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現代社會男女仍不平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不同回答

在平等價值愈發深入人心、女性不斷覺醒的現代社會，依舊有許多男女不平等的現象，其中一個突出表現是男女的事業差距。在傳統社會，女性受制於一系列制度規則、文化觀念的約束，往往處於從屬地位，即法國作家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說的第二性，只能把命運寄託在婚姻和家庭之中，但隨着過去一百多年的持續努力，歧視、限制女性的制度規則、文化觀念正在不斷崩塌，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接受教育、追求事業，可為何依然有許多人難以接受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作為女性主義先驅，波伏瓦系統論述了女性在漫長曆史中的從屬地位是因為起初自然因素造成的男女不平等被一系列制度規則、文化觀念所固化與放大。她寫道：「一切都仍然在鼓勵少女期待從『白馬王子』那裏獲得財富和幸福，而不是獨自嘗試困難而不一定成功的征服。特別是，她可以期望依仗他進入高於她的階層，這個奇蹟是她工作一輩子也不能帶來的。但這樣一種希冀是有害的，因為它將她的力量和利益分割開來；這種分割對女人來說興許是最嚴重的障礙。父母撫養女兒是為了讓她結婚，他們並不想鼓勵她的個人發展；她在婚姻中看到那麼多的利益，以至她本人希望結婚；這就使得她往往不如她的兄弟們受到那麼多的專業訓練，受到那麼紮實的培養，她不是那麼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職業中；由此，她註定要處於低下的地位；惡性循環形成了：這種低下加強了她要找到一個丈夫的願望。」

然而隨着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情況早已發生改變，女性無論是受教育機會還是工作機會，都比傳統社會有巨大進步，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在《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研究了過去一百年美國女性大學畢業生追尋事業和家庭平衡的旅程，認為「在20世紀的大部分裏，女性被歧視是阻礙她們發展事業的主要因素」，但今天已經難以看到鮮明的、普遍的排斥已婚女性就業的歧視性政策，「工作中的性別平等似乎終於觸手可及，向女性開放的職業也比從前更多」。

那為何在那些女性受教育機會、工作機會都有巨大進步的社會，依舊存在男女收入差異？克勞迪婭·戈爾丁給出了不一樣的回答，她認為社會上常見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性別歧視解釋和「職業隔離」解釋（男女因性別差異而選擇的不同類型職業恰好存在收入差異）都只能說明一部分問題，更大部分的原因在於「貪婪的工作」。

在她看來，隨着時代和社會的變化，今天「越來越多的女性計劃開啟長期、高薪、有成就感的職業生涯，收穫持久的成就漸已成為個人身份的標誌」，但「貪婪的工作」意味着為了達到增加家庭收入和照護老人、小孩的平衡，將造成家庭中夫妻的分工，即一人將更多的時間放在工作、另一人在更多的時間放在家庭照護，而長期的社會規範使得妻子承擔更多的家庭照護責任，其結果是限制女性的事業發展。

時間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公平的，但怎麼分配時間則因人而異。對於多數人來說，無論是事業的成功還是家庭的幸福，都要長期投入時間和用心經營。

克勞迪婭·戈爾丁寫道：「在一個充斥貪婪工作的世界裏，伴侶公平的代價十分高昂……當大學畢業生找到人生伴侶並開始規劃家庭時，他們就面臨一個極其嚴峻的選擇：是要更公平的婚姻，還是要更寬裕的婚姻……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家庭的潛在收入，一方要在辦公室承擔耗時的工作，另一方要在事業上做出犧牲，承擔耗時的家務勞動。無論性別，後者的收入都會減少。性別是不容忽視的因素，因為從古到今，犧牲事業回歸家庭的大多是女性。女人絕不慵懶，也不缺乏天賦，她們打一開始就和男人處於平等的位置。部分由於我們將要探索的性別規範根深蒂固，所以即便是胸懷抱負、才華橫溢的女性，也覺得有必要為了家庭而放慢自己的事業發展步伐。男性能夠擁有家庭並更上一層樓，是因為女性在事業上做出退讓，把更多時間留給了家庭。雙方都有所失：男人放棄了陪伴家人的時間，女人放棄了部分事業。」

毫無疑問，長期以來的社會規範造成的男女在事業和家庭的分工未必合理，但不能不承認的現實是，在時間有限而事業、家庭都要長期投入時間的兩難現實中，夫妻在事業和家庭的分工協作其實是理性的無奈。當然，如果一個家庭有長輩協助照護或有條件僱傭保姆，那麼夫妻自然有相對公平的時間追求事業。除此之外，如果一個家庭中的妻子的事業成就高於丈夫，那麼同樣是可以丈夫承擔更多的照護責任。然而在克勞迪婭·戈爾丁看來，無論什麼情況，都不能改變一個基本的邏輯：只要「貪婪的工作」存在而家庭又要求夫妻中的一人承擔更多的照護責任，那麼，一個最常見的結果是那個承擔更多照護責任的人將不得不放棄、犧牲部分事業。

在同等情況下，凡是花費時間多、不規律、壓力大、難以替代、難以標準化、競爭激烈領域的工作，通常收入會相對較高，卻與家庭照護責任存在衝突。克勞迪婭·戈爾丁認為：「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職業也是員工爭奪客戶、合同、交易和病患的職業；而且員工的工作時間最長，待命時間和繁忙時刻最多（想想律師、外科醫生、會計師和高層管理人員的長時間工作）……在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職業，女性尤其是母親，將不太可能賺取較高的收入。她們的報酬會遠低於積極參與業務競爭的人，也遠低於為爭取業務長時間不規律工作的人。隨着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收入不平等的普遍加劇，時間要求最高的工作，報酬也越來越高。因而，那些對女性來說最難進入且最艱苦的工作，恰恰是過去數十年裏最掙錢的工作。」

面對「貪婪的工作」和家庭照護難以兼顧的困境，克勞迪婭·戈爾丁建議通過降低靈活性成本（提升彈性工作的生產力）、減少家庭照護的成本、改變社會規範（事業和家庭的權衡不再取決於性別）來促進性別平等和兼顧事業、家庭。平等是現代社會普遍認可的價值，但追尋平等的步伐往往受制於政治經濟社會的現實。克勞迪婭·戈爾丁對性別收入差異、男女事業差距的經濟學解釋是對波伏瓦所代表的一批女性主義學者們的解釋的有力補充。在持續推動性別平等的征程中，既要消除傳統社會壓在女性身上的不合理束縛，讓女性有與男性一樣的受教育與追求事業的機會，又要在正視經濟社會因素帶來現實困境的同時尋求務實的解決之道。