶一路」倡議,都有可能改變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但是,這種改變有助於改革而非取代現有國際秩序,使其更公平。「也許安撫西方的最好辦法是告訴它,沒有哪個國家試圖以自己為代價來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不把世界秩序劃分成『自由』或『不自由』的陣營,而是把它看成一種混合體,其中包括各不相同但共生共存的社會制度、安全架構,尤其是不同的文明,這樣難道不是更有意義嗎?與不斷變化的國際秩序相比,文明持續的時間更長,也更穩定。在地球村裏,一種不同的文明不再在遙遠的地平線外,它就在你的身邊。」周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